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3日讯】杭州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断言，中共在2013年会对官员财产公示立法，首先会对县乡一级官员财产公示，然后逐渐向高层和全面公示官员财产发展。范忠信承诺如果届时没有就财产公示立法，他赌输了的代价是将爬行一公里。结果在2014年的第一天，范忠信在妻子和爱犬的陪同下，他在杭州南湖边十足爬行了一公里，手掌和膝盖都被磨得鲜血淋漓，爬行全程录像并被放到网络上公示。国内外媒体和网络对此都有不少报导，社会舆论对范忠信的目的也大加揣测，什么作秀出风头赚眼球搞行为艺术都有。也许范忠信真以为中共还会要脸，对当今世界通行的管束官员廉洁的做法，也会在社会不断的呼吁敦促下实行。或者范忠信想要官员财产公示尽快立法，希望通过一些社会关注的行动促使早日到来。总之范忠信想在官员财产公示上起些作用，这一用心通过他高调打赌是不难看出来的。
就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在大陆提出已经超过二十年，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公示法案，早已是世界上遏制官员贪腐的有效利器。大陆民间社会因为深受中共官员贪腐暴虐，这期间从未停歇过呼吁敦促就此立法的强烈表达，中共也几次表示将研究并解决财产公示的立法问题。但是也像在联合国签署人权公约一样，就是推诿拖延不进行实质的立法程序。中共不仅不对财产公示进行实质立法工作，还大肆打压迫害推动财产公示立法的人士，许多要求公示财产的社会舆论和行为，都遭到中共花样百出的迫害直至抓捕判刑。例如一些拉横幅举标语强烈表达愿望，敦促中共尽快就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用以遏制氾滥成灾的官员贪污腐败的人士，包括大量受害的访民以及维权人士和律师，就长期遭受中共的威吓骚扰抓捕乃至判刑，这样的事例在网络和国际媒体上都有翔实报导。
其实中共即使装模作样对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会有实际意义的，即不可能真正彻查中共贪腐官员的财产。中共从来就是将法律视为愚弄民众的工具，任何制定了的法律只要有碍专制横行，就不会有丝毫实施和保障的可能。例如中共早就制定了游行法，但数十年过去了居然没有批准过一次民众游行：再如中共宪法和法律都说保障公民的言论结社自由，但是表达批评中共和结社意向的大陆人士，无一例外遭到了中共极度残暴的迫害甚至死亡。中共不仅对大陆民众如此横蛮无理，就是对国际社会也同样签署了的法律毫无意义，例如中共承诺遵守WTO的规则得以加入，但是至今不想遵守的内容根本不理睬国际指责。官员财产公示就是立法同样能够丝毫不履行，因为这次涉及的是更为直接危及官员得失的问题，其抵制的动力远大于只是维护中共专制的需要。
既然中共完全清楚即使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了，只要在中共专制政权下也不会真正威胁到他们，又为什么不做做样子蒙骗舆论装扮点脸面呢？其实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内心怯懦和惧怕追查。中共虽然也会念念反腐败之类的蒙骗舆论的谎言，习李掌权之后还喊出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肃贪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等高调，但中共内心深处对贪腐是极度怯懦不敢触及根本性实质问题的。所以中共最大限度也就是抓几个贪官，平息一下舆论和减弱点贪腐力度，而绝不会也不敢真正考虑制度性根绝贪腐问题。即使以习李政权目前貌似强硬的反贪腐作为，以一年的时间不过处理百八十个贪腐官员，要处理一遍现有的贪腐官员几万年也不够，何况这种处理偏向政敌和远远赶不上新生贪腐的速度。中共另一个不敢将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的原因，是害怕立法之后必将带来的追查官员财产的社会风暴。虽说中共官员会不惜一切打击压制这种追查，但毕竟会出现迫害维护法律者的尴尬，还有中共贪官整体的恐慌和社会反贪及愤怒的高涨。
中共权势核心决策层对官员腐败贪污程度，实际上早就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的。例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经向戈尔巴乔夫探讨有无解决官员贪腐的良药，并最终归结到有效遏制腐败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了。这说明赵紫阳当时就完全清楚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是普遍存在并且根深蒂固而且无可救药，所以他位居总书记也意识到要结束中共政权，接受世界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官员贪腐。但是像赵紫阳这样天良未泯，不惜改变政体也就是放弃自己为官的基础，也要遏制官员贪腐的中共高官，在中共内部是极其稀有的异数。中共整体对专制集权是致死不愿放弃的，而他们维护专制集权的动力和需要，就是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满足自己名利上的一切物欲。只要专制集权的政权性质没有改变，不论唱什么调调的整肃贪腐都是骗人的大话空话，最多不过是利用来铲除政敌异己的龌龊手段。而所谓的官员财产公示不论是不是立法了，都不可能确切实施成为遏制官员贪腐的利器。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就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在大陆提出已经超过二十年，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公示法案，早已是世界上遏制官员贪腐的有效利器。大陆民间社会因为深受中共官员贪腐暴虐，这期间从未停歇过呼吁敦促就此立法的强烈表达，中共也几次表示将研究并解决财产公示的立法问题。但是也像在联合国签署人权公约一样，就是推诿拖延不进行实质的立法程序。中共不仅不对财产公示进行实质立法工作，还大肆打压迫害推动财产公示立法的人士，许多要求公示财产的社会舆论和行为，都遭到中共花样百出的迫害直至抓捕判刑。例如一些拉横幅举标语强烈表达愿望，敦促中共尽快就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用以遏制氾滥成灾的官员贪污腐败的人士，包括大量受害的访民以及维权人士和律师，就长期遭受中共的威吓骚扰抓捕乃至判刑，这样的事例在网络和国际媒体上都有翔实报导。
其实中共即使装模作样对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会有实际意义的，即不可能真正彻查中共贪腐官员的财产。中共从来就是将法律视为愚弄民众的工具，任何制定了的法律只要有碍专制横行，就不会有丝毫实施和保障的可能。例如中共早就制定了游行法，但数十年过去了居然没有批准过一次民众游行：再如中共宪法和法律都说保障公民的言论结社自由，但是表达批评中共和结社意向的大陆人士，无一例外遭到了中共极度残暴的迫害甚至死亡。中共不仅对大陆民众如此横蛮无理，就是对国际社会也同样签署了的法律毫无意义，例如中共承诺遵守WTO的规则得以加入，但是至今不想遵守的内容根本不理睬国际指责。官员财产公示就是立法同样能够丝毫不履行，因为这次涉及的是更为直接危及官员得失的问题，其抵制的动力远大于只是维护中共专制的需要。
既然中共完全清楚即使官员财产公示立法了，只要在中共专制政权下也不会真正威胁到他们，又为什么不做做样子蒙骗舆论装扮点脸面呢？其实主要的原因不外乎内心怯懦和惧怕追查。中共虽然也会念念反腐败之类的蒙骗舆论的谎言，习李掌权之后还喊出苍蝇老虎一起打、反腐肃贪要有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等高调，但中共内心深处对贪腐是极度怯懦不敢触及根本性实质问题的。所以中共最大限度也就是抓几个贪官，平息一下舆论和减弱点贪腐力度，而绝不会也不敢真正考虑制度性根绝贪腐问题。即使以习李政权目前貌似强硬的反贪腐作为，以一年的时间不过处理百八十个贪腐官员，要处理一遍现有的贪腐官员几万年也不够，何况这种处理偏向政敌和远远赶不上新生贪腐的速度。中共另一个不敢将官员财产公示立法的原因，是害怕立法之后必将带来的追查官员财产的社会风暴。虽说中共官员会不惜一切打击压制这种追查，但毕竟会出现迫害维护法律者的尴尬，还有中共贪官整体的恐慌和社会反贪及愤怒的高涨。
中共权势核心决策层对官员腐败贪污程度，实际上早就是心知肚明一清二楚的。例如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经向戈尔巴乔夫探讨有无解决官员贪腐的良药，并最终归结到有效遏制腐败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了。这说明赵紫阳当时就完全清楚中共官员的贪腐，已经是普遍存在并且根深蒂固而且无可救药，所以他位居总书记也意识到要结束中共政权，接受世界普遍实行的民主制度才能遏制官员贪腐。但是像赵紫阳这样天良未泯，不惜改变政体也就是放弃自己为官的基础，也要遏制官员贪腐的中共高官，在中共内部是极其稀有的异数。中共整体对专制集权是致死不愿放弃的，而他们维护专制集权的动力和需要，就是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满足自己名利上的一切物欲。只要专制集权的政权性质没有改变，不论唱什么调调的整肃贪腐都是骗人的大话空话，最多不过是利用来铲除政敌异己的龌龊手段。而所谓的官员财产公示不论是不是立法了，都不可能确切实施成为遏制官员贪腐的利器。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