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3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着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着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九章 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失败
六、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失败的影响
由于中国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高居70％，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即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重新组织人地关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换代为标志，以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成功标志，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1、改革之初埋下的失败因素: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土地制度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亩），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始于九十年代末期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成为无地者；其二是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并未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农民无法围绕土地之外的资源重新组织农村社会。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化”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趋势。例如，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为598.2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为395.21元，来自非生产性纯收入为123.84元。（注54）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
（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从上一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新圈地运动，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据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分到土地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自1997年至2004年，中国耕地7年间整整减少了1亿亩。（注55）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注56）
2、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政治制度变迁
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后，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一直采取将政府的神经末梢延伸到中国乡村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建制本来是到乡一级（限额），但事实上乡一级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县乡部门达70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9亿农民供养。（注57）
依此计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要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的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几个模式：一是政府操纵，二是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操纵，在这两大势力操纵下，民选的村官要不就是无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由政府操纵的“步云模式”（四川省步云乡）。少数地方则是宗族势力操纵。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势力操纵，使中国的农村政治不是离民主化近了，而是与民主化目标日行日远。
3、正在走向堕落的乡土文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3：7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过来，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资源。这一点首先是缘于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令人惊讶：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注58）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响到农村文化。在这里简单了解一些标识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注59）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注60）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在这种低水准人构成的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农村女孩投身于性产业更是成为家庭谋求生活出路的依赖工具。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3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后，中国农民的孩子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被拒之于门外，少数倾全家之力上了学的农村青年也并非从此能够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199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学毕业分配难的“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以后，农家子弟在社会中的向上升迁通道更是被阻绝。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户口（因为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已经不复存在），更主要受阻于自身的素质。而这自身的素质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问题，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在福建等地还有一条偷渡之路……
中国农村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这列现代化快车甩掉的破旧车厢，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已经失去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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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注55：“2003年国土资源部公报”，新华网 2004年4月12 日。
注56：《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注57：李昌平：“减轻农民负担与‘愚公移山’” ，《中国改革》杂志，2001年11月号。
注58：“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中国教育公平受关注”，《南风窗》2005年4月（上），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9日12:06 。
注59：《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49页，51页。
注60：新华社北京2002年9月7日电：“9月8日，国际扫盲日”。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 转载请注明出处）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九章 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失败
六、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失败的影响
由于中国农民在中国总人口中高居70％，中国农村社会的面貌即决定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在农村重新组织人地关系。政治革命以改朝换代为标志，以共产党夺取政权为成功标志，但社会革命却由于中国的农村社会的重组过程失败而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中国迄今还未完成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这一政治转型。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进入农村社会再组织这一过程，再组织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重构。但核心还是围绕着人与资源的占有关系进行。从当时短期来看，相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只延续了十年多一点，此后就是暴露问题与讨论如何解决的漫长过程。
1、改革之初埋下的失败因素:只有使用权没有最终所有权的土地制度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亩），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这种土地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农村的代理人基层干部拥有对土地的支配权利，这一点为始于九十年代末期在农村进行的“新圈地运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大量必须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成为无地者；其二是这种土地使用方式并未割断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农民无法围绕土地之外的资源重新组织农村社会。
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化”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一种趋势。例如，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53元，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为598.28元，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为395.21元，来自非生产性纯收入为123.84元。（注54）但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
（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点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
从上一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新圈地运动，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据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分到土地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没有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自1997年至2004年，中国耕地7年间整整减少了1亿亩。（注55）失地农民数量约为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人口，中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则超过6,000万人。（注56）
2、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政治制度变迁
政府用乡村两级组织取代了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后，对农村社会的再组织过程一直采取将政府的神经末梢延伸到中国乡村的方式。中国的政治建制本来是到乡一级（限额），但事实上乡一级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乡干部都成了吃财政饭的官。而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就是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全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县乡部门达70万个，吃财政饭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这么多人全靠9亿农民供养。（注57）
依此计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要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的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县乡一级政治势力形成了一些盘根错节的乡土利益集团，导致九十年代在中国开始试验的乡村选举困难重重。几个模式：一是政府操纵，二是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操纵，在这两大势力操纵下，民选的村官要不就是无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由政府操纵的“步云模式”（四川省步云乡）。少数地方则是宗族势力操纵。
目前中国乡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势力操纵，使中国的农村政治不是离民主化近了，而是与民主化目标日行日远。
3、正在走向堕落的乡土文化
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3：7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过来，30％的城市人口占有80％的教育资源。这一点首先是缘于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令人惊讶：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 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注58）
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响到农村文化。在这里简单了解一些标识农村人口总体的文化素质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镇则是8,899人），高中和中专起点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学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注59）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大部份农村家庭无力支付教育费用。儿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学教育的比例较高，但能够进入初中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学生比例却骤降至40%左右。有人测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农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小学5年级。就今天人类浩博的文化知识而言，5年小学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识极其有限，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处于准文盲状态。
中国政府标榜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并未实现，农村中儿童失学现象日益加剧，因此也在连续不断地产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国农村中文盲人口现今仍高达6,665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25％。（注60）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减员。但是，目前这一下降趋势正在被激增的失学儿童所抵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文盲率将出现上升趋势。还必须指出，中国的扫盲标准门坎极低，达到低水平的识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实书写阅读水平极低。
在这种低水准人构成的农村社会中，封建迷信、打架斗殴、赌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农村女孩投身于性产业更是成为家庭谋求生活出路的依赖工具。
尽管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很大，但低收入的农民并不能在教育费用负担方面得到任何优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乡的基础教育设施和师资状况呈天渊之别。结果，10亿农村人口中有幸进入大学的青年人数远远少于3亿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毕业大学生，最后能够进入社会上层的农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实行“教育产业化”政策以后，中国农民的孩子因无法支付昂贵的教育费用而被拒之于门外，少数倾全家之力上了学的农村青年也并非从此能够进入现代经济部门，从199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大学毕业分配难的“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以后，农家子弟在社会中的向上升迁通道更是被阻绝。
更为实际的问题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已经不是户口（因为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已经不复存在），更主要受阻于自身的素质。而这自身的素质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问题，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今天中国，农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讨、打工、卖苦力、卖血、挖矿、在福建等地还有一条偷渡之路……
中国农村实际已经成为中国这列现代化快车甩掉的破旧车厢，大多数中国农村青年已经失去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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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注55：“2003年国土资源部公报”，新华网 2004年4月12 日。
注56：《中国改革报》2003年12月29日。
注57：李昌平：“减轻农民负担与‘愚公移山’” ，《中国改革》杂志，2001年11月号。
注58：“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中国教育公平受关注”，《南风窗》2005年4月（上），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9日12:06 。
注59：《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49页，51页。
注60：新华社北京2002年9月7日电：“9月8日，国际扫盲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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