【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讯】《纽约时报》23日发表中国知名媒体人笑蜀的文章《看见台湾，看见大陆》。笑蜀曾因声援许志永等16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而遭到绑架，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12月13日，也就是许志永被正式起诉之日。文章讲述，笑蜀在看了台湾一部纪录片之后，感慨万千，进而说明他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
笑蜀在文章中说，全台首部航拍纪录片《看见台湾》在台北上映，他和一位台湾朋友前往观看。两人走出电影院，朋友对影片中所呈现的台湾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发出感慨，笑蜀则向朋友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根本无法拍摄这种真实纪录大陆社会问题的影片。
“你们这电影能公映。要在我们那边，连选题都通不过，”我说。其实，《看见台湾》岂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湾引爆了剧烈的舆论龙卷风，迫使台湾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诺改进。
“应该是习惯问题。大陆政府还不习惯公共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朋友安慰我说。
“兄弟，哪是什么习惯问题。”我急了，连连摇头：“你们有问题但更有办法，所以不怕曝光。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招，只好摀盖子，结果越捂越烂。”
随后，两人挥手告别，笑蜀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大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文章说，就说污染吧。有次半夜飞抵武汉，从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盆，倒扣着整个城市。巨盆中的空气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脏的水。我当时就心凉：这是我栖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脏水中吐纳，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
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一定都伴随社会抗争。有争才有变，这本来是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这似乎不适合中国，中国简直就是规律的黑洞，抗争的量级跟污染的量级完全不对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问题倒逼、危机倒逼，但这在中国更多是幻想，不仅很难倒逼出改变，反而不断地压低底线，包括压低道德的底线和公众的承受底线。 怒其不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情绪。
文章说，“不争”固然令人扼腕，但追问不能到此止步，还应该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争？“争”需要怎样的条件？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下中国不只政治腐败，更大的危机，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强调的社会溃败。溃败的社会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笑蜀说，在他看来，六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损失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在以下两端：一是文化上，即中华正统文化被彻底切断，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的流寇主义、痞子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与同样野蛮的舶来的斯拉夫专制主义杂交，生成畸形的红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难肃清。整个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丛林世界，距仁爱、宽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则愈来愈远。
再一个，就是整个民间社会被连根拔掉。公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结果是窒息、扼杀了社会。本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为要义，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恰恰是反社会的。进入维稳时代后，公权力尤其专政机器全面反扑。不惜耗费天价维稳成本，对社会严防死守，恐惧一切社会自组织，恐惧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惧一切建立在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由联合。
文章说，台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宪政体制问题、有司法体制问题，经济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个台湾依然安详、从容。奥妙何在？在于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甚至属于政府的很多职能，也让渡给了社会。比如办证和缴费，通常无须找政府，到家门口的7-ELEVEN，多媒体终端机上敲几个键，就全都解决了。市民办事再方便不过，政府却为此付出很大牺牲，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很多公务员就只好下岗了。
这反映台湾鲜为人道的一个特点：台湾的民主没我们想像的那么好，但台湾的自由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政府该退出的领域，统统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还多。但政府退出后，社会没乱，反而越来越好。几乎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不难及时发现，进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解决。
对比台湾，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社会。从来视社会为最大的假想敌，为了保卫政权，不惜糟蹋社会。社会自发秩序被破坏，自净机制难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则只在统治不在治理，社会问题也就不能不彻底失控，越来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如悬河随时可能溃决。
笑蜀说，这也是他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新公民运动发起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实际地涉入，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把我逼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受难者很多是我的兄弟，仅从江湖道义讲，都不能壁上观。更何况在我看来，新公民运动代表一种价值、一种希望，必须守护。不因镇压而溃散，而是开始新的集结，抗争才会持续；唯有持续的抗争才会让镇压失效，也才会给公权力勘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所以，镇压不应是终点，新公民运动必须接力下去——这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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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在文章中说，全台首部航拍纪录片《看见台湾》在台北上映，他和一位台湾朋友前往观看。两人走出电影院，朋友对影片中所呈现的台湾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发出感慨，笑蜀则向朋友指出，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根本无法拍摄这种真实纪录大陆社会问题的影片。
“你们这电影能公映。要在我们那边，连选题都通不过，”我说。其实，《看见台湾》岂止可以公映。它一出世就在台湾引爆了剧烈的舆论龙卷风，迫使台湾政府再三再四地道歉，再三再四地承诺改进。
“应该是习惯问题。大陆政府还不习惯公共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急，慢慢会好起来的。”朋友安慰我说。
“兄弟，哪是什么习惯问题。”我急了，连连摇头：“你们有问题但更有办法，所以不怕曝光。我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招，只好摀盖子，结果越捂越烂。”
随后，两人挥手告别，笑蜀不由自主的想起了大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
文章说，就说污染吧。有次半夜飞抵武汉，从半空望下去，我彷彿看到一个硕大无朋的巨盆，倒扣着整个城市。巨盆中的空气如川流不息的水，但那是多脏的水。我当时就心凉：这是我栖息的城市么？如果每天都在脏水中吐纳，有什么生命质量可言？
社会问题，社会危机，一定都伴随社会抗争。有争才有变，这本来是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这似乎不适合中国，中国简直就是规律的黑洞，抗争的量级跟污染的量级完全不对等，以致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很多人相信问题倒逼、危机倒逼，但这在中国更多是幻想，不仅很难倒逼出改变，反而不断地压低底线，包括压低道德的底线和公众的承受底线。 怒其不争，就成了一种流行的情绪。
文章说，“不争”固然令人扼腕，但追问不能到此止步，还应该再问下去：为什么不争？“争”需要怎样的条件？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必须坦率地承认，当下中国不只政治腐败，更大的危机，是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强调的社会溃败。溃败的社会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笑蜀说，在他看来，六十年来，中国最大的损失不是政治经济上的，而在以下两端：一是文化上，即中华正统文化被彻底切断，属于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的流寇主义、痞子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与同样野蛮的舶来的斯拉夫专制主义杂交，生成畸形的红色文化，毒化了民族的文化基因，一百年都难肃清。整个国家成了彻头彻尾的丛林世界，距仁爱、宽容、和平、理性等普世法则愈来愈远。
再一个，就是整个民间社会被连根拔掉。公权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细胞，结果是窒息、扼杀了社会。本义上的社会主义以社会本位为要义，但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恰恰是反社会的。进入维稳时代后，公权力尤其专政机器全面反扑。不惜耗费天价维稳成本，对社会严防死守，恐惧一切社会自组织，恐惧一切自由的交流，恐惧一切建立在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由联合。
文章说，台湾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宪政体制问题、有司法体制问题，经济更是十多年走不出低谷。但整个台湾依然安详、从容。奥妙何在？在于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甚至属于政府的很多职能，也让渡给了社会。比如办证和缴费，通常无须找政府，到家门口的7-ELEVEN，多媒体终端机上敲几个键，就全都解决了。市民办事再方便不过，政府却为此付出很大牺牲，因为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很多公务员就只好下岗了。
这反映台湾鲜为人道的一个特点：台湾的民主没我们想像的那么好，但台湾的自由比我们想像的要好。政府该退出的领域，统统退了出去，甚至比法定的退得还多。但政府退出后，社会没乱，反而越来越好。几乎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所有社会问题都不难及时发现，进而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最大限度解决。
对比台湾，我们最大的短板就是社会。从来视社会为最大的假想敌，为了保卫政权，不惜糟蹋社会。社会自发秩序被破坏，自净机制难起作用；政府的重心则只在统治不在治理，社会问题也就不能不彻底失控，越来越逼近社会的承受极限，如悬河随时可能溃决。
笑蜀说，这也是他认同新公民运动的原因。“新公民运动发起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实际地涉入，只想做一个观察者、思考者。但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镇压把我逼到墙角，我别无选择。受难者很多是我的兄弟，仅从江湖道义讲，都不能壁上观。更何况在我看来，新公民运动代表一种价值、一种希望，必须守护。不因镇压而溃散，而是开始新的集结，抗争才会持续；唯有持续的抗争才会让镇压失效，也才会给公权力勘定不可逾越的边界。所以，镇压不应是终点，新公民运动必须接力下去——这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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