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凡是有人群汇聚和言论交流的地方，都会有事实与谣言的甄别与对抗的存在，这本是人类社会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大陆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是世界各国少有的，就是高举反击网路谣言大旗的中共官方传媒，其实是中国最大的谣言生产基地。日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深入讨论了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1月8日中国作家余华 在《纽约时报》发表独立评论表示：在中国（大陆），因为可靠信息的相对欠缺，尤其是涉及到官方行为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共官方经常习惯性发布谎言来掩盖真相，民间随即谣言四起捕风捉影。官方谎言和民间谣言博弈之时，就更难辨别事实与谣言，尤其是网上的信息。”
文章认为，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的谎言助长了民间网路谣言的兴起。
文章分析道：“官方（指中共当局）的谎言刺激民众去搜寻网路信息，试图拼凑事件真相，结果有时发现被斥之为谣言的竟然就是真相，比如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记耳光这样的细节后来被官方所证实，这让更多的人去相信网路谣言。”
面对迅速兴起的“网路谣言”，中共当局意识到删贴、禁言和关闭微博账户这些手段正在逐渐失效，所以开始使用刑事手段。于是，一场运动式的所谓“打击网路谣言”的行动在2013年8、9月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全国各地的公安纷纷出动，大肆抓捕那些令他们感到头疼的博主与大V。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数百名博主被捕被拘，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训诫”，一些人锒铛入狱。同时中共当局掌控的官方媒体总口一辞地高调批判网路谣言，为当局的“清网行动”壮声威。接着，9月9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公布司法解释：网路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将被判刑。
然而，中国网民们并未轻易认输。在中共发起这场打击传谣运动不久，民间舆论开始向“中共官谣”宣战。一场揭批中共官方媒体的虚假报导与谣言，敦促中共警察抓“官谣”的战斗在网路上打响。
针对上述情况，文章表示，中共当局的谎言，从大跃进时期大米亩产超万斤，到现在的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式’从未间断。有所不同的是，在网路和微博出现之前，民间的谣言只是私底下口口相传，扩散范围十分有限，而中共的谎言始终具有垄断地位；网路，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民间谣言的扩散范围迅速超过官方媒体，中共谎言的垄断地位因此被瓦解，所以中共当局开始打击他们所指称的网路谣言。
文章写道：“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岂容别人侵占。现在这句话可以改为：‘谎言卧榻之侧，岂容谣言鼾睡。’”
其实，“中共官谣”与“民谣”的对决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中共政治局势风雨飘摇的2013年显得特别凸出一些而已。
2013年10月1日，在比利时荷兰语国家电视台VRT驻中国记者Stefan Blommaert的最近报导中称，中共为扼杀言论而发起的“打击网路谣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新文化大革命”
Stefan Blommaert引述博客们的话说：“对于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真相和常识其实就是危险的。中共自己也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才开始在网际网路上决定要收复失地。”
《法广》指出 “造谣”跟“反造谣”，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有时成了中共与民间对抗的隐喻。因为制度性的缺失，不透明，真实的消息不容易传播，传播出来的不一定全部真实，因此，有时“谣言满天飞”似乎不足为奇。而且往往“民谣”与“官谣”纠缠不清，相克相生。
《钱江晚报》的刘雪松曾发表的文章说，“如果说以网路为犯罪空间的‘民谣’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那么‘官谣’的危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官谣’藉助的不仅是网路，更有着公权支撑的权力机构新闻发布会这样的特殊平台。”
评论人士香桐仁 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举反击谣言大旗的官方传媒，其实是中国最大的谣言生产基地。”
1月8日中国作家余华 在《纽约时报》发表独立评论表示：在中国（大陆），因为可靠信息的相对欠缺，尤其是涉及到官方行为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共官方经常习惯性发布谎言来掩盖真相，民间随即谣言四起捕风捉影。官方谎言和民间谣言博弈之时，就更难辨别事实与谣言，尤其是网上的信息。”
文章认为，中共当局长期以来的谎言助长了民间网路谣言的兴起。
文章分析道：“官方（指中共当局）的谎言刺激民众去搜寻网路信息，试图拼凑事件真相，结果有时发现被斥之为谣言的竟然就是真相，比如薄熙来打了王立军一记耳光这样的细节后来被官方所证实，这让更多的人去相信网路谣言。”
面对迅速兴起的“网路谣言”，中共当局意识到删贴、禁言和关闭微博账户这些手段正在逐渐失效，所以开始使用刑事手段。于是，一场运动式的所谓“打击网路谣言”的行动在2013年8、9月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全国各地的公安纷纷出动，大肆抓捕那些令他们感到头疼的博主与大V。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数百名博主被捕被拘，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训诫”，一些人锒铛入狱。同时中共当局掌控的官方媒体总口一辞地高调批判网路谣言，为当局的“清网行动”壮声威。接着，9月9日，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公布司法解释：网路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将被判刑。
然而，中国网民们并未轻易认输。在中共发起这场打击传谣运动不久，民间舆论开始向“中共官谣”宣战。一场揭批中共官方媒体的虚假报导与谣言，敦促中共警察抓“官谣”的战斗在网路上打响。
针对上述情况，文章表示，中共当局的谎言，从大跃进时期大米亩产超万斤，到现在的王立军‘休假式治疗式’从未间断。有所不同的是，在网路和微博出现之前，民间的谣言只是私底下口口相传，扩散范围十分有限，而中共的谎言始终具有垄断地位；网路，尤其是微博出现之后，民间谣言的扩散范围迅速超过官方媒体，中共谎言的垄断地位因此被瓦解，所以中共当局开始打击他们所指称的网路谣言。
文章写道：“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意思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岂容别人侵占。现在这句话可以改为：‘谎言卧榻之侧，岂容谣言鼾睡。’”
其实，“中共官谣”与“民谣”的对决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中共政治局势风雨飘摇的2013年显得特别凸出一些而已。
2013年10月1日，在比利时荷兰语国家电视台VRT驻中国记者Stefan Blommaert的最近报导中称，中共为扼杀言论而发起的“打击网路谣言”运动被认为是一场“新文化大革命”
Stefan Blommaert引述博客们的话说：“对于一个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权，真相和常识其实就是危险的。中共自己也看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才开始在网际网路上决定要收复失地。”
《法广》指出 “造谣”跟“反造谣”，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有时成了中共与民间对抗的隐喻。因为制度性的缺失，不透明，真实的消息不容易传播，传播出来的不一定全部真实，因此，有时“谣言满天飞”似乎不足为奇。而且往往“民谣”与“官谣”纠缠不清，相克相生。
《钱江晚报》的刘雪松曾发表的文章说，“如果说以网路为犯罪空间的‘民谣’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那么‘官谣’的危害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官谣’藉助的不仅是网路，更有着公权支撑的权力机构新闻发布会这样的特殊平台。”
评论人士香桐仁 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举反击谣言大旗的官方传媒，其实是中国最大的谣言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