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4日讯】江泽民的淫威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但是，当时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六名常委都不赞成。那时江为总书记，六名常委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在这个时刻，江泽民是无比孤立的。
1999年4月26日，也就是朱镕基理性处理法轮功学员上访反映情况的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朱镕基刚说：“让他们去炼吧”，这时的江泽民已被不断膨胀的妒嫉心折腾到发狂的程度，立即跳了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叫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巨大的帽子和棍子，朱镕基招架不住。
《美国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告说，“朱镕基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同江泽民进行了争辩，认为如果对法轮功问题不谨慎处理，就会激化矛盾。江泽民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该中心说，这个信息来自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人士。”
一位“610”官员透露说，在一次小范围的所谓“庆功”宴会上，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给陪酒的吉林省和长春市公安局“610”官员透露，在“610”编制和镇压经费大规模扩大上，江泽民曾经对胡锦涛大声咆哮。
刘京当时说：2001年江泽民在一次布置对法轮功打压的会议上指出，原各地“610”办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义设立的，但由于公安厅、国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利益驱使和业务特点不同，扯皮、推诿、应付、不服从命令、消极对待等现象已经使得“各地法轮功事件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在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也增加设立相应的“610”办公室，这时胡锦涛说：“增加‘610’机构得增加人员编制，经费不少。”江立时大怒，冲着胡锦涛咆哮道：“都要夺你权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经费不经费的!”江在镇压法轮功上要胡锦涛“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党的利益邪胜一切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江泽民的个人无耻淫威固然是一方面，最终能使江泽民一意孤行的是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尽管江没有前任党魁的权威，政治局常委们虽然不同意镇压，但谁也不会为一个群众性的修炼群体去真正挑战江的地位和决定。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即使在四面是敌的弱小时期，就一直伴随者内部的清洗和屠杀。建政以后，又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内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进行残酷打击、批判甚至肉体消灭。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绞杀机器生存下来并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官员，在面临对重大政治决策需要表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不要因为站错了立场而影响了党的事业和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种类型需要做决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据理力争的就是关系到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信仰的权利的决定。而最可能坚决否决的是事关自己及其家族利益的决定，如政治局讨论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提议就受到大多数常委的激烈反对而多年不得通过。
在中共的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中，尽管每个时期的理论、路线都会调整和变化甚至前后矛盾互相否定，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加强维护党的领导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衡量标准。一个提议是否能被当作需要执行的政策接受，并不取决于同意的人数多寡，而往往决定于是否“政治正确”。从1999年4月25日的信到6月7日的讲话，江用于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镇压的手段，就是把法轮功问题提到了对中共挑战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围困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组织严密、和中共争夺群众、争夺阵地、西方敌对势力、幕后黑手等等，并且把法轮功上访和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相比较。这些说法，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都是在中共历年政治迫害中最严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即使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一旦对这类问题态度立场不明确，也逃脱不了被清除的命运。于是，当江把法轮功问题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后，他一个人，一个绝对少数的意见就变成了此后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
党性扼杀个人的道德
致命的是，一旦在重大问题上，高层人士首先放弃的是道义标准，让步于共产党的党性规定，这就把人民和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所谓的党性原则是扼杀党员，包括高层领导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厉害武器。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胡耀邦，他被人们看作改革派，良心领导人，可是有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10月，中央记者代表团去中越战场的老山前线采访，身为中共党员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的记者们看到，有的军事指挥官(多是高干子弟)好大喜功，组织一些战斗，没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时某点拿下某地，动不动就说“不惜一切代价!”死多少士兵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在他们的党性中人是不值钱的，只要能满足嗜血狂热，能报功就行。送别的宴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端着红葡萄酒，站起来向军首长们敬酒说：“这不是酒，是战士的血呀!我不以记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后方老百姓说句话，像‘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军事术语能否不用或少用!”叶研的大胆行为让军首长们非常恼火。为此，新华社驻军记者站写了一篇内参火速送到中央，大老们大怒，因为这是邓小平，杨尚昆等决定要打的战争，动土动到谁们儿头上来了?文件到了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无奈，胡同样没逃出共产党党性的控制，在民与党的冲突中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而不是正确的是非原则。
这不正是所有中共党员要反躬自问，要抛弃党性走出的道德误区，人性误区吗?
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不会拼了命的为群众的利益去制止江泽民个人的一意孤行。尤其在“共同犯罪”旗帜下纠集的恶党集团面前，道德不那么坏的个人显得无力，懦弱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因此无力，这不就是道德的下滑吗?虽然这些个人不会阴谋勾结在一起，甚至在黑恶势力面前，更要避免个人道德沦为对方的无耻水平。这时的所有个人，即使是一个数量大的群体，都是无力的。
但是，不就是这些个人道德好一点的领导人还撑着中共最后最表面的“正统”虎皮形象吗?不是在人民被窒息的绝望中，没有选择而只好寄托于你们个人道德良知的发现吗?你们有几次这样发现过自己的良知，运用过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没有，或没能，你们的所谓道德好一点的形象不正好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欺骗武器，因而延长着中共早已行将就木的僵躯，延长着人民的苦难吗?这就叫道德下滑。这样毁灭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的道德下滑，不正是从这些最忠于共产党的人们开始的吗?“犯不着”，“做不了”是你们的普遍状态。江泽民和党利用着这样的人性弱点，恣意妄为的行恶。在涉及一亿民众生死存亡的决定上姑息养奸，实际上是放任了江的邪恶。这也给后来愈演越烈，扩大到全民的各种迫害留下了无法制止的恶例!
文章来源：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但是，当时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六名常委都不赞成。那时江为总书记，六名常委为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在这个时刻，江泽民是无比孤立的。
1999年4月26日，也就是朱镕基理性处理法轮功学员上访反映情况的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法轮功问题，朱镕基刚说：“让他们去炼吧”，这时的江泽民已被不断膨胀的妒嫉心折腾到发狂的程度，立即跳了起来，指着朱镕基的鼻子叫喊“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巨大的帽子和棍子，朱镕基招架不住。
《美国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告说，“朱镕基两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同江泽民进行了争辩，认为如果对法轮功问题不谨慎处理，就会激化矛盾。江泽民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该中心说，这个信息来自一个相当可靠的消息人士。”
一位“610”官员透露说，在一次小范围的所谓“庆功”宴会上，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给陪酒的吉林省和长春市公安局“610”官员透露，在“610”编制和镇压经费大规模扩大上，江泽民曾经对胡锦涛大声咆哮。
刘京当时说：2001年江泽民在一次布置对法轮功打压的会议上指出，原各地“610”办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义设立的，但由于公安厅、国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利益驱使和业务特点不同，扯皮、推诿、应付、不服从命令、消极对待等现象已经使得“各地法轮功事件不但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越演越烈”。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在国家安全厅、公安厅、各地公安局也增加设立相应的“610”办公室，这时胡锦涛说：“增加‘610’机构得增加人员编制，经费不少。”江立时大怒，冲着胡锦涛咆哮道：“都要夺你权了，什么编制不编制、经费不经费的!”江在镇压法轮功上要胡锦涛“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党的利益邪胜一切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江泽民的个人无耻淫威固然是一方面，最终能使江泽民一意孤行的是中共的性质决定的。尽管江没有前任党魁的权威，政治局常委们虽然不同意镇压，但谁也不会为一个群众性的修炼群体去真正挑战江的地位和决定。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即使在四面是敌的弱小时期，就一直伴随者内部的清洗和屠杀。建政以后，又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对内部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进行残酷打击、批判甚至肉体消灭。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绞杀机器生存下来并进入最高权力圈子的官员，在面临对重大政治决策需要表态时，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不要因为站错了立场而影响了党的事业和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种类型需要做决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据理力争的就是关系到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信仰的权利的决定。而最可能坚决否决的是事关自己及其家族利益的决定，如政治局讨论关于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提议就受到大多数常委的激烈反对而多年不得通过。
在中共的政策制定和重大决策中，尽管每个时期的理论、路线都会调整和变化甚至前后矛盾互相否定，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加强维护党的领导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衡量标准。一个提议是否能被当作需要执行的政策接受，并不取决于同意的人数多寡，而往往决定于是否“政治正确”。从1999年4月25日的信到6月7日的讲话，江用于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镇压的手段，就是把法轮功问题提到了对中共挑战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论点包括：围困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组织严密、和中共争夺群众、争夺阵地、西方敌对势力、幕后黑手等等，并且把法轮功上访和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相比较。这些说法，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都是在中共历年政治迫害中最严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即使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一旦对这类问题态度立场不明确，也逃脱不了被清除的命运。于是，当江把法轮功问题提高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后，他一个人，一个绝对少数的意见就变成了此后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
党性扼杀个人的道德
致命的是，一旦在重大问题上，高层人士首先放弃的是道义标准，让步于共产党的党性规定，这就把人民和国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种所谓的党性原则是扼杀党员，包括高层领导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厉害武器。
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胡耀邦，他被人们看作改革派，良心领导人，可是有这样一个故事。1985年10月，中央记者代表团去中越战场的老山前线采访，身为中共党员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大报的记者们看到，有的军事指挥官(多是高干子弟)好大喜功，组织一些战斗，没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时某点拿下某地，动不动就说“不惜一切代价!”死多少士兵根本不当回事，因为在他们的党性中人是不值钱的，只要能满足嗜血狂热，能报功就行。送别的宴会上，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端着红葡萄酒，站起来向军首长们敬酒说：“这不是酒，是战士的血呀!我不以记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后方老百姓说句话，像‘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军事术语能否不用或少用!”叶研的大胆行为让军首长们非常恼火。为此，新华社驻军记者站写了一篇内参火速送到中央，大老们大怒，因为这是邓小平，杨尚昆等决定要打的战争，动土动到谁们儿头上来了?文件到了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条，就调离新闻岗位。”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无奈，胡同样没逃出共产党党性的控制，在民与党的冲突中维护的是党的利益，而不是正确的是非原则。
这不正是所有中共党员要反躬自问，要抛弃党性走出的道德误区，人性误区吗?
中共的领导人当然不会拼了命的为群众的利益去制止江泽民个人的一意孤行。尤其在“共同犯罪”旗帜下纠集的恶党集团面前，道德不那么坏的个人显得无力，懦弱的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因此无力，这不就是道德的下滑吗?虽然这些个人不会阴谋勾结在一起，甚至在黑恶势力面前，更要避免个人道德沦为对方的无耻水平。这时的所有个人，即使是一个数量大的群体，都是无力的。
但是，不就是这些个人道德好一点的领导人还撑着中共最后最表面的“正统”虎皮形象吗?不是在人民被窒息的绝望中，没有选择而只好寄托于你们个人道德良知的发现吗?你们有几次这样发现过自己的良知，运用过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没有，或没能，你们的所谓道德好一点的形象不正好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欺骗武器，因而延长着中共早已行将就木的僵躯，延长着人民的苦难吗?这就叫道德下滑。这样毁灭国家前途民族未来的道德下滑，不正是从这些最忠于共产党的人们开始的吗?“犯不着”，“做不了”是你们的普遍状态。江泽民和党利用着这样的人性弱点，恣意妄为的行恶。在涉及一亿民众生死存亡的决定上姑息养奸，实际上是放任了江的邪恶。这也给后来愈演越烈，扩大到全民的各种迫害留下了无法制止的恶例!
文章来源：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