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讯】个人集权和党政不分造成中国普遍的政府公司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垄断一切，各级官员谋利最大化。中国政体一定要实行大部化减少机构、五级政府改为三级、省份增加一倍才合理。
二○一四年，习近平最头疼的内政问题是什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决定》中，涉及的改革三百项。官媒透露，至今启动了二十九项，但还处于方案的论证中。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全文中，尽管写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几字，却隐去了中国“政府公司化”的要害问题。近来央视新闻联播中，几乎每周要重复一下“亡党失政”的警句。
“政府公司化”导致政经一体
中共建政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实行财政“统收统支”，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权上收下放随政治运动而反覆无常。
一九八○年开始财政“分灶吃饭”，第一次使地方政府有财权和经济建设责任。一九八五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一九八八年引入包干制，地方政府财权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年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从一五三○亿元增加一倍多至三八五五亿元。
随着地方政府财力扩大，中央财力的占比缩小。一九九三年底国务院发布《决定》（九四改革），实行分税制，结果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地方政府大面积破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弥补收入不足，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企业、土地和公用事业，伸向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各级政府全面“公司化”。
政府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也是为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形式之一是“苏南模式”，是“政府超强干预”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的政府变成了“企业家政府”，比如长三角经济发达区，为保护当地财源，出现“保护经济人型政府”，一切行政手段都是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公司化运营”。
表现其一，计划时代的政权结构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时代，为“政府公司化”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
其二，“政府公司化”为各地所谓“经济奇迹”发挥重要作用，一开始就以经济主体所有者的身份，介入微观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三，中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是各级“政府公司化”的一把金钥匙，使政府与经济紧捆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放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权力。
政治体制怪胎下全面腐败
造成中国各级政府全面“经济公司化”的成因是现行政治体制。首先是上级集权。虽然经分税制改革，经过了“省直管县”、“强县扩权”、“乡财县管”，但上级集权的格局未发生变化，上级政府仍是下级政府权力的来源。
二是个人集权。中共党政领导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说一不二的作用，建设项目安排、资金分配、人事安排都掌握在领导个人手中。
三是党政不分。赵紫阳领导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六四”后，邓小平还称一个字不能改。但从现状看，各级政府只不过是中共运作权力的一个工具。
人们不得不反思，中共改革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是以“党天下”为前提，催生出过度“政府公司化”的怪胎。八十年代出现的党政军机关经商、办企业，“官倒”盛行一时，后虽经“明令禁止”，但谋自身利益的政府冲动从未停止。到九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冲动再度被释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掩护下，在“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推向市场”的伪装下，走向全面的腐败。
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作为资产加以经营，在有限增加公民福利的同时，实现各地政府利益最大化；所谓“推向市场”就是将一些本该由政府办的公益事业、学校、公立医院、幼儿园、公共交通、公园等推向市场。所谓“征地拆迁”，实质是各地政府缺钱。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这三大举措，将自己变成了当地最大老板和牟利的机器。
下级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压下的经济指标，将指标层层加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把一切能动员的资源全部动员起来，去完成“政治化”的指标。
体制改革要实行：大部减级增省
各地政府“公司化”后，凡有利于增加税收和收费，提高官员收入、福利、减轻政府责任和工作量的决策，出台快、落实及时；而服务于社会、百姓有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和操心费力的决策，就议而不决，不了了之。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任一项改革都持怀疑和警觉，就怕政府又以“改革”、“调整”、“完善”等名义，向自己口袋伸手。即便是执政党正确的政策，由于民众本能的防范，势必影响政府改革的速度与效率。
纵观中共政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五年的七次政府改革，无一例外失败。诸多原因之一，始终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横向机构调整，而纵向减少政府层级的改革，却至今未摆上议事日程。
横向机构越改越多，仅中央：党、政、军、群、副部级以上的国企、大学、文化等事业等单位就多达三百个以上。王岐山惊呼：这些单位要巡视一遍就需十年，而按王的年龄只干一届中纪委书记就得退出。
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若不减为各国通行的三级政府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规范、稳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五级政府，五级财政，中央各部委至少掌握了二九○以上的专项转移支付权力，从乡到县，再到市，从市到省再到北京，都在“跑部钱进”。中共政府无论横向或纵向，都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体制性的腐败将导致“改朝换制”，很少有人会怀疑早晚这一天会到来。
解决中国问题关键之一是实行政府“大部、减级、增省”，“大部”是减少政府办事机构，设立大部制。“增省”是增加省级单位，将目前三十一个省级政府，增至六十五或七十个。“减级”是将五级政府减为三级政府体制。
目前，全球国土面积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八个是联邦制，只有二个实行单一制，其中之一是中国。人口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六个是联邦制，四个是单一制。即便是实行单一制，除中国之外都实行了地方自治，包括财税体制的地方自治。中国自古是单一制的大一统国家，行政、立法和税权都没下放，现今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沿袭这一体系。当政者一再拒绝普世文明，以中共党文化来“代表”中华文化，用以抵抗海外的先进文化。
历史经验：中国模式不敌普世论
历史上的德国，曾经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来抵抗英法普世文明。在十九世纪初，英法思想传入到德国，德国的政要、知识精英们用本国文化来抵抗英法的文明。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德国赶超英法，都是按这一德意志文化对抗英法文明的道路来设计和实行。当德国富强到超英法时，不到百年，就从四分五裂并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变为统一、强大的欧洲大国。然而，德国所走的是一条走向战争及无法持续的道路。二战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法文明与德国自身基督路德新教传统融合，当代德国文明是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的各种异质元素。近年，欧洲经济低迷时，德国却一枝独秀。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二十世纪发生了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面欧化文明的道路，实行了政教分离，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欠缺的是上层建立了西欧那样的文明制度，而底层依然是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值得人们反思的是，文明与文化是有区别的。一国要走上现代化的的路，必须接受普世文明，但不可用普世文明来全面替代本国的文化传统。
在这方面台湾、韩国、新加坡是成功的，全面接受了普世文明，又没有消灭、替代本民族的文化，将外来的优秀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
当前，习近平虽不敢公开承认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几乎已经全面“经济公司化”，但这却是习近平最头痛的问题。何时才能啃下这根硬骨头？
当今中国思想界存在“两论”之争，一种是“普世论”，接受普世文明并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海外先进文化相融合，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论，即所谓的中共“理论、道路、体制”三自信。但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中国政府已经全面“公司化”的问题。
－－原载《开放杂志》2014年2月号
二○一四年，习近平最头疼的内政问题是什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决定》中，涉及的改革三百项。官媒透露，至今启动了二十九项，但还处于方案的论证中。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全文中，尽管写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几字，却隐去了中国“政府公司化”的要害问题。近来央视新闻联播中，几乎每周要重复一下“亡党失政”的警句。
“政府公司化”导致政经一体
中共建政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实行财政“统收统支”，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权上收下放随政治运动而反覆无常。
一九八○年开始财政“分灶吃饭”，第一次使地方政府有财权和经济建设责任。一九八五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一九八八年引入包干制，地方政府财权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年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从一五三○亿元增加一倍多至三八五五亿元。
随着地方政府财力扩大，中央财力的占比缩小。一九九三年底国务院发布《决定》（九四改革），实行分税制，结果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地方政府大面积破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弥补收入不足，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企业、土地和公用事业，伸向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各级政府全面“公司化”。
政府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也是为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形式之一是“苏南模式”，是“政府超强干预”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的政府变成了“企业家政府”，比如长三角经济发达区，为保护当地财源，出现“保护经济人型政府”，一切行政手段都是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公司化运营”。
表现其一，计划时代的政权结构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时代，为“政府公司化”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
其二，“政府公司化”为各地所谓“经济奇迹”发挥重要作用，一开始就以经济主体所有者的身份，介入微观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三，中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是各级“政府公司化”的一把金钥匙，使政府与经济紧捆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放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权力。
政治体制怪胎下全面腐败
造成中国各级政府全面“经济公司化”的成因是现行政治体制。首先是上级集权。虽然经分税制改革，经过了“省直管县”、“强县扩权”、“乡财县管”，但上级集权的格局未发生变化，上级政府仍是下级政府权力的来源。
二是个人集权。中共党政领导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说一不二的作用，建设项目安排、资金分配、人事安排都掌握在领导个人手中。
三是党政不分。赵紫阳领导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六四”后，邓小平还称一个字不能改。但从现状看，各级政府只不过是中共运作权力的一个工具。
人们不得不反思，中共改革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是以“党天下”为前提，催生出过度“政府公司化”的怪胎。八十年代出现的党政军机关经商、办企业，“官倒”盛行一时，后虽经“明令禁止”，但谋自身利益的政府冲动从未停止。到九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冲动再度被释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掩护下，在“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推向市场”的伪装下，走向全面的腐败。
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作为资产加以经营，在有限增加公民福利的同时，实现各地政府利益最大化；所谓“推向市场”就是将一些本该由政府办的公益事业、学校、公立医院、幼儿园、公共交通、公园等推向市场。所谓“征地拆迁”，实质是各地政府缺钱。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这三大举措，将自己变成了当地最大老板和牟利的机器。
下级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压下的经济指标，将指标层层加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把一切能动员的资源全部动员起来，去完成“政治化”的指标。
体制改革要实行：大部减级增省
各地政府“公司化”后，凡有利于增加税收和收费，提高官员收入、福利、减轻政府责任和工作量的决策，出台快、落实及时；而服务于社会、百姓有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和操心费力的决策，就议而不决，不了了之。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任一项改革都持怀疑和警觉，就怕政府又以“改革”、“调整”、“完善”等名义，向自己口袋伸手。即便是执政党正确的政策，由于民众本能的防范，势必影响政府改革的速度与效率。
纵观中共政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五年的七次政府改革，无一例外失败。诸多原因之一，始终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横向机构调整，而纵向减少政府层级的改革，却至今未摆上议事日程。
横向机构越改越多，仅中央：党、政、军、群、副部级以上的国企、大学、文化等事业等单位就多达三百个以上。王岐山惊呼：这些单位要巡视一遍就需十年，而按王的年龄只干一届中纪委书记就得退出。
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若不减为各国通行的三级政府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规范、稳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五级政府，五级财政，中央各部委至少掌握了二九○以上的专项转移支付权力，从乡到县，再到市，从市到省再到北京，都在“跑部钱进”。中共政府无论横向或纵向，都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体制性的腐败将导致“改朝换制”，很少有人会怀疑早晚这一天会到来。
解决中国问题关键之一是实行政府“大部、减级、增省”，“大部”是减少政府办事机构，设立大部制。“增省”是增加省级单位，将目前三十一个省级政府，增至六十五或七十个。“减级”是将五级政府减为三级政府体制。
目前，全球国土面积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八个是联邦制，只有二个实行单一制，其中之一是中国。人口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六个是联邦制，四个是单一制。即便是实行单一制，除中国之外都实行了地方自治，包括财税体制的地方自治。中国自古是单一制的大一统国家，行政、立法和税权都没下放，现今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沿袭这一体系。当政者一再拒绝普世文明，以中共党文化来“代表”中华文化，用以抵抗海外的先进文化。
历史经验：中国模式不敌普世论
历史上的德国，曾经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来抵抗英法普世文明。在十九世纪初，英法思想传入到德国，德国的政要、知识精英们用本国文化来抵抗英法的文明。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德国赶超英法，都是按这一德意志文化对抗英法文明的道路来设计和实行。当德国富强到超英法时，不到百年，就从四分五裂并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变为统一、强大的欧洲大国。然而，德国所走的是一条走向战争及无法持续的道路。二战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法文明与德国自身基督路德新教传统融合，当代德国文明是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的各种异质元素。近年，欧洲经济低迷时，德国却一枝独秀。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二十世纪发生了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面欧化文明的道路，实行了政教分离，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欠缺的是上层建立了西欧那样的文明制度，而底层依然是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值得人们反思的是，文明与文化是有区别的。一国要走上现代化的的路，必须接受普世文明，但不可用普世文明来全面替代本国的文化传统。
在这方面台湾、韩国、新加坡是成功的，全面接受了普世文明，又没有消灭、替代本民族的文化，将外来的优秀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
当前，习近平虽不敢公开承认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几乎已经全面“经济公司化”，但这却是习近平最头痛的问题。何时才能啃下这根硬骨头？
当今中国思想界存在“两论”之争，一种是“普世论”，接受普世文明并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海外先进文化相融合，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论，即所谓的中共“理论、道路、体制”三自信。但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中国政府已经全面“公司化”的问题。
－－原载《开放杂志》2014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