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0日讯】 这篇文章的标题“走在恐惧的光影里”脱胎于拜伦的诗。文章写了好几个月，水准所限改不到更好就定稿吧，发个长微博。文章很长，近14000字。“孤独的人用孤独的脚步寻找到同样孤独的人，人于是成为人群，有神的指引，也有朋友的温情，还有亲人永久的爱，这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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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像一排点着的蜡烛——
金黄、温暖和明亮的蜡烛。
逝去的日子留在我们背后，
像一排被掐灭的无光的蜡烛；
最靠近的仍在冒着烟，
冰冷、融化、弯下来。
——卡瓦菲斯：《蜡烛》
我向来记性不好，偶尔翻看旧日记，像偷看别人的，许多遥远到陌生的往事，脑子里没留下半点痕迹。混沌芜杂的人生，不能说完全无迹可寻，但你拉不直无厘头的曲曲折折，抹不平无来由的坑坑洼洼，生活的辙迹总是出人意表，激于隐现无常的草蛇灰线而拼凑生活全景的雄心，多沦于绝壁悬空白手而返。好在随年齿增长，只要放弃这些无谓的妄想，记性差反倒成了“天赋”，使我成了快乐的人。在这国，记性太好大抵是不容易快乐的。
一
诗人布罗茨基在《我坐在窗边》里写道：
“作为二流时代的忠恳臣民，
我傲然自明，我最出色的想法均属二流，
日后或将成为我抗击窒息的战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哪个更糟我辨不清：
黑暗的内心，还是外在的无明。”
（此诗原为英文诗，国内有多种译本，上述系我自译）
如诗所咏，人常会一头扎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岁月洪流，跌宕于命运的峰谷，随波沉浮，我们别无选择。去年六月底，我结束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十个月的访学，回国后，迅速回归过去那种按理应当提心吊胆的生活轨道。许志永被刑拘，继而批捕，王功权被刑拘，继而批捕……朋友们一个个消失在电话那一端，走进监狱，不知其安睡否，不知其冷暖饥渴，而我并不失眠。许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不为自己控制不了的事焦虑，就像当年巴尔扎克在给房东的账单上添零的举动——反 正也还不了。
秘密警察并没再来，只是中间有过一次电话，我幻想他们是否永不再来，明知这未免虚妄，只是生活总要继续，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上大街看美女，就目不邪视好好欣赏——是的，我不想过米奇尼克那种被每两周48小时监禁“毁了性生活”的日子。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二极惊艳，我就在想功权兄要是入狱前能看到多好，就像当年铁生走后，我遗憾没有及早推荐他读《三体》。享受艺术依然是我认为人生里必不可少的世界，即使如铁生的太太希米说的那样，我们得把死活下去。
民族的心灵和大脑——这自然是个虚幻的像极了一切集体主义的词汇——到底是怎么沦亡的？是被一群无耻之徒劫持蹂躏的结果还是被无数代浆糊和甜腻毒品腐蚀千年的宿命？人们一边批判反右文革，一边对强拆计生沉默；一边痛骂腐败，一边到单位报销私人消费的发票；……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当你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当你试图用自己的答案反其道而行之，你会惊奇地发现，原先那些称兄道弟喝酒吃肉的朋友，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将你们的关系止于酒精和生猪之间，再不能往前一步，不然，在你交往的半径尽头会出现一张黄牌，视而不见的话，黄牌就变成了红牌。如果你走得再远一点，把自己的这种生活见解向社 会推广，那么你可能会像谌洪果教授那样被逼得辞职，或干脆像夏业良教授、张雪忠教授那样被以学术或学术伦理的名义不续聘，而谁都知道这种不续聘怎么会跟学术及其伦理有关系呢？即便有关系，通常也是相反的关系。这国大学和学术的距离，约等于天穹上苍蝇座到仙后座的距离。想起以前养过的猫，他们上厕所，总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神色庄严直视前方，四爪紧紧抓住便盆蹲在盆沿上，尾巴竖得像根毛茸茸的旗杆，太使劲儿了以至发颤，待出恭完毕，他们依旧神色肃然，把猫砂扒拉过来盖上。对张雪忠停课对夏业良解聘的教授们，一旦他们谈起学术，我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那些可爱的猫猫和猫砂下面的掩盖物。
五六年前，我在北大一个很小的教室里演讲——校方不许贴海报，邀请者只能在一个范围很小的论坛上发了个内部通知，那天我讲公民与不合作精神，听众里有人说，你说的不合作精神太难了，我说，不那么难的事情可以先不合作起来啊，比如意识形态洗脑性质的班会之类就可以拒绝参加。他说，太难了。我说要是这个都觉得难，那就没什么能不合作了。类似的对话过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让我失望的并不是这些无奈与纠结本身，而是它背后呈现出来想像力的惊人贫乏。当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发生无数远迈人类想像力的恶行时——照例它们总是能震惊世界却震惊不了国人，恒河沙数的人们却对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了想像力，甚至放弃了想像的权利。当人们被推上一条与恶合作，甚至协同作恶，至少对恶沉默的生活轨道时，路边蹦起的小小碎石都能吓坏轨道上漫步的人，至于脱轨，则是他们脑细胞 的星际旅行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宇宙。
以前还在学校上课时，每次上课前总是很焦虑，担心有太多东西要跟学生讨论，准备不够——其实没有一次是能把准备的内容讲掉三分之一的，就像沿街叫卖的小贩，不太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后来跟方流芳老师聊起，他说他也有课前焦虑，这让我释然许多，直到看到刘瑜周濂两口子半夜三更在微信里喋喋哓哓缓解课前焦虑时，我简直都要幸灾乐祸了。只是我早已经没有课前焦虑的机会了，早在几年前我们的院长大人就不许我上课。她在院办会议上让大家发表对我停课的意见，遭到了绝大部分教授的反对，但院长就是院长，还是下了停课令，中共乳汁灌溉出来的行政官员总会有出人意表的非凡之举，而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就是要惯于遭遇各种奇人异事，现在只不过开了头而已。我发了个公开谴责之后，研究生院恢复开课——但不久他们又找出理由来把刚上了一学期的课给撤了，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于是本科生部、研究生院就都没课了，迄今未复。有人劝我起诉，我当然不会起诉，既然不承认这政权的合法性，我怎么能向他们的伪司法求助？好比将来有一天，他们如果要将我送进监狱，事先自然会有一个模拟法庭，我能做的恐怕只能是在法庭上审判他们的罪行，而不是不服他们的判决，若还要上诉，岂不丢人现眼？政治犯不好做，可真要做了，也得尽力为之，不可乱了规矩——除非中国特色让我在客观上无法实现这些。
不少朋友问过我，学校会开除你吗？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看不见赌徒们从黑暗中伸出的手——他们躲在远比学校更为隐蔽和遥远的漆黑中，就像墓边的小草无法揣摩沉默坟茔中墓土的喧嚣。我只能按照一个教师该做的去做，把书教好，跟学生做朋友，让他们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做个有伦理意识的真公民。如果有人因为你不愿意配合他们培养奴才而忌恨你，把你撵走，我觉得这也合情合理——毕竟它原本党校分校，即便像法大这样有那么多有学问有良知的教授，也无从改变这一性质。在那次因时任校长诚恳挽留而辞职未果之后，我就跟院长说过，以后绝不会再主动请辞——我知道她是多么希望我辞职。就像中共为洗脑劫持了一切学校一样，我也当尽绵力抢占地盘反洗脑，为什么要把地方全让给反人类的犯罪集团呢？正常人类的地盘已经够小的了。
也许我比绝大多数人更知道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我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无忧无虑假装久了，就真的无忧无虑了，至少不忧不虑，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常有人问我，你这样写这样发声，不害怕吗？怎么可能不害怕，当然害怕。怯懦是人性，勇气也是人性，它们各自都是生长的，被恐惧占满的皮囊，会把勇气挤占殆尽，而不正视恐惧，不对它像佛门止观法一样观照，则勇气无从生起。一粒种子，假如不经历那破土的一刻，就只能闷死在潮湿而没有阳光的阴冷地下，不可能变成绿色。许多人心中充满恐惧，但绝不说出来，就连夜半路过坟场时本该唱支歌壮胆都惧不成声，被中共摄魂怪吸走灵魂的人们，恐惧到了失语之境。人们拉下虚伪的帘幕，将怯懦遮掩起来，眼不见心不烦，为了维护怯懦，他们将承认怯懦这最后的勇气也遮罩掉，仿若吞金自尽；为了维护怯懦，人们甚至筑起高高长长宽宽的堤坝，阻挡漂浮着勇气这种救生圈的洪流；他们准备了“出风头”、“作秀”、“虚伪”、“别有用心”、“炒作”等名目繁多的长鞭，每遇见一个不肯做哑巴的就将他们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他们扑倒每一位直立行走的站士以便陪自己继续下跪。自由，还有真实，总是既躲不开明枪也避不了暗箭，饱受伤害。
二
慕容雪村跟我讲过一个来自东德的故事。一位生活习惯十分规律整洁的姑娘，有天下班回家时发现她平时挂着的两条毛巾互换了位置，她知道是斯塔西故意这么 干的，他们在恐吓她。赫泰咪勒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写的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故事，其中有个情节，女教师阿迪娜有段时间下班回家，每天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尾巴短了一截。
如阿伦特所揭示，极权在制造恐怖方面具有无穷的潜力。不同国家的极权暴政，却有诸多相似。上到党魁，下到无名啰咯，极权者几乎都是恐怖心理学大师，他们知道明目张胆的恐吓效果其实不如委婉的似有若无、彷彿不经意的“泄密”更能制造恐怖效应。欧美的恐怖片在制造恐怖效果上总是不如日韩泰国，他们过于直白地展示魔鬼，而日韩泰国的恐怖片却更愿意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上面那个东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只是道具不必都是毛巾。
连续爆表的雾霾天，沾满壶壁的水垢粉末，还有简直会将你挤成相片的地铁，出行高峰时从地铁草房站到褡裢坡站的地面行车需要走一个小时，生活的这些烦恼都是可见的，明目张胆的，是人们每天都在抱怨的现实，但这些和你在那个下水道世界里遇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的一位朋友某天突然在门边的墙上发现了两个字，是他太太的名字，这是某个进他家如履平地者给他们夫妇的一个恐吓。还有个朋友，在某个天色已暗的傍晚，当他回到家时，觉得屋里哪儿不对，进到盥洗室，发现橱柜门开着，这让他感到诡异：他们来过！不知道是装了什么东西走，还是到他床边看看他正在读什么书。甚至有一天，当他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时，竟然看到砧板平放在厨房的操作台上，砧板上有个大大的脚印——而他家没有那么大的脚，有人在他橱柜里检查什么，或安装了什么，或者干脆就是专门为了踩这一脚来的。秘密警察就像鬼片《小岛惊魂》里的那些鬼魂，你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对你了如指掌。
通常，秘密警察暗中工作，他们让你就像走进一间阴森老房子，浑身发冷地在你自己的生活里胆颤心惊，你看不见谁经过这里，阴沉的厉鬼就在你边上，穿着大红的连衣裙，带着红死魔的面具，冰冷地将你的一举一动全部收进眼底。然而，有时他们也会打破常规，当他们嫉妒你一无所知的快乐时，或者干脆仅仅是为了他们 自己觉得好玩，就会稍纵即逝地现形，以便让你明白，你应该恐惧，不应该快乐。早在许多年前，我就隐约感到电话是被监听的，手机也是被监听的——直到秘密警察准确定位截车戴头套绑架走，你才确认这件事。许多时候，朋友们聊天都会下意识地降低声音，彷彿墙上挂满了无形的耳朵，而我们并不确认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材，只能根据家里墙壁上突然出现的陌生字迹或互换了位置的毛巾，砧板上的大脚印，打开的柜门猜测……。秘密警察们的下水道工作，总是打着想像力匮乏的印迹。
极权控制的物质暴力，无孔不入地进入你的私生活，蒐集资讯并不那么重要——在暴力意义上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你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要给你制造恐惧，让你想像你在黑暗中赤身裸体的喘气其实有人在围观，就像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窃听风暴》）里斯塔西们的工作。余杰的太太刘敏就曾经跟我们说起过，有一天，她抬头看窗外，摄像机彷彿枪口彷彿戴着面具的杀手正盯着她，她惊恐地走到其他几个视窗前，一共六个摄像机。一位朋友拿着别人送他的电子狗，把家里查了个遍，啥也没找到，我们都说，这电子狗太次了，找不到高科技器材，后来没多久，在一次秘密警察强行陪同的旅途中，他的电子狗也被没收了。
你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生活只能在恐惧和不恐惧之间选择，而按照人性，其实你只能在恐惧和恐惧之间选择。只要你恐惧，他们就达到了目的。人最恐惧的东西是他无法了解的东西，我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我们对死亡一无所知，而它又确凿地存在。一位朋友去超市买菜，秘密警察就在她身后不到五米远的距离，她紧紧抓住购物车，彷彿那样能遮罩掉身后那双无声目光射来的阴寒气息。
各种不同的恐惧像无所不在的幽灵死死纠缠，漂荡在生活的所有角落。那些担心财产再次被中共抢劫的富豪们，早已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恐惧是有办法解决的。有些恐惧则是制造恐怖者拿刀在你心里刻下拿烙铁烙下的，你得动用灵魂和精神的全部力量才能将那些伤口复原。某种程度上说，我不承认存在什么勇气（至少如涧水般清澈透明无杂质的勇气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克服恐惧的结果。通常而言，恐惧当是人的阴影，于我却是光影，拆下肋骨固然痛苦，但用它点亮自己的前途则光明温暖，恐惧并不总是负面的，如果它引导人用诚实观照它，正视它，克服它，便能像佛门止观法里的白骨观，将恐惧修成一副白骨，再搅动不起你心中的 涟漪。与其说是在心里种下勇气扶其生长，还不如说是时刻刈除心中不断生长的恐惧，以免原本一尺高的小恐惧一不小心就长成了十米高的大恐惧，“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而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绝大部分中国省份原先的乡村知识分子群落，早已成为中共历次政治风暴席卷蹂躏的黄叶，落在地里枯萎腐朽，至多是人们闲谈中的天宝往事。严酷的环境中，人们只能在回避政治的一叶扁舟上自斟自饮，漫无目的地在无际的水域中无舵飘荡。尤其在那些大中小城市里，几乎每立方釐米的空气中都填满了铜臭，在这种用纸醉金迷伪造出来的安宁世界里，那些追求自由，包括争取言论自由者，必然会在统治者眼里异常扎眼，他们的孤立与艰难乃是一种宿命。然而，中共自知，无论如何 毁田掘地都不能阻挡油菜花在春风中漫山遍野，即使在陡峭的峻岭上，它们依然生长，他们再也做不到像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讽刺过的那样“割去舌头，用剩下的舌根歌颂统治者”。商业有种静悄悄的革命力量，它在无声无息之中将极权者推下悬崖，无论后者如何挥舞双手挣扎。高校齐聚的北京，情况似乎比各省稍好。 这个由政治、文化、经济、金融等中心地位型塑而无限扩张的巨型城市，给人们带来了互不关照的冷漠，冷漠成为各种圈子的交往边界。这里不像小地方，人们对他 人于己无关的日常生活没有兴趣，手机上装满了几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隔壁邻居的，人们形成了各种只让自己活得有意思的小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甚少交流，几乎鸡犬之声不闻，老死无需往来。于是，星星点点散落在各大高校尚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们，即使在别人眼里彷彿异类，但他们逐渐汇聚成自己的一股涓流，每当污浊的洪流滚滚袭来之际，这股涓流总会不顾浊流之汹涌而冲向舆论的入海口。中共对这些讨厌的知识分子虽然警惕，总体上并不在乎，即使有些言辞会让他们痛恨，他们也认为通过铲除言论平台就能成功遏制这些声音的影响，而允许存在甚至变得有极大影响力的那些声音，经过媒体和作者自己的双重审查，早已丧失了本应具备的真理锋锐，他们也并不忌惮，最强音站在最远的边缘，焦虑于世事渺茫。对于那些无法招安无法驯服的，中共自有各种手段迫其消声，逐出主流舆论，直至剥夺自由投入监狱。但中共并不能因此消除恐惧，他们知道监狱并不能阻挡春天的到来，无论是布拉格的还是阿拉伯的，他们也无法阻挡茉莉花的开放，无论是突尼斯的，还是未来中国的。
三
暴力的起点通常是在道理失败的地方。极权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恐惧。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并沦为街头笑柄之后，聪明的统治者往往避而不谈，邓小平把它叫做不争论的智慧，这是他代表中共的自知之明。愚昧颟顸的统治者，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笑料迭出，云开雨霁后的人们耍猴一样看着他们的压迫者在舞台聚光灯下出丑，乐不可支。极权者于是恼羞成怒，要对那些领头的舆论发动者一点颜色看看，而这颜色在有些极权国顺势就演变成一场场革命。
极权者因为恐惧而制造恐惧，被恐惧所惊扰的人们在最初的束手失措之后，渐趋平静，当他们慢慢习惯了种种恐吓之后，与恐惧的周旋也变得日渐娴熟。多年前的一天，我一朋友接到日常跟踪他的秘密警察的电话，跟他说今天不许出门，他问为什么？警察说，小布希来了！朋友说，小布希来了关我屁事，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你这不是通风报信吗？在他们制造的恐怖中，必不可免的愚蠢总是藉机给你一点黑色幽默，恐惧并没击中目标，笑颜却已绽开。一位被秘密警察三班倒看守软禁在家的朋友，到院子里散步，隔壁邻居看到秘密员警守在院门口，就问他，你是纳税人，我也是，凭什么他们只看你，不看我？朋友愕然，继而莞尔，说，你要有这 雅好，我可以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也看着你。若干天之后，看守没有撤岗，两人又在院子里相遇，那人忿然作色道，他们怎么还在啊？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朋友说，你还没被看就烦了？当恐惧被制作成调笑令的时候，恐惧也就变馊成滑稽了。
看守他人的秘密警察，未必不知道他们看守的是些什么人，也许他们只是讨口生活，就像他们在大街上推部车子卖煎饼，还有人做看守是因为统治者还有钱，哪天极权者财政崩溃，就会应了现党魁那句借来的名言：“更无一人是男儿”，从依靠偷鸡摸狗进行统治的政权里寻找男人，总不如到化粪池里寻找太阳靠谱些。不仅是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就是在他们暴力机器的内部，也有着无声的抗议，无声的致敬，他们知道谁是男人，谁是笑话。一位朋友曾因公义入狱三年，他的岳父一直为此感到耻辱，然而有一天，他去当地派出所办事，一位警察认得他女儿，偷偷告诉他说，你女婿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请转告我对他的敬意。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老人的 想法，从此他为女婿自豪。
朋友们在一起时常会聊起各自的故事。极权后期的统治，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党的工具们撤去了他们的伪灵魂，于是变成更纯粹的工具，只要能把任务完成，什么贼偷狗摸的不入流手段都会使出来，然而也常带着自觉猥琐的收敛。赵紫阳出殡那天，一位朋友要赶去八宝山参加葬礼，秘密员警堵他门，他还是要去，万般无奈下，工具们竟然想出一招，拿胶泥塞进锁孔，用胶布给他家房门来个五花大绑，而他从窗口跑掉了。另一位朋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出门上班，打开房门后把他惊住了，外面走廊里横七竖八地睡着六个看守他的人，一米九的大汉一时仁心大恸，心疼道，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句，我又不会跑，你们可以回家睡啊。这些看守是工具里的底层，冬天睡在地板上，夏天坐在骄阳下，梦游般接受上峰的指令，做着牵线木偶的事，他们很辛苦，他们也很疲惫，他们甚至很屈辱。有位朋友每见到一个新来的看守，就会教导他们，比如，有次看守是个大四实习生，他说，啊，你大四就干这种事啊，想想八九年的那些大学生都在干吗，你们把现在大学生的脸都丢光了。他们能说啥呢，只能嗫嗫喏喏，脸上烧得慌，羞愧难当。就像网上的普通五毛很少会亮出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自己在作恶。
世间的滑稽在于，明知自己在作恶的秘密员警小啰咯们还能让人理直气壮地鄙夷他们，甚至鄙夷时还不忘了给一点道义胜利者的宽容与慈悲，而被鄙夷者自觉的 理屈词穷，反倒是知识人里却有很大一群人对被恐惧环绕的人们有种智力甚至道德的优越感，寒冷常常比恐怖更有杀伤力。有些朋友仅仅因为你关注公共事务而离你越来越远，而原本你以为你们会是终生挚友，你们甚至没有政治歧见，电话的那头总有显而易见的冷淡——那不是十年未见的惊喜，而是百年不遇的疏远，倘若见面，你就更能从他们眼角里流出不易察觉的那丝冷光里读到友情的终结。你很清楚，他们瞧不起你，瞧不起的原因是你面向大众言说的这套东西太简单了——难道不全都是废话吗？或者是你参与的各种公民行动太群氓了，根本不入流。他们觉得你降低了学术思想的档次，忘了该端起知识人的豆腐架子，像个街头卖艺的天桥把式，就像萨特和波伏娃对加缪哲学的不屑，跟你做朋友是件丢份的事儿。智力优越感是种奇怪的东西，它在厕所吃饭，在饭桌上方便；它专程赶往逝者的追思会上讲荤段子，去他人婚礼祝福新郎新娘早日离婚；瞧我的，他说。扭曲的虚荣在冷漠的端装中展示它的残忍，当感觉到脚下的小草和蚂蚁时，他还要立定后给你一个漂亮的旋姿，以便踩踏得彻底一些；即便尸横遍野的死寂中需要一点声音的安慰，他也会漠然紧闭双唇，只有那些对世界发出悲声呼号的人才能启动他们发声的欲望，而 那只是轻蔑的嘲笑声。
加缪说：“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真实面向沉默大多数生活的人们，除了要习惯政权这架恐怖机的折磨，除了跟冷漠与恩将仇报的敌意周旋，还要在亲情中的无知反感里伪装自己。恐惧并不是最可怕的，甚至莫名的敌意也不那么可怕，亲情里的无知和反感比它们都有更大的釜底抽薪之效。为公义奔波的人们如入无物之阵，在广袤苍凉零下几十度的黑暗戈壁滩上寻找柴禾——那是唯一的友情，给自己生火取暖。一位朋友为公义做事无数，因此经常被软禁，除了为自己做的这些公义行动饱受各种方舟子式的诽谤构陷之害，更糟的是，他父母岳父母全都崇拜毛泽东，服膺这个政权，除妻子外，在家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个最大逆不道的人，如果不 是自己的儿子，他父亲日常诅咒的就是他儿子这样的人。我向来佩服他内心的强大，饶是如此，长期的软禁把他变得如囚笼困兽，翅膀被缚的雄鹰现出束羽难飞的焦虑，原本不怎么抽烟的人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他老说，我要得抑郁症了。但我知道他不会，他有相爱的妻子，还有爱他尊敬他为他分忧的朋友们，虽然他们可能也会吵架。其实这位朋友的家庭只是个过于极端的特例，更多异议者的家庭并非如此。另一位朋友夫妇两家一个党员都没有，他岳父还坐过毛泽东的牢，他父亲酷爱文学远离尘嚣，他有爱他的妻子父母兄弟岳父岳母，他岳父甚至偷偷攒钱以便在他们遭到迫害时能资助他们。温暖世界里的暖气并不张扬，他们只是默默地关注，当严寒 袭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悄悄开放，直到将自己温暖的光和热耗尽。人单靠自己的体温战胜不了严寒，就像单靠面包支撑不起一个生命，孤独的人用孤独的脚步寻 找到同样孤独的人，人于是成为人群，有神的指引，也有朋友的温情，还有亲人永久的爱，这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四
我会不会坐牢？
这不只是朋友们常问的问题，也不只是我太太常感恐惧的问题，更是我自己常自问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我确实不好回答。
迄今为止，秘密警察对我做过的事里有两件比较严重——如果强行喝茶不算的话。一次发生在2011年10月16日傍晚，是秘密警察的绑架；还有一次发生在2012年4月25日，是有证传唤。两次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都是八个小时。这些公然恐吓，至少在当时并没有吓着我，反倒是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的放下。这 些恐吓当然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未来可能性的预演。
我无法回答自己会不会坐牢，也许到他们即将溃灭的时候，或者伦理昏迷的中国人事实上还没打算埋葬这个政权而他们自己感觉即将溃灭的时候，末日疯狂会让 他们做出更丧心病狂之事，而有没有达到他们下狠手所需的痛恨程度或被随机抽奖，我是无法自我评估的。我只能说，万一入狱，我将如何面对？这是我唯一能回答的。打个不伦的比方，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离婚是一个人的事，坐牢类似离婚。
像我这种没有坐过牢，坐牢恐惧却又始终萦绕在心的人，多少会有点将入狱浪漫化的倾向，不独是我，这是极权制度后期某类人易于生发的个人英雄主义幻觉。再怎么想像监狱的可怕，没有亲身经历，在心存侥幸的同时，用一种伪悲壮感来安慰自己对狱中良心犯们的愧疚，填充奴役制下渴望自由与美德却又遥不可及而带来的伦理焦虑。就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过的，史达林大清洗时期，那些尚未被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焦虑于“怎么还没轮到我？是我还不够正直吗？”直到契卡的马车停在自家门口时，他们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重新恢复了人格上的自信。十多年前，我跟一群朋友在公主坟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一桌人加我共九个，席间，我发现他们八个人都是曾坐过牢的前政治犯，就我一个没坐过牢，当时就觉无地自容。
如何做个政治犯。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也是极权专制特色的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政治犯都要面临的问题。法庭只是个迫害政治犯的工具，并无司法真义，政治犯们本不该为自己辩护，而该借助伪司法法庭审判极权者的反人类罪行，就像曼德拉们在法庭上的做法——只有在控诉当局犯罪之后，自称无罪才不是一 种辩解，而是一种对控诉的补充。中国自与诸多曾经的专制国家不同，极权统治以其完全没有人道底线着称，身陷囹圄的政治犯是否能在身心折磨中保持清晰的政治判断力，能否坚持一个政治犯的尊严，是很难预料的。尚未入狱时想得清清楚楚，并不意味着入狱之后还能做到，这取决于较好的狱中条件，饱受摧残的身心承载不 起政治犯的尊严。极权后期的政治迫害自然达不到当年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们自贱人格的水准，“温斯顿—鲁巴肖夫”模式只有在早期极权意识形态如日中天时才能达到，但严酷的审讯依然足以摧毁任何人的精气神，即使无法做到让你自贱人格、痛哭流涕求饶，甚至诬陷别人，至少可以让你丧失图谋政治审判的心力，要做到前 者其实也是举手投足间即能达到。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也不是我能力挺的。
人在被迫害时，最可怕的并不是抵挡不住迫害，而是被迫害成你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极权统治素来就要达到这种目的，摧毁一个人的人格，最能让他成为服服帖帖万劫不覆的自甘奴。巨大的监狱中，剥夺了光，剥夺了时间，剥夺了空间，剥夺了一切你曾经拥有的东西，这时候的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难想像，也许唯一能抵挡坠落深渊的力量，就是成为精神病人，一如当年林昭。现在韶关监狱正受折磨的王炳章先生，据悉可能已出现精神疾患，在摧毁人的灵魂和精气神方面，中共向来是第一高手，没有之一。
我会不会坐牢？这个问题在转化为“政治犯应该如何坐牢？”再度转化为“中国的政治犯坐牢能坐成什么样的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坐牢甚至枪毙本身都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让你自辱再辱，自灭灵魂，自毁人格，碾碎你所有浪漫化的英雄自许，让你出狱后用自卑与耻辱糊满馀生的四壁，直至最后，下贱是高尚 者的墓志铭。
随着十八大三中全会的结束和两个新机构的成立，随着一系列原本权势熏天者的灰飞烟灭，30多年前毛泽东那套“反抗者—富有者—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奴役顺序现在某一部分似乎倒过来了——“官僚集团—知识分子—富有者”（反抗者随时镇压），跟以前一样，他们唯一保护的就是流氓（只有自相残杀需要的时候 才消灭），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同类。所有人遭殃的日子彷彿又不远了，也许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无需有特别的感受，然而世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片叶子在它被枯黄之前，都有权利发出最后的生命之光。
极权国向来也是株连国，更何况这国历史上就以夷三族、灭九族、灭十族称雄于世，就像我们前人曾经残忍地让女人们裹小脚一样全球皆知。去年，余杰被逼成流亡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对他弟弟等家人的各种骚扰与刁难；现在还在狱中的刘晓波，中共迫害其妻弟刘晖，判刑11年；当年杨子立入狱后，其妻陆坤也被迫出国政治避难；胡佳坐牢期间，他太太曾金燕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更多的中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更是在这片凉薄的人道荒野上自生自灭……如果我坐牢，我太太会怎样？包括岳父岳母在内我的其他家人，中共会对他们做什么？想起这些，你如何能做到不寒不栗？对于中共来说，如果你想做个反对它的正直的人，你就得像个从地里长出来而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人，你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就像当年谭嗣同为了保护其父而专门伪造父亲痛斥其参与改革的信件，你得有天使的心肠魔 鬼的力量。消灭亲情以达到彻底的奴隶制，是中共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反人类发明之一，它还向二十一世纪延续。
为了爱而伪造不爱的假像，于诚有亏，于爱无损，在专事制造伦理悖论的制度下，为了实质伦理而取消形式伦理，常常成为人们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当这种生活在西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仅供凭吊时，在东方却依然强固地吞噬人们的生活。
五
人成为他自身特定的某种人，在早年的生活中总能寻到点踪迹，画面虽然模糊，岁月腐蚀了的鼻子下面还是能依稀见到两端微微上翘的唇线，老照片上发黄的斑点也不会销蚀因成长而变短的衣衫，青涩的童年少年里装不下全部人生，却够打捞出一掊未来的泥塑形影。
时光机高速运转，乡村的雪泥鸿爪被抛到三十里地外。做知青的妈妈结束了中国式流放生活，我们回到了县城，那年我七岁，爸爸还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里继续 他自己并不热爱却被他教过的学生爱戴的教师工作。没有住处的流浪者住进了外婆家，二年后父亲调回县二中，终于有房子了——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他放下了两张床、所有的书和那些被称作家俱的箱子诸物，我想他也许天生就是做设计师的。再不久，学校给了更大的二居一厨的房子，爸爸的那些书，还有我们，终于都 有了舒展一点的空间。
像我这样天资一般（甚至还有点笨）的人，倘若没有这样的书环境，恐怕很难长大了从事写作生涯。书一直是我的精神舷梯，即使开始时腿太软步履蹒跚，但登 临后随着飞机起飞的身体一沉，眼前的视野豁然而开，地面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向前飞行的身心彷彿要在广袤的尽头寻找新的合一。
有件特别的事有必要记一笔，以验明书的力量。1986年底1987年初，举国批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我从省宣传部编的一本《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言论选编》（书名未必准确）中获得了最初明确的自由民主观念——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写道：“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 落。”——这本小册子成了我的降落伞，也成了我这漫游者各拉丹冬雪山下的沱沱河，虽然这几十载涓流日后未必真能汇成宪政长江。作为读过刘宾雁所有报告文学的一个高二学生，我在例行的班级批判会上，直言不讳地赞美刘宾雁先生，为他的良知和正义激情辩护。班会结束后，一直对我很好的班主任神情严肃地跟全班同学说，今天班会的内容不许外传。当天下午，他就来到我家，跟我父亲说，让你儿子以后说话要小心。人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像上天特意派来保护我的神灵， 让我心中那颗尚显娇嫩的九重葛不至于被险恶的环境掐灭，直到后来在阳光下蔓成鲜红艳丽的茫茫一片。我时时想起这些善的使者，想起便觉温暖——那不只是卖火 柴小女孩手里的微芒，而是放着豪光冒着灼热跳动空气的真火炉，无论外面风狂雨骤还是飞雪漫天。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最早人生画面，是一个傍晚。白得有点发冷的圆月，巨大空旷的蓝天，几朵白云在缓缓漂浮，蓝天之下，一个中年男人弓着腰费力地拉着 一辆手拉车，这辆手拉车已经不那么新了，扶手被车伕们的汗水渍成榉木色，发出淡淡的油光，车上放着锅碗瓢勺被缛铺盖卷，中间还搁着个大樟木箱子，车头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二岁半的男孩。这个中年男人将他一家三口拉进一个贫困和匮乏的春天。
那是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父母东挪西借，用那时可算笔钜款的900块钱盖了个农舍，南边是个面积几十倍于农舍的大水塘，水塘的尽头是一棵七八个大人才 能合围的大樟树，树冠如巨大伞盖，是小朋友们夏日嬉戏大人们夏夜月下讲鬼故事的好去处，房子的东边是条泥路，路的两边长满了参参差差的小草，间一些小花， 妈妈有时会采一朵，拿在手里静静地看她。泥路接壤着另一个稍小一点的水塘，水塘的那一头是高高的卵石瓦房。像所有小朋友一样，我到附近的小树林子里捡柴禾，有时候会走出很远，回头看不见家舍，能看见的别人家房子也都变得很小很小；树林里有着幽深的神秘，我总担心那里会突然冒出什么活物来；各种叫不出名字 的野花漫野开放，喜鹊、山和尚，还有麻雀在所有枝头歌唱，我久视而不见久听而不闻，只捡枯枝回家；夏日骄阳下，孩子们喜欢在水塘边用一根竹棒捆住带弯钩的细铁丝伸进石缝里钓黄鳝，那时候缺衣少食，钓来的黄鳝，妈妈做好了让我和弟弟吃，她总推说不爱吃。后来我知道，饥饿的年代里，妈妈们总是奇怪地不爱吃孩子 们最爱吃的那些好东西。
阿多尼斯有句诗：“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水塘边的那个农舍虽已不在，村口那棵大樟树还在默默地增加年轮，南方的夏日那时还没有《外婆的澎湖湾》。冬日的夜晚，农舍周边空旷、黑暗、寒冷，远处北边的小山岗影影绰绰，偶尔传来一两声嚎月的狼声，彷彿很远，彷彿很近，让人惊惧，也让人心生豪气。高高冷冷的圆月印在水中央，清光静谧，岸草伏低。风起，平滑如镜的水面霎时荡起被时光拍碎的往事，叠水摇波，青冥如渊。冬夜的煤油灯燃出的熟悉气味，彷彿到现在都还能从空气中闻到，昏黄的灯光在行止坐卧惊流的空气中摇曳，年轻的妈妈在给两个孩子纳鞋底补衣裤，心里惦着十多公里外山那边的孩子父亲。漂亮的妈妈那时还很年轻，现在却已皱纹如辙、华发如织。
心理学家们总是提醒人类，用你童年的美好记忆对抗负面情绪，清理心理垃圾。每当夜深人静，每当心绪难平，每当烦愁入心，甚至在我彻底放空无所用心的时刻，我的大脑都会习惯性地切换到自然模式，开启那个近四十年前或烟雨迷濛或夕照无垠的南方农村。这个彷彿花果遍地飘香四溢窗明几净的心理疗养所，无法带给我财富地位，无法带给我学问成就，也无法赐予我爱情安逸，但它能消融一切愤怒和悲伤，抚平所有伤口，即使要用恐惧消炎，也是为了治愈远行的腿伤。那是我仅 有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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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小村庄生活的时间是文革后期。我还清楚记得1976年那个高音喇叭播放哀乐的肃杀寒冬，也记得那个七岁小屁孩扯着标语喊口号“反击右倾翻案风”绕村游行的夏季，甚至还记得全村欢庆王张江姚失势的那个晚秋……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房子是破的，衣服是旧的，人民是爱斗争的，脸是菜色的……。三十年后，我曾心情复杂地回顾旧地，除了原先的家已被一座镶着蓝色窗玻璃的巨大三层楼替代，村里的房子还是那样密匝挨挤，卵石墙比以前看上去更像随时要倒塌；年轻人都做生意或打工去了，这里主要生活着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在那个白墙灰瓦的昔日祠堂里下棋打牌，孩子们嬉水抓鱼玩泥巴，小溪里丢满了垃圾……不管人为还是自然杰作，这就是这半个甲子以来的中国。
这是个小小的南方小村庄。在水塘边，樟树下，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蓝光的楼房前，当年那个钓黄鳝捡柴禾吃不饱饭的小男孩已过中年，他在遥远北方的一个大学里教书，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失业，也不知道是否一直都能自由地回到水塘边默默想起“水是记忆的形式。”
2013年10月26日初稿 2013年11月17日二稿
2014年1月5日定稿于追远堂
文章来源：微博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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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临的日子站在我们面前
像一排点着的蜡烛——
金黄、温暖和明亮的蜡烛。
逝去的日子留在我们背后，
像一排被掐灭的无光的蜡烛；
最靠近的仍在冒着烟，
冰冷、融化、弯下来。
——卡瓦菲斯：《蜡烛》
我向来记性不好，偶尔翻看旧日记，像偷看别人的，许多遥远到陌生的往事，脑子里没留下半点痕迹。混沌芜杂的人生，不能说完全无迹可寻，但你拉不直无厘头的曲曲折折，抹不平无来由的坑坑洼洼，生活的辙迹总是出人意表，激于隐现无常的草蛇灰线而拼凑生活全景的雄心，多沦于绝壁悬空白手而返。好在随年齿增长，只要放弃这些无谓的妄想，记性差反倒成了“天赋”，使我成了快乐的人。在这国，记性太好大抵是不容易快乐的。
一
诗人布罗茨基在《我坐在窗边》里写道：
“作为二流时代的忠恳臣民，
我傲然自明，我最出色的想法均属二流，
日后或将成为我抗击窒息的战利品。
我坐在黑暗中。哪个更糟我辨不清：
黑暗的内心，还是外在的无明。”
（此诗原为英文诗，国内有多种译本，上述系我自译）
如诗所咏，人常会一头扎进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岁月洪流，跌宕于命运的峰谷，随波沉浮，我们别无选择。去年六月底，我结束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十个月的访学，回国后，迅速回归过去那种按理应当提心吊胆的生活轨道。许志永被刑拘，继而批捕，王功权被刑拘，继而批捕……朋友们一个个消失在电话那一端，走进监狱，不知其安睡否，不知其冷暖饥渴，而我并不失眠。许多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不为自己控制不了的事焦虑，就像当年巴尔扎克在给房东的账单上添零的举动——反 正也还不了。
秘密警察并没再来，只是中间有过一次电话，我幻想他们是否永不再来，明知这未免虚妄，只是生活总要继续，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上大街看美女，就目不邪视好好欣赏——是的，我不想过米奇尼克那种被每两周48小时监禁“毁了性生活”的日子。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二极惊艳，我就在想功权兄要是入狱前能看到多好，就像当年铁生走后，我遗憾没有及早推荐他读《三体》。享受艺术依然是我认为人生里必不可少的世界，即使如铁生的太太希米说的那样，我们得把死活下去。
民族的心灵和大脑——这自然是个虚幻的像极了一切集体主义的词汇——到底是怎么沦亡的？是被一群无耻之徒劫持蹂躏的结果还是被无数代浆糊和甜腻毒品腐蚀千年的宿命？人们一边批判反右文革，一边对强拆计生沉默；一边痛骂腐败，一边到单位报销私人消费的发票；……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当你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当你试图用自己的答案反其道而行之，你会惊奇地发现，原先那些称兄道弟喝酒吃肉的朋友，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将你们的关系止于酒精和生猪之间，再不能往前一步，不然，在你交往的半径尽头会出现一张黄牌，视而不见的话，黄牌就变成了红牌。如果你走得再远一点，把自己的这种生活见解向社 会推广，那么你可能会像谌洪果教授那样被逼得辞职，或干脆像夏业良教授、张雪忠教授那样被以学术或学术伦理的名义不续聘，而谁都知道这种不续聘怎么会跟学术及其伦理有关系呢？即便有关系，通常也是相反的关系。这国大学和学术的距离，约等于天穹上苍蝇座到仙后座的距离。想起以前养过的猫，他们上厕所，总是眼睛瞪得大大的，神色庄严直视前方，四爪紧紧抓住便盆蹲在盆沿上，尾巴竖得像根毛茸茸的旗杆，太使劲儿了以至发颤，待出恭完毕，他们依旧神色肃然，把猫砂扒拉过来盖上。对张雪忠停课对夏业良解聘的教授们，一旦他们谈起学术，我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那些可爱的猫猫和猫砂下面的掩盖物。
五六年前，我在北大一个很小的教室里演讲——校方不许贴海报，邀请者只能在一个范围很小的论坛上发了个内部通知，那天我讲公民与不合作精神，听众里有人说，你说的不合作精神太难了，我说，不那么难的事情可以先不合作起来啊，比如意识形态洗脑性质的班会之类就可以拒绝参加。他说，太难了。我说要是这个都觉得难，那就没什么能不合作了。类似的对话过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让我失望的并不是这些无奈与纠结本身，而是它背后呈现出来想像力的惊人贫乏。当这个国家一次又一次发生无数远迈人类想像力的恶行时——照例它们总是能震惊世界却震惊不了国人，恒河沙数的人们却对自己生活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了想像力，甚至放弃了想像的权利。当人们被推上一条与恶合作，甚至协同作恶，至少对恶沉默的生活轨道时，路边蹦起的小小碎石都能吓坏轨道上漫步的人，至于脱轨，则是他们脑细胞 的星际旅行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宇宙。
以前还在学校上课时，每次上课前总是很焦虑，担心有太多东西要跟学生讨论，准备不够——其实没有一次是能把准备的内容讲掉三分之一的，就像沿街叫卖的小贩，不太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后来跟方流芳老师聊起，他说他也有课前焦虑，这让我释然许多，直到看到刘瑜周濂两口子半夜三更在微信里喋喋哓哓缓解课前焦虑时，我简直都要幸灾乐祸了。只是我早已经没有课前焦虑的机会了，早在几年前我们的院长大人就不许我上课。她在院办会议上让大家发表对我停课的意见，遭到了绝大部分教授的反对，但院长就是院长，还是下了停课令，中共乳汁灌溉出来的行政官员总会有出人意表的非凡之举，而我对自己人生的定位就是要惯于遭遇各种奇人异事，现在只不过开了头而已。我发了个公开谴责之后，研究生院恢复开课——但不久他们又找出理由来把刚上了一学期的课给撤了，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这个大家都不用担心。于是本科生部、研究生院就都没课了，迄今未复。有人劝我起诉，我当然不会起诉，既然不承认这政权的合法性，我怎么能向他们的伪司法求助？好比将来有一天，他们如果要将我送进监狱，事先自然会有一个模拟法庭，我能做的恐怕只能是在法庭上审判他们的罪行，而不是不服他们的判决，若还要上诉，岂不丢人现眼？政治犯不好做，可真要做了，也得尽力为之，不可乱了规矩——除非中国特色让我在客观上无法实现这些。
不少朋友问过我，学校会开除你吗？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看不见赌徒们从黑暗中伸出的手——他们躲在远比学校更为隐蔽和遥远的漆黑中，就像墓边的小草无法揣摩沉默坟茔中墓土的喧嚣。我只能按照一个教师该做的去做，把书教好，跟学生做朋友，让他们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做个有伦理意识的真公民。如果有人因为你不愿意配合他们培养奴才而忌恨你，把你撵走，我觉得这也合情合理——毕竟它原本党校分校，即便像法大这样有那么多有学问有良知的教授，也无从改变这一性质。在那次因时任校长诚恳挽留而辞职未果之后，我就跟院长说过，以后绝不会再主动请辞——我知道她是多么希望我辞职。就像中共为洗脑劫持了一切学校一样，我也当尽绵力抢占地盘反洗脑，为什么要把地方全让给反人类的犯罪集团呢？正常人类的地盘已经够小的了。
也许我比绝大多数人更知道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可我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无忧无虑假装久了，就真的无忧无虑了，至少不忧不虑，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常有人问我，你这样写这样发声，不害怕吗？怎么可能不害怕，当然害怕。怯懦是人性，勇气也是人性，它们各自都是生长的，被恐惧占满的皮囊，会把勇气挤占殆尽，而不正视恐惧，不对它像佛门止观法一样观照，则勇气无从生起。一粒种子，假如不经历那破土的一刻，就只能闷死在潮湿而没有阳光的阴冷地下，不可能变成绿色。许多人心中充满恐惧，但绝不说出来，就连夜半路过坟场时本该唱支歌壮胆都惧不成声，被中共摄魂怪吸走灵魂的人们，恐惧到了失语之境。人们拉下虚伪的帘幕，将怯懦遮掩起来，眼不见心不烦，为了维护怯懦，他们将承认怯懦这最后的勇气也遮罩掉，仿若吞金自尽；为了维护怯懦，人们甚至筑起高高长长宽宽的堤坝，阻挡漂浮着勇气这种救生圈的洪流；他们准备了“出风头”、“作秀”、“虚伪”、“别有用心”、“炒作”等名目繁多的长鞭，每遇见一个不肯做哑巴的就将他们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他们扑倒每一位直立行走的站士以便陪自己继续下跪。自由，还有真实，总是既躲不开明枪也避不了暗箭，饱受伤害。
二
慕容雪村跟我讲过一个来自东德的故事。一位生活习惯十分规律整洁的姑娘，有天下班回家时发现她平时挂着的两条毛巾互换了位置，她知道是斯塔西故意这么 干的，他们在恐吓她。赫泰咪勒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写的是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罗马尼亚故事，其中有个情节，女教师阿迪娜有段时间下班回家，每天都发现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尾巴短了一截。
如阿伦特所揭示，极权在制造恐怖方面具有无穷的潜力。不同国家的极权暴政，却有诸多相似。上到党魁，下到无名啰咯，极权者几乎都是恐怖心理学大师，他们知道明目张胆的恐吓效果其实不如委婉的似有若无、彷彿不经意的“泄密”更能制造恐怖效应。欧美的恐怖片在制造恐怖效果上总是不如日韩泰国，他们过于直白地展示魔鬼，而日韩泰国的恐怖片却更愿意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上面那个东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这里，只是道具不必都是毛巾。
连续爆表的雾霾天，沾满壶壁的水垢粉末，还有简直会将你挤成相片的地铁，出行高峰时从地铁草房站到褡裢坡站的地面行车需要走一个小时，生活的这些烦恼都是可见的，明目张胆的，是人们每天都在抱怨的现实，但这些和你在那个下水道世界里遇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的一位朋友某天突然在门边的墙上发现了两个字，是他太太的名字，这是某个进他家如履平地者给他们夫妇的一个恐吓。还有个朋友，在某个天色已暗的傍晚，当他回到家时，觉得屋里哪儿不对，进到盥洗室，发现橱柜门开着，这让他感到诡异：他们来过！不知道是装了什么东西走，还是到他床边看看他正在读什么书。甚至有一天，当他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时，竟然看到砧板平放在厨房的操作台上，砧板上有个大大的脚印——而他家没有那么大的脚，有人在他橱柜里检查什么，或安装了什么，或者干脆就是专门为了踩这一脚来的。秘密警察就像鬼片《小岛惊魂》里的那些鬼魂，你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对你了如指掌。
通常，秘密警察暗中工作，他们让你就像走进一间阴森老房子，浑身发冷地在你自己的生活里胆颤心惊，你看不见谁经过这里，阴沉的厉鬼就在你边上，穿着大红的连衣裙，带着红死魔的面具，冰冷地将你的一举一动全部收进眼底。然而，有时他们也会打破常规，当他们嫉妒你一无所知的快乐时，或者干脆仅仅是为了他们 自己觉得好玩，就会稍纵即逝地现形，以便让你明白，你应该恐惧，不应该快乐。早在许多年前，我就隐约感到电话是被监听的，手机也是被监听的——直到秘密警察准确定位截车戴头套绑架走，你才确认这件事。许多时候，朋友们聊天都会下意识地降低声音，彷彿墙上挂满了无形的耳朵，而我们并不确认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材，只能根据家里墙壁上突然出现的陌生字迹或互换了位置的毛巾，砧板上的大脚印，打开的柜门猜测……。秘密警察们的下水道工作，总是打着想像力匮乏的印迹。
极权控制的物质暴力，无孔不入地进入你的私生活，蒐集资讯并不那么重要——在暴力意义上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你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要给你制造恐惧，让你想像你在黑暗中赤身裸体的喘气其实有人在围观，就像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窃听风暴》）里斯塔西们的工作。余杰的太太刘敏就曾经跟我们说起过，有一天，她抬头看窗外，摄像机彷彿枪口彷彿戴着面具的杀手正盯着她，她惊恐地走到其他几个视窗前，一共六个摄像机。一位朋友拿着别人送他的电子狗，把家里查了个遍，啥也没找到，我们都说，这电子狗太次了，找不到高科技器材，后来没多久，在一次秘密警察强行陪同的旅途中，他的电子狗也被没收了。
你没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一切，生活只能在恐惧和不恐惧之间选择，而按照人性，其实你只能在恐惧和恐惧之间选择。只要你恐惧，他们就达到了目的。人最恐惧的东西是他无法了解的东西，我们恐惧死亡，是因为我们对死亡一无所知，而它又确凿地存在。一位朋友去超市买菜，秘密警察就在她身后不到五米远的距离，她紧紧抓住购物车，彷彿那样能遮罩掉身后那双无声目光射来的阴寒气息。
各种不同的恐惧像无所不在的幽灵死死纠缠，漂荡在生活的所有角落。那些担心财产再次被中共抢劫的富豪们，早已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这种恐惧是有办法解决的。有些恐惧则是制造恐怖者拿刀在你心里刻下拿烙铁烙下的，你得动用灵魂和精神的全部力量才能将那些伤口复原。某种程度上说，我不承认存在什么勇气（至少如涧水般清澈透明无杂质的勇气是不存在的），那只不过是克服恐惧的结果。通常而言，恐惧当是人的阴影，于我却是光影，拆下肋骨固然痛苦，但用它点亮自己的前途则光明温暖，恐惧并不总是负面的，如果它引导人用诚实观照它，正视它，克服它，便能像佛门止观法里的白骨观，将恐惧修成一副白骨，再搅动不起你心中的 涟漪。与其说是在心里种下勇气扶其生长，还不如说是时刻刈除心中不断生长的恐惧，以免原本一尺高的小恐惧一不小心就长成了十米高的大恐惧，“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而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绝大部分中国省份原先的乡村知识分子群落，早已成为中共历次政治风暴席卷蹂躏的黄叶，落在地里枯萎腐朽，至多是人们闲谈中的天宝往事。严酷的环境中，人们只能在回避政治的一叶扁舟上自斟自饮，漫无目的地在无际的水域中无舵飘荡。尤其在那些大中小城市里，几乎每立方釐米的空气中都填满了铜臭，在这种用纸醉金迷伪造出来的安宁世界里，那些追求自由，包括争取言论自由者，必然会在统治者眼里异常扎眼，他们的孤立与艰难乃是一种宿命。然而，中共自知，无论如何 毁田掘地都不能阻挡油菜花在春风中漫山遍野，即使在陡峭的峻岭上，它们依然生长，他们再也做不到像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讽刺过的那样“割去舌头，用剩下的舌根歌颂统治者”。商业有种静悄悄的革命力量，它在无声无息之中将极权者推下悬崖，无论后者如何挥舞双手挣扎。高校齐聚的北京，情况似乎比各省稍好。 这个由政治、文化、经济、金融等中心地位型塑而无限扩张的巨型城市，给人们带来了互不关照的冷漠，冷漠成为各种圈子的交往边界。这里不像小地方，人们对他 人于己无关的日常生活没有兴趣，手机上装满了几百个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隔壁邻居的，人们形成了各种只让自己活得有意思的小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甚少交流，几乎鸡犬之声不闻，老死无需往来。于是，星星点点散落在各大高校尚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们，即使在别人眼里彷彿异类，但他们逐渐汇聚成自己的一股涓流，每当污浊的洪流滚滚袭来之际，这股涓流总会不顾浊流之汹涌而冲向舆论的入海口。中共对这些讨厌的知识分子虽然警惕，总体上并不在乎，即使有些言辞会让他们痛恨，他们也认为通过铲除言论平台就能成功遏制这些声音的影响，而允许存在甚至变得有极大影响力的那些声音，经过媒体和作者自己的双重审查，早已丧失了本应具备的真理锋锐，他们也并不忌惮，最强音站在最远的边缘，焦虑于世事渺茫。对于那些无法招安无法驯服的，中共自有各种手段迫其消声，逐出主流舆论，直至剥夺自由投入监狱。但中共并不能因此消除恐惧，他们知道监狱并不能阻挡春天的到来，无论是布拉格的还是阿拉伯的，他们也无法阻挡茉莉花的开放，无论是突尼斯的，还是未来中国的。
三
暴力的起点通常是在道理失败的地方。极权制造恐惧，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恐惧。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并沦为街头笑柄之后，聪明的统治者往往避而不谈，邓小平把它叫做不争论的智慧，这是他代表中共的自知之明。愚昧颟顸的统治者，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笑料迭出，云开雨霁后的人们耍猴一样看着他们的压迫者在舞台聚光灯下出丑，乐不可支。极权者于是恼羞成怒，要对那些领头的舆论发动者一点颜色看看，而这颜色在有些极权国顺势就演变成一场场革命。
极权者因为恐惧而制造恐惧，被恐惧所惊扰的人们在最初的束手失措之后，渐趋平静，当他们慢慢习惯了种种恐吓之后，与恐惧的周旋也变得日渐娴熟。多年前的一天，我一朋友接到日常跟踪他的秘密警察的电话，跟他说今天不许出门，他问为什么？警察说，小布希来了！朋友说，小布希来了关我屁事，不来电话我都不知道，你这不是通风报信吗？在他们制造的恐怖中，必不可免的愚蠢总是藉机给你一点黑色幽默，恐惧并没击中目标，笑颜却已绽开。一位被秘密警察三班倒看守软禁在家的朋友，到院子里散步，隔壁邻居看到秘密员警守在院门口，就问他，你是纳税人，我也是，凭什么他们只看你，不看我？朋友愕然，继而莞尔，说，你要有这 雅好，我可以跟他们说说，让他们也看着你。若干天之后，看守没有撤岗，两人又在院子里相遇，那人忿然作色道，他们怎么还在啊？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朋友说，你还没被看就烦了？当恐惧被制作成调笑令的时候，恐惧也就变馊成滑稽了。
看守他人的秘密警察，未必不知道他们看守的是些什么人，也许他们只是讨口生活，就像他们在大街上推部车子卖煎饼，还有人做看守是因为统治者还有钱，哪天极权者财政崩溃，就会应了现党魁那句借来的名言：“更无一人是男儿”，从依靠偷鸡摸狗进行统治的政权里寻找男人，总不如到化粪池里寻找太阳靠谱些。不仅是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就是在他们暴力机器的内部，也有着无声的抗议，无声的致敬，他们知道谁是男人，谁是笑话。一位朋友曾因公义入狱三年，他的岳父一直为此感到耻辱，然而有一天，他去当地派出所办事，一位警察认得他女儿，偷偷告诉他说，你女婿是个了不起的英雄，请转告我对他的敬意。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老人的 想法，从此他为女婿自豪。
朋友们在一起时常会聊起各自的故事。极权后期的统治，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党的工具们撤去了他们的伪灵魂，于是变成更纯粹的工具，只要能把任务完成，什么贼偷狗摸的不入流手段都会使出来，然而也常带着自觉猥琐的收敛。赵紫阳出殡那天，一位朋友要赶去八宝山参加葬礼，秘密员警堵他门，他还是要去，万般无奈下，工具们竟然想出一招，拿胶泥塞进锁孔，用胶布给他家房门来个五花大绑，而他从窗口跑掉了。另一位朋友，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出门上班，打开房门后把他惊住了，外面走廊里横七竖八地睡着六个看守他的人，一米九的大汉一时仁心大恸，心疼道，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句，我又不会跑，你们可以回家睡啊。这些看守是工具里的底层，冬天睡在地板上，夏天坐在骄阳下，梦游般接受上峰的指令，做着牵线木偶的事，他们很辛苦，他们也很疲惫，他们甚至很屈辱。有位朋友每见到一个新来的看守，就会教导他们，比如，有次看守是个大四实习生，他说，啊，你大四就干这种事啊，想想八九年的那些大学生都在干吗，你们把现在大学生的脸都丢光了。他们能说啥呢，只能嗫嗫喏喏，脸上烧得慌，羞愧难当。就像网上的普通五毛很少会亮出自己的身份，他们知道自己在作恶。
世间的滑稽在于，明知自己在作恶的秘密员警小啰咯们还能让人理直气壮地鄙夷他们，甚至鄙夷时还不忘了给一点道义胜利者的宽容与慈悲，而被鄙夷者自觉的 理屈词穷，反倒是知识人里却有很大一群人对被恐惧环绕的人们有种智力甚至道德的优越感，寒冷常常比恐怖更有杀伤力。有些朋友仅仅因为你关注公共事务而离你越来越远，而原本你以为你们会是终生挚友，你们甚至没有政治歧见，电话的那头总有显而易见的冷淡——那不是十年未见的惊喜，而是百年不遇的疏远，倘若见面，你就更能从他们眼角里流出不易察觉的那丝冷光里读到友情的终结。你很清楚，他们瞧不起你，瞧不起的原因是你面向大众言说的这套东西太简单了——难道不全都是废话吗？或者是你参与的各种公民行动太群氓了，根本不入流。他们觉得你降低了学术思想的档次，忘了该端起知识人的豆腐架子，像个街头卖艺的天桥把式，就像萨特和波伏娃对加缪哲学的不屑，跟你做朋友是件丢份的事儿。智力优越感是种奇怪的东西，它在厕所吃饭，在饭桌上方便；它专程赶往逝者的追思会上讲荤段子，去他人婚礼祝福新郎新娘早日离婚；瞧我的，他说。扭曲的虚荣在冷漠的端装中展示它的残忍，当感觉到脚下的小草和蚂蚁时，他还要立定后给你一个漂亮的旋姿，以便踩踏得彻底一些；即便尸横遍野的死寂中需要一点声音的安慰，他也会漠然紧闭双唇，只有那些对世界发出悲声呼号的人才能启动他们发声的欲望，而 那只是轻蔑的嘲笑声。
加缪说：“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真实面向沉默大多数生活的人们，除了要习惯政权这架恐怖机的折磨，除了跟冷漠与恩将仇报的敌意周旋，还要在亲情中的无知反感里伪装自己。恐惧并不是最可怕的，甚至莫名的敌意也不那么可怕，亲情里的无知和反感比它们都有更大的釜底抽薪之效。为公义奔波的人们如入无物之阵，在广袤苍凉零下几十度的黑暗戈壁滩上寻找柴禾——那是唯一的友情，给自己生火取暖。一位朋友为公义做事无数，因此经常被软禁，除了为自己做的这些公义行动饱受各种方舟子式的诽谤构陷之害，更糟的是，他父母岳父母全都崇拜毛泽东，服膺这个政权，除妻子外，在家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个最大逆不道的人，如果不 是自己的儿子，他父亲日常诅咒的就是他儿子这样的人。我向来佩服他内心的强大，饶是如此，长期的软禁把他变得如囚笼困兽，翅膀被缚的雄鹰现出束羽难飞的焦虑，原本不怎么抽烟的人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他老说，我要得抑郁症了。但我知道他不会，他有相爱的妻子，还有爱他尊敬他为他分忧的朋友们，虽然他们可能也会吵架。其实这位朋友的家庭只是个过于极端的特例，更多异议者的家庭并非如此。另一位朋友夫妇两家一个党员都没有，他岳父还坐过毛泽东的牢，他父亲酷爱文学远离尘嚣，他有爱他的妻子父母兄弟岳父岳母，他岳父甚至偷偷攒钱以便在他们遭到迫害时能资助他们。温暖世界里的暖气并不张扬，他们只是默默地关注，当严寒 袭来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悄悄开放，直到将自己温暖的光和热耗尽。人单靠自己的体温战胜不了严寒，就像单靠面包支撑不起一个生命，孤独的人用孤独的脚步寻 找到同样孤独的人，人于是成为人群，有神的指引，也有朋友的温情，还有亲人永久的爱，这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四
我会不会坐牢？
这不只是朋友们常问的问题，也不只是我太太常感恐惧的问题，更是我自己常自问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我确实不好回答。
迄今为止，秘密警察对我做过的事里有两件比较严重——如果强行喝茶不算的话。一次发生在2011年10月16日傍晚，是秘密警察的绑架；还有一次发生在2012年4月25日，是有证传唤。两次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都是八个小时。这些公然恐吓，至少在当时并没有吓着我，反倒是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的放下。这 些恐吓当然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未来可能性的预演。
我无法回答自己会不会坐牢，也许到他们即将溃灭的时候，或者伦理昏迷的中国人事实上还没打算埋葬这个政权而他们自己感觉即将溃灭的时候，末日疯狂会让 他们做出更丧心病狂之事，而有没有达到他们下狠手所需的痛恨程度或被随机抽奖，我是无法自我评估的。我只能说，万一入狱，我将如何面对？这是我唯一能回答的。打个不伦的比方，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离婚是一个人的事，坐牢类似离婚。
像我这种没有坐过牢，坐牢恐惧却又始终萦绕在心的人，多少会有点将入狱浪漫化的倾向，不独是我，这是极权制度后期某类人易于生发的个人英雄主义幻觉。再怎么想像监狱的可怕，没有亲身经历，在心存侥幸的同时，用一种伪悲壮感来安慰自己对狱中良心犯们的愧疚，填充奴役制下渴望自由与美德却又遥不可及而带来的伦理焦虑。就像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写过的，史达林大清洗时期，那些尚未被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焦虑于“怎么还没轮到我？是我还不够正直吗？”直到契卡的马车停在自家门口时，他们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重新恢复了人格上的自信。十多年前，我跟一群朋友在公主坟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一桌人加我共九个，席间，我发现他们八个人都是曾坐过牢的前政治犯，就我一个没坐过牢，当时就觉无地自容。
如何做个政治犯。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也是极权专制特色的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政治犯都要面临的问题。法庭只是个迫害政治犯的工具，并无司法真义，政治犯们本不该为自己辩护，而该借助伪司法法庭审判极权者的反人类罪行，就像曼德拉们在法庭上的做法——只有在控诉当局犯罪之后，自称无罪才不是一 种辩解，而是一种对控诉的补充。中国自与诸多曾经的专制国家不同，极权统治以其完全没有人道底线着称，身陷囹圄的政治犯是否能在身心折磨中保持清晰的政治判断力，能否坚持一个政治犯的尊严，是很难预料的。尚未入狱时想得清清楚楚，并不意味着入狱之后还能做到，这取决于较好的狱中条件，饱受摧残的身心承载不 起政治犯的尊严。极权后期的政治迫害自然达不到当年莫斯科审判中布哈林们自贱人格的水准，“温斯顿—鲁巴肖夫”模式只有在早期极权意识形态如日中天时才能达到，但严酷的审讯依然足以摧毁任何人的精气神，即使无法做到让你自贱人格、痛哭流涕求饶，甚至诬陷别人，至少可以让你丧失图谋政治审判的心力，要做到前 者其实也是举手投足间即能达到。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会落得如此下场，那也不是我能力挺的。
人在被迫害时，最可怕的并不是抵挡不住迫害，而是被迫害成你自己最不想成为的人。极权统治素来就要达到这种目的，摧毁一个人的人格，最能让他成为服服帖帖万劫不覆的自甘奴。巨大的监狱中，剥夺了光，剥夺了时间，剥夺了空间，剥夺了一切你曾经拥有的东西，这时候的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难想像，也许唯一能抵挡坠落深渊的力量，就是成为精神病人，一如当年林昭。现在韶关监狱正受折磨的王炳章先生，据悉可能已出现精神疾患，在摧毁人的灵魂和精气神方面，中共向来是第一高手，没有之一。
我会不会坐牢？这个问题在转化为“政治犯应该如何坐牢？”再度转化为“中国的政治犯坐牢能坐成什么样的牢？”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坐牢甚至枪毙本身都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让你自辱再辱，自灭灵魂，自毁人格，碾碎你所有浪漫化的英雄自许，让你出狱后用自卑与耻辱糊满馀生的四壁，直至最后，下贱是高尚 者的墓志铭。
随着十八大三中全会的结束和两个新机构的成立，随着一系列原本权势熏天者的灰飞烟灭，30多年前毛泽东那套“反抗者—富有者—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奴役顺序现在某一部分似乎倒过来了——“官僚集团—知识分子—富有者”（反抗者随时镇压），跟以前一样，他们唯一保护的就是流氓（只有自相残杀需要的时候 才消灭），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同类。所有人遭殃的日子彷彿又不远了，也许在这样的洪流中我无需有特别的感受，然而世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片叶子在它被枯黄之前，都有权利发出最后的生命之光。
极权国向来也是株连国，更何况这国历史上就以夷三族、灭九族、灭十族称雄于世，就像我们前人曾经残忍地让女人们裹小脚一样全球皆知。去年，余杰被逼成流亡者，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对他弟弟等家人的各种骚扰与刁难；现在还在狱中的刘晓波，中共迫害其妻弟刘晖，判刑11年；当年杨子立入狱后，其妻陆坤也被迫出国政治避难；胡佳坐牢期间，他太太曾金燕根本找不到工作；而更多的中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更是在这片凉薄的人道荒野上自生自灭……如果我坐牢，我太太会怎样？包括岳父岳母在内我的其他家人，中共会对他们做什么？想起这些，你如何能做到不寒不栗？对于中共来说，如果你想做个反对它的正直的人，你就得像个从地里长出来而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人，你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就像当年谭嗣同为了保护其父而专门伪造父亲痛斥其参与改革的信件，你得有天使的心肠魔 鬼的力量。消灭亲情以达到彻底的奴隶制，是中共对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反人类发明之一，它还向二十一世纪延续。
为了爱而伪造不爱的假像，于诚有亏，于爱无损，在专事制造伦理悖论的制度下，为了实质伦理而取消形式伦理，常常成为人们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当这种生活在西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仅供凭吊时，在东方却依然强固地吞噬人们的生活。
五
人成为他自身特定的某种人，在早年的生活中总能寻到点踪迹，画面虽然模糊，岁月腐蚀了的鼻子下面还是能依稀见到两端微微上翘的唇线，老照片上发黄的斑点也不会销蚀因成长而变短的衣衫，青涩的童年少年里装不下全部人生，却够打捞出一掊未来的泥塑形影。
时光机高速运转，乡村的雪泥鸿爪被抛到三十里地外。做知青的妈妈结束了中国式流放生活，我们回到了县城，那年我七岁，爸爸还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里继续 他自己并不热爱却被他教过的学生爱戴的教师工作。没有住处的流浪者住进了外婆家，二年后父亲调回县二中，终于有房子了——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他放下了两张床、所有的书和那些被称作家俱的箱子诸物，我想他也许天生就是做设计师的。再不久，学校给了更大的二居一厨的房子，爸爸的那些书，还有我们，终于都 有了舒展一点的空间。
像我这样天资一般（甚至还有点笨）的人，倘若没有这样的书环境，恐怕很难长大了从事写作生涯。书一直是我的精神舷梯，即使开始时腿太软步履蹒跚，但登 临后随着飞机起飞的身体一沉，眼前的视野豁然而开，地面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向前飞行的身心彷彿要在广袤的尽头寻找新的合一。
有件特别的事有必要记一笔，以验明书的力量。1986年底1987年初，举国批判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我从省宣传部编的一本《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言论选编》（书名未必准确）中获得了最初明确的自由民主观念——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写道：“醒，是梦中往外跳伞。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 落。”——这本小册子成了我的降落伞，也成了我这漫游者各拉丹冬雪山下的沱沱河，虽然这几十载涓流日后未必真能汇成宪政长江。作为读过刘宾雁所有报告文学的一个高二学生，我在例行的班级批判会上，直言不讳地赞美刘宾雁先生，为他的良知和正义激情辩护。班会结束后，一直对我很好的班主任神情严肃地跟全班同学说，今天班会的内容不许外传。当天下午，他就来到我家，跟我父亲说，让你儿子以后说话要小心。人生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像上天特意派来保护我的神灵， 让我心中那颗尚显娇嫩的九重葛不至于被险恶的环境掐灭，直到后来在阳光下蔓成鲜红艳丽的茫茫一片。我时时想起这些善的使者，想起便觉温暖——那不只是卖火 柴小女孩手里的微芒，而是放着豪光冒着灼热跳动空气的真火炉，无论外面风狂雨骤还是飞雪漫天。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最早人生画面，是一个傍晚。白得有点发冷的圆月，巨大空旷的蓝天，几朵白云在缓缓漂浮，蓝天之下，一个中年男人弓着腰费力地拉着 一辆手拉车，这辆手拉车已经不那么新了，扶手被车伕们的汗水渍成榉木色，发出淡淡的油光，车上放着锅碗瓢勺被缛铺盖卷，中间还搁着个大樟木箱子，车头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二岁半的男孩。这个中年男人将他一家三口拉进一个贫困和匮乏的春天。
那是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父母东挪西借，用那时可算笔钜款的900块钱盖了个农舍，南边是个面积几十倍于农舍的大水塘，水塘的尽头是一棵七八个大人才 能合围的大樟树，树冠如巨大伞盖，是小朋友们夏日嬉戏大人们夏夜月下讲鬼故事的好去处，房子的东边是条泥路，路的两边长满了参参差差的小草，间一些小花， 妈妈有时会采一朵，拿在手里静静地看她。泥路接壤着另一个稍小一点的水塘，水塘的那一头是高高的卵石瓦房。像所有小朋友一样，我到附近的小树林子里捡柴禾，有时候会走出很远，回头看不见家舍，能看见的别人家房子也都变得很小很小；树林里有着幽深的神秘，我总担心那里会突然冒出什么活物来；各种叫不出名字 的野花漫野开放，喜鹊、山和尚，还有麻雀在所有枝头歌唱，我久视而不见久听而不闻，只捡枯枝回家；夏日骄阳下，孩子们喜欢在水塘边用一根竹棒捆住带弯钩的细铁丝伸进石缝里钓黄鳝，那时候缺衣少食，钓来的黄鳝，妈妈做好了让我和弟弟吃，她总推说不爱吃。后来我知道，饥饿的年代里，妈妈们总是奇怪地不爱吃孩子 们最爱吃的那些好东西。
阿多尼斯有句诗：“你的童年是小村庄，可是，你走不出它的边际，无论你远行到何方。”水塘边的那个农舍虽已不在，村口那棵大樟树还在默默地增加年轮，南方的夏日那时还没有《外婆的澎湖湾》。冬日的夜晚，农舍周边空旷、黑暗、寒冷，远处北边的小山岗影影绰绰，偶尔传来一两声嚎月的狼声，彷彿很远，彷彿很近，让人惊惧，也让人心生豪气。高高冷冷的圆月印在水中央，清光静谧，岸草伏低。风起，平滑如镜的水面霎时荡起被时光拍碎的往事，叠水摇波，青冥如渊。冬夜的煤油灯燃出的熟悉气味，彷彿到现在都还能从空气中闻到，昏黄的灯光在行止坐卧惊流的空气中摇曳，年轻的妈妈在给两个孩子纳鞋底补衣裤，心里惦着十多公里外山那边的孩子父亲。漂亮的妈妈那时还很年轻，现在却已皱纹如辙、华发如织。
心理学家们总是提醒人类，用你童年的美好记忆对抗负面情绪，清理心理垃圾。每当夜深人静，每当心绪难平，每当烦愁入心，甚至在我彻底放空无所用心的时刻，我的大脑都会习惯性地切换到自然模式，开启那个近四十年前或烟雨迷濛或夕照无垠的南方农村。这个彷彿花果遍地飘香四溢窗明几净的心理疗养所，无法带给我财富地位，无法带给我学问成就，也无法赐予我爱情安逸，但它能消融一切愤怒和悲伤，抚平所有伤口，即使要用恐惧消炎，也是为了治愈远行的腿伤。那是我仅 有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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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个小村庄生活的时间是文革后期。我还清楚记得1976年那个高音喇叭播放哀乐的肃杀寒冬，也记得那个七岁小屁孩扯着标语喊口号“反击右倾翻案风”绕村游行的夏季，甚至还记得全村欢庆王张江姚失势的那个晚秋……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绿的，房子是破的，衣服是旧的，人民是爱斗争的，脸是菜色的……。三十年后，我曾心情复杂地回顾旧地，除了原先的家已被一座镶着蓝色窗玻璃的巨大三层楼替代，村里的房子还是那样密匝挨挤，卵石墙比以前看上去更像随时要倒塌；年轻人都做生意或打工去了，这里主要生活着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在那个白墙灰瓦的昔日祠堂里下棋打牌，孩子们嬉水抓鱼玩泥巴，小溪里丢满了垃圾……不管人为还是自然杰作，这就是这半个甲子以来的中国。
这是个小小的南方小村庄。在水塘边，樟树下，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蓝光的楼房前，当年那个钓黄鳝捡柴禾吃不饱饭的小男孩已过中年，他在遥远北方的一个大学里教书，他不知道自己何时失业，也不知道是否一直都能自由地回到水塘边默默想起“水是记忆的形式。”
2013年10月26日初稿 2013年11月17日二稿
2014年1月5日定稿于追远堂
文章来源：微博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