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1日讯】人们知道“白毛女”的传说，大多是从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开始的。其实，它来源于1930年代末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这一故事：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那么一个民间传说是怎么变成了政治神话的呢？
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
在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人们晚上经常去给白毛仙姑”进贡，因此“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了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芭蕾舞剧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延安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白毛女》仅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意，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终于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领导人对这出戏非常关心，因为时值抗战尾声，民心所向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因而它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真实的黄世仁与杨白劳
然而，真实的“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一百多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一百多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 礼，智，信”五个儿子。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
杨白劳是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着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像，同时又染上了赌瘾和毒瘾，豆腐事业从此败落，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喜儿是杨白劳的独生女儿。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了喜儿。
歌剧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传说故事，被融入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观众们看后自然是义愤填膺，甚至出现了现场观众举枪要杀黄世仁的举动。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看过演出之后，表示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应该被枪毙。《白毛女》每改一稿，黄世仁地主的形像便狰狞几分，到最后完全变成恶的化身和符号，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发泄。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它虚构出了阶级对立和冲突，挑起阶级矛盾和仇恨，对现实加以鬼化和神化，从而激起纯朴民众的义愤和热望。应该承认这是20世纪的奇迹。
在艺术上，《白毛女》对传统也颇多“借鉴”。它的情节沿袭了民间文学中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容易赚取乡愚村陋廉价的眼泪。其音乐更是优美动听，然而它却多半挪自河北、山西一带现成的、流传很久的民间音乐，如《小白菜》、《青阳传》和另外的一些梆子戏的曲调。 《北风吹》和《扎红头绳》这些最着名的段子便是原调抄来，毫不走样。其实，岂止《白毛女》，多数“革命历史歌曲”走的都是这条“改编”和“重新填词”的路子，什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什么《翻身道情》，甚至连《东方红》这首“准国歌”的曲调也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情歌。一经如此“改编”，“革命文艺”不但毫不费力地将一代又一代前辈艺人的心血据为己有，还将这些早已在民间音乐史上历尽凝炼因而确实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作为革命受到群众“衷心”拥护的证明。
电影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到了“文革”的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因为这出虚构的悲剧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杨家逼债开始的，借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现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莫须有的“地狱”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对中共的感恩。
现代社会正在上演“白毛女”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剧此刻正在上演。 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有一则《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说的是在中英联合探险队对“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文革”时代留下的“活化石”。记者这样写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遥远的牙通古斯村，有一个全村唯一的汉族人，一个被动乱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脸庞削瘦，一头白发，身子被日月折弯了腰，两眼深凹像是满怀希望，又像是在倾说什么。他就是我们要见的汉族人，名叫钟剑峰，今年59岁。采访是用特殊形式进行的。他跪着说，我跪着记。他用苍 凉得嗓音，诉说悲伤的过去。钟氏原籍广西，“文革”时因成份问题被造反派通缉。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装货物的卡车上逃进沙漠，一直逃到与世隔绝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 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汉族记者，又燃起回乡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与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颤声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类似钟氏这样离奇而悲惨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里难以计数，但绝大多数早已湮没于无闻。由于钟氏顽强的生命力，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这块“活化石”才得以重见天日。感谢那位记者给他的报导取了一个饶有深意的题目，因为它使我们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出“创作”出来的悲剧。这里补充一则由同一记者同一晚报去年披露出来的另一惨剧(也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在罗布泊南岸，有一个叫红柳谷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这儿扎根落户。当时，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岁，受苦受难时特别想家。有一天，四个女娃娃偷偷跑出来，她们一心朝着东方走，朝着故乡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里，一个女孩便倒地渴死了。没走多远，剩下的三个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时，三人抱成一团，脸面仍朝着东方，朝着家乡 (上海《新民晚报》1998年1月13日)。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文革”，无数的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力的“牛鬼蛇神”，或被驱赶到了不毛之地“奉献青春”的少男少女们--无论是生存的，还是早已含恨长逝的--都将为此作证。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从民间传说到政治神话
在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人们晚上经常去给白毛仙姑”进贡，因此“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了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这就是《白毛女》的雏形。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芭蕾舞剧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延安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白毛女》仅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意，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终于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像、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领导人对这出戏非常关心，因为时值抗战尾声，民心所向将决定“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因而它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真实的黄世仁与杨白劳
然而，真实的“白毛女”并没有受过什么压迫，而真实的黄世仁更是勤劳本分、喜欢行善的地主。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一百多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一百多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 礼，智，信”五个儿子。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儿。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
杨白劳是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着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像，同时又染上了赌瘾和毒瘾，豆腐事业从此败落，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喜儿是杨白劳的独生女儿。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了喜儿。
歌剧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传说故事，被融入了阶级斗争的概念。观众们看后自然是义愤填膺，甚至出现了现场观众举枪要杀黄世仁的举动。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看过演出之后，表示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应该被枪毙。《白毛女》每改一稿，黄世仁地主的形像便狰狞几分，到最后完全变成恶的化身和符号，它把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以求得一种心理平衡和感情发泄。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它虚构出了阶级对立和冲突，挑起阶级矛盾和仇恨，对现实加以鬼化和神化，从而激起纯朴民众的义愤和热望。应该承认这是20世纪的奇迹。
在艺术上，《白毛女》对传统也颇多“借鉴”。它的情节沿袭了民间文学中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容易赚取乡愚村陋廉价的眼泪。其音乐更是优美动听，然而它却多半挪自河北、山西一带现成的、流传很久的民间音乐，如《小白菜》、《青阳传》和另外的一些梆子戏的曲调。 《北风吹》和《扎红头绳》这些最着名的段子便是原调抄来，毫不走样。其实，岂止《白毛女》，多数“革命历史歌曲”走的都是这条“改编”和“重新填词”的路子，什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什么《翻身道情》，甚至连《东方红》这首“准国歌”的曲调也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情歌。一经如此“改编”，“革命文艺”不但毫不费力地将一代又一代前辈艺人的心血据为己有，还将这些早已在民间音乐史上历尽凝炼因而确实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作为革命受到群众“衷心”拥护的证明。
电影版《白毛女》（网络图片）
到了“文革”的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因为这出虚构的悲剧正是以地主在除夕派“狗腿子”去杨家逼债开始的，借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小白菜”--现在叫《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莫须有的“地狱”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对中共的感恩。
现代社会正在上演“白毛女”
然而真正的《白毛女》式的悲剧此刻正在上演。 1993年10月29日上海《新民晚报》有一则《沙漠“白毛男”》的消息，说的是在中英联合探险队对“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徒步穿行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文革”时代留下的“活化石”。记者这样写道：
在“死亡之海”的腹地，在古老遥远的牙通古斯村，有一个全村唯一的汉族人，一个被动乱年代逼迫而成的“白毛男”，他脸庞削瘦，一头白发，身子被日月折弯了腰，两眼深凹像是满怀希望，又像是在倾说什么。他就是我们要见的汉族人，名叫钟剑峰，今年59岁。采访是用特殊形式进行的。他跪着说，我跪着记。他用苍 凉得嗓音，诉说悲伤的过去。钟氏原籍广西，“文革”时因成份问题被造反派通缉。他逃至新疆喀什，又藏在装货物的卡车上逃进沙漠，一直逃到与世隔绝的牙通古斯村，一住就是24年。 1993年10月24日那一天，他第一次看到汉族记者，又燃起回乡的希望，年近六旬的老人像与父母失散的幼童一般颤声说：“我想回家，我要回家！”
类似钟氏这样离奇而悲惨的遭遇，在“文革”或更早的年代里难以计数，但绝大多数早已湮没于无闻。由于钟氏顽强的生命力，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他这块“活化石”才得以重见天日。感谢那位记者给他的报导取了一个饶有深意的题目，因为它使我们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那出“创作”出来的悲剧。这里补充一则由同一记者同一晚报去年披露出来的另一惨剧(也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大西北)：
在罗布泊南岸，有一个叫红柳谷的地方，六十年代有一群女知青在这儿扎根落户。当时，这些女娃娃只有十五六岁，受苦受难时特别想家。有一天，四个女娃娃偷偷跑出来，她们一心朝着东方走，朝着故乡上海走。可惜只走出75公里，一个女孩便倒地渴死了。没走多远，剩下的三个女孩也渴死了。生命垂危时，三人抱成一团，脸面仍朝着东方，朝着家乡 (上海《新民晚报》1998年1月13日)。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文革”，无数的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力的“牛鬼蛇神”，或被驱赶到了不毛之地“奉献青春”的少男少女们--无论是生存的，还是早已含恨长逝的--都将为此作证。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