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17日讯】捷克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她虽不是世界大国（人口还不到台湾一半），但却名扬天下，不仅因为有“布拉格之春”等反抗的历史，也因为有昆德拉、哈维尔等知名异议作家，而引起像中国等共产国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重视。
昆德拉的小说，被称为了解共产社会的教科书；哈维尔则为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后来捷克又有了第三位引起西方，尤其是保守派重视的人物——继哈维尔之后当选总统的克劳斯（Vaclav Klaus）。克劳斯因热烈推崇市场经济，极为重视个人自由，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抨击左派，所以在西方信奉自由的人们中大受欢迎。
克劳斯曾到美国侧重市场经济研究的重镇“卡托研究所”（Cato）演讲，指出当今世界“对自由的三个严峻挑战”。该演讲因深入分析西方左派“对自由的挑战”，被很多保守派网站转载，深受好评。
经济学者出身，曾就学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克劳斯认为，当今自由世界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当然是恐怖主义。但要想取得“反恐”胜利，关键在自由世界内部要有愿景、信念和凝聚力。但现在西方左派恰恰在破坏，甚至在挑战根基性的“信念”。
第一个挑战：“共产主义阴魂不散”。
克劳斯以捷克为例说，“我们成功地抛弃了共产主义”后，以为原来那种由中央组织、规范和控制社会的经济，就成为过去，那种做法自然会被淘汰。但“不幸的是，这些中央集权的冲动依然存在。”
克劳斯说的这种“不幸”，可以从哈维尔执政后的经济政策看出。哈维尔虽然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也坚定地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等，政治倾向明显“亲美”；但其经济政策，却仍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路，或者说根本没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争什么，没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强调和信守的“自由经济”理念到底对人的自由具有何等意义。因此哈维尔执政时，仍是热衷“平等”、重视“分配”、结果是增税，扩大福利，强化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效能。当时任总理的克劳斯，则坚定主张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等原本资本主义价值。两个人可以说典型体现了西方左、右派的针锋相对。
哈维尔推崇的左派经济理念所以被克劳斯称为“集权的冲动”，就是因为其本质仍是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当年共产党用“人民”的名义，今天西方左派用“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名号，结果都是扩大政府权力，削减甚至剥夺个人决定自己私财的权利。
克劳斯说，“这种冲动的例子，在欧洲和大多数国际组织中要比美国多，但在美国同样存在。”它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变种”方式重现，其特点是，“又将不同的议题、愿景、计划和项目置于个体自由之上。”它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克劳斯毫不客气地说“它不过是温和版的共产主义”）、人权主义（克劳斯把它称为“积极权利”，可能是套用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还有国际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欧洲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以及其它类似的意识形态。”克劳斯不无忧虑地指出，“共产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但企图以上述‘主义’进行控制依然存在，或者这些‘主义’仅仅是一种回潮。”
第二个挑战：欧洲左派要“去国家化”，建立欧洲大一统。
对于欧洲左派要把欧洲统合成一个政治整体，克劳斯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超国家主义和全球治理”，是“破坏民主和自由”，因为“没有在清晰界定的国家领土内实施议会民主，自由就没有保障。”
克劳斯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样，都强烈反对欧洲统合化。撒切尔夫人甚至说，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因为这种“欧洲大一统”的梦想，仍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投影，结果将泯灭个性与竞争，有利形成“群体主义”的社会。
第三个挑战：“环保主义”要重组世界、操纵人类。
克劳斯认为当前西方左派高喊的“环境保护主义”，本质上也是共产主义要一揽子改造世界的乌托邦。克劳斯指出，“环保主义只是假装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实质上“环保主义的信徒野心勃勃，试图从根本上重组和改变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的行为与价值观。”
克劳斯当然认为人类应该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并强调“为子孙后代合理保护自然是我们的责任”；但西方左派的“环保主义”不是从科学的生态学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集权冲动”。因为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怀疑自由市场的看不见之手的力量，相信国家干预的全能。”“忽视经济机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强大影响。……对技术进步持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
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所谓“保护环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克劳斯提出强烈批评，他说，“戈尔做的一切和世界和平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对人类文明的怀疑论调，甚至破坏了世界和平，他没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
克劳斯特别以西方左派最高喊的“全球过暖”的假设为例说，“人们通常都只注意和记住不正常的气候现像，而不是天气的正常发展和缓慢的长期趋势与过程。”“环保主义者的论证不是根据基本的经验测量或实验室实验，而是基于复杂的模型试验。很多缺乏依据的假设通常都很隐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推断。”他们的“假设和说法都和社会科学有关，而不是自然科学”，因此“环保主义不像科学的生态学那样属于自然科学，而应归为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以保护环境之名，抵制资本主义，抵制市场经济，反对人类的自由发展，要像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来“计划环境”，最后“计划个人的生活”——这带有明显的集权企图。因此克劳斯明确地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有“操纵人类的企图”，如果得逞，“将会使我们倒退到中央集权和限制自由的时代。”
也许是劳斯经历过共产专制，因此对自由有特别的体会。他说，“共产主义的生活经历使我对缺乏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过度敏感的话。”他到美国演讲，“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国人非常重视自由，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没有自由的日子。”
正是对个人“自由”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克劳斯才会如此公开批评西方左派，成为原东欧国家，也许是整个欧洲少有的强烈捍卫“自由价值”的政治领袖。
文章来源：《曹长青》网站
昆德拉的小说，被称为了解共产社会的教科书；哈维尔则为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后来捷克又有了第三位引起西方，尤其是保守派重视的人物——继哈维尔之后当选总统的克劳斯（Vaclav Klaus）。克劳斯因热烈推崇市场经济，极为重视个人自由，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抨击左派，所以在西方信奉自由的人们中大受欢迎。
克劳斯曾到美国侧重市场经济研究的重镇“卡托研究所”（Cato）演讲，指出当今世界“对自由的三个严峻挑战”。该演讲因深入分析西方左派“对自由的挑战”，被很多保守派网站转载，深受好评。
经济学者出身，曾就学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克劳斯认为，当今自由世界面临的主要外部挑战，当然是恐怖主义。但要想取得“反恐”胜利，关键在自由世界内部要有愿景、信念和凝聚力。但现在西方左派恰恰在破坏，甚至在挑战根基性的“信念”。
第一个挑战：“共产主义阴魂不散”。
克劳斯以捷克为例说，“我们成功地抛弃了共产主义”后，以为原来那种由中央组织、规范和控制社会的经济，就成为过去，那种做法自然会被淘汰。但“不幸的是，这些中央集权的冲动依然存在。”
克劳斯说的这种“不幸”，可以从哈维尔执政后的经济政策看出。哈维尔虽然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也坚定地支持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等，政治倾向明显“亲美”；但其经济政策，却仍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路，或者说根本没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争什么，没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强调和信守的“自由经济”理念到底对人的自由具有何等意义。因此哈维尔执政时，仍是热衷“平等”、重视“分配”、结果是增税，扩大福利，强化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效能。当时任总理的克劳斯，则坚定主张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等原本资本主义价值。两个人可以说典型体现了西方左、右派的针锋相对。
哈维尔推崇的左派经济理念所以被克劳斯称为“集权的冲动”，就是因为其本质仍是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当年共产党用“人民”的名义，今天西方左派用“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名号，结果都是扩大政府权力，削减甚至剥夺个人决定自己私财的权利。
克劳斯说，“这种冲动的例子，在欧洲和大多数国际组织中要比美国多，但在美国同样存在。”它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变种”方式重现，其特点是，“又将不同的议题、愿景、计划和项目置于个体自由之上。”它包括“社会民主主义（克劳斯毫不客气地说“它不过是温和版的共产主义”）、人权主义（克劳斯把它称为“积极权利”，可能是套用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还有国际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欧洲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以及其它类似的意识形态。”克劳斯不无忧虑地指出，“共产主义已经寿终正寝，但企图以上述‘主义’进行控制依然存在，或者这些‘主义’仅仅是一种回潮。”
第二个挑战：欧洲左派要“去国家化”，建立欧洲大一统。
对于欧洲左派要把欧洲统合成一个政治整体，克劳斯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的“超国家主义和全球治理”，是“破坏民主和自由”，因为“没有在清晰界定的国家领土内实施议会民主，自由就没有保障。”
克劳斯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样，都强烈反对欧洲统合化。撒切尔夫人甚至说，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因为这种“欧洲大一统”的梦想，仍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投影，结果将泯灭个性与竞争，有利形成“群体主义”的社会。
第三个挑战：“环保主义”要重组世界、操纵人类。
克劳斯认为当前西方左派高喊的“环境保护主义”，本质上也是共产主义要一揽子改造世界的乌托邦。克劳斯指出，“环保主义只是假装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实质上“环保主义的信徒野心勃勃，试图从根本上重组和改变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我们的行为与价值观。”
克劳斯当然认为人类应该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并强调“为子孙后代合理保护自然是我们的责任”；但西方左派的“环保主义”不是从科学的生态学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集权冲动”。因为环保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怀疑自由市场的看不见之手的力量，相信国家干预的全能。”“忽视经济机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强大影响。……对技术进步持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
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所谓“保护环境”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克劳斯提出强烈批评，他说，“戈尔做的一切和世界和平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对人类文明的怀疑论调，甚至破坏了世界和平，他没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
克劳斯特别以西方左派最高喊的“全球过暖”的假设为例说，“人们通常都只注意和记住不正常的气候现像，而不是天气的正常发展和缓慢的长期趋势与过程。”“环保主义者的论证不是根据基本的经验测量或实验室实验，而是基于复杂的模型试验。很多缺乏依据的假设通常都很隐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推断。”他们的“假设和说法都和社会科学有关，而不是自然科学”，因此“环保主义不像科学的生态学那样属于自然科学，而应归为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以保护环境之名，抵制资本主义，抵制市场经济，反对人类的自由发展，要像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样来“计划环境”，最后“计划个人的生活”——这带有明显的集权企图。因此克劳斯明确地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有“操纵人类的企图”，如果得逞，“将会使我们倒退到中央集权和限制自由的时代。”
也许是劳斯经历过共产专制，因此对自由有特别的体会。他说，“共产主义的生活经历使我对缺乏自由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过度敏感的话。”他到美国演讲，“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国人非常重视自由，尽管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没有自由的日子。”
正是对个人“自由”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克劳斯才会如此公开批评西方左派，成为原东欧国家，也许是整个欧洲少有的强烈捍卫“自由价值”的政治领袖。
文章来源：《曹长青》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