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八九学生民主运动25周年。如同往年，中国海内外的民运和维权人士们又都聚集在一起纪念、追思这场运动，总结八九后的中国民运，讨论中国的时局，寻找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路径，等等。为什么要纪念和平反‘六四’？‘八九民主运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情势如何？其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又有哪些利弊？这是我想在这篇短稿中简略讨论和梳理的问题。
*八九学运的意义和价值*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中共改革开放后朝野上下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激变和冲突的结果。1978年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思想和路线上逐渐偏离了毛式发展道路，让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渗入中国，使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多元与分化的现象，中共领导层和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遂提出从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如胡耀邦所谓‘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和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化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等。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缓慢或停滞，加剧官员的贪腐、社会的两级分化和道德的沦丧，让知识份子更加执着地呼吁政治改革，如：1986年夏天方励之在全国各地大学宣讲自由、人权和权力分立等政治主张和12月学生在全国发起的反对改革开放步伐过于缓慢的抗议活动等。西单民主墙的被封闭，邓小平对方励之的警告，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平息，以及后来胡耀邦的被贬职，亦是中共高层内部思想分化，以及保守派压倒改革派的后果。1989年夏初在北京爆发的学生民主运动，即是中共决策层内部和朝野上下思想进一步撕裂的凸显。
与西单民主墙和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一样，1989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反贪腐、反政治迫害、反专制、反社会分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和族群分裂等），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法治、要公平、正义和公正，等等。八九学运是对中共高层（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支持，是对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势力的抗议，是一场自下而上、与上层改革势力相呼应的学生及社会民主运动，是中国逾百年来未尽的民主革命和运动的继续。
纪念和要求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对暴政的控诉，是对专制的否认，是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的肯定，是对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总结，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历史的清理，是对中共统治在制度、理念和治理上的拒绝，是对民运自身的审视（民运里的小毛泽东也不少），等等。对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忘却，或对六四镇压的合理或合法化，均是对专制和暴政的认同，对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事业的否定，对六四事件亡灵和伤者及其家属的亵渎，对良知、法制和天理的践踏。
八九民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海内外民主、维权和公民运动此起彼伏、生生不息，对中共当权者在道义、良知与合法性上形成了持续而强大的威慑和压力。从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群体维权、新民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八九民运后中国民间维权和民主运动发展和扩大到了几乎所有（包括非政治）的社会领域和族群。从知识份子到农民工和失业职工，从追求言论自由、推动宪政民主到争取各种私权和民权保护，从微博对仗到上街公开示威抗议，中国维权和公民运动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上升和持恒的态势。简言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被镇压，唤醒了中国人的良知，增强了民众的人权意识，使中共的威权在民间失去了起码的道义和正当性。
*中国的时局与民运的前景*
六四镇压25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上的状况基本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转变，即经济的相对自由化与政治改革的止步并存。不仅如此，中共第五代领导层不仅无意推动政治改革，反而致力于寻找或实践与宪政民主相悖的新威权主义或新极权主义（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以中国模式和亚洲价值来对抗自由民主模式和普世价值。*在这条市场加极权的道路上，中共一手加大经济上的自由度，一手则严厉控制和打压任何公民与维权运动，而且还对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进行利诱、收买和分化，使之犬儒化和被边缘化。另外，在中国思想界则有新保守主义（如新左派、政治儒学、通三统论等）、国家主义（党国主义加民族主义）等左和保守的思潮泛起，为现实的极权体制辩护和寻找其存在的理由，以抵抗制度性的社会变革。再则，政治高压和小康社会的并存，以及被持续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沉浸于消费享乐中的大众，亦促成整个社会的沉默、保守和麻木，阻碍国内民主启蒙和宪政运动开展和伸延*。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格局下，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实处境和际遇，25年来亦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中国的维权和公民运动一直没有间断，但其声势和规模跟过去一样，难以达到足以对政府形成足够压力及促使其改制的力度或效力。如目前的新公民运动，其主要人物（许志永和王公权等）都遭到政府的拘捕或刑拘，除了在海外能发起较大的舆论攻势外，在国内却无法改变其受打压、难声张的现状，更无从维护自身和其他族群应有的权利，即为别人维权的维权律师们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法维护。
*然而，从社会危机层面上来看，强权下的现实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分裂（即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治理效力与政权正当性之间、强制稳定与潜在危机之间、官方价值与民间价值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断裂）、经济危机、不公正的国家资产被掠夺、极端的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强拆强迁频仍和民怨载道，以及政治与文化、权力与文明、法律与生活对立所造成的极度社会紧张（即文化、国家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秩序的缺失、社会普遍的不信任）等，又为中国的民权和民主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时代条件，给予体制内外的（‘合法性’）维权和公民抗议活动以宽泛的空间与游刃之地。*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民众的公民化开了先河，使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永无休止，方兴未艾。六四为中国当代民主化进程奠定了人心、思想、道义、法理和行为上的基础。
同时，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也为后来的中国民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即是：吸取广场抗议学生错误估计中共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心和自己的实力与所处的政治环境，以至于在遭到镇压时感到措手不及而无以应对。因此，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应当（以八九民运及其之后的维权运动受挫）引以为戒，尽力做到正确研判其所处的政情时局，准确估量自身的力量和当权者的意志与运作机制，以避免和减少无谓的牺牲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挫折。八九民运是中国民运的里程碑，也是海内外维权和民运人士的良师益友、最好的学校与教科书。也即是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家们应当发挥理性、清醒、审时度势、坚韧和具战略远见的卓智，尽量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尽可能大的收效，等等。
*坚持呼吁重新评价八九学运*
坚持不解地呼吁中共平反八九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公布其真相，追问其责任人和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道义的坚持，是对暴政和专制的唾弃。尽管中共高层25年来拒绝、避讳和淡化六四问题，但历年来中国海内外民运及维权人士和组织不断的呼吁与施压，却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持续的振动与分歧。在中共高层，亦时常有人发出重新评价这场运动的声音。六四越来越成为中共领导人难以回避的话题，他们中人人都想撇清与六四镇压的关系，连李鹏这样的人也试着开脱自己对屠杀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年复一年地向中共施加道义及政治上的压力，直到六四事件真相昭示于天下、受害学生和市民得到昭雪赔偿、镇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元凶受到应有的惩处的那一天为止。
两年前，在六四事件23周年时，我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当时的中共高层接受和落实89学运时北京学生提出的七点要求。今年，我再次向中共高层发出呼吁，接受和履行北京学生当年提出的各项合理要求和呼吁（因为其要求大多至今仍未得到落实），并从速平反暨重新评价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为这场浩荡的民主运动及其参与者正名昭雪，追究其镇压当事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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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附上我于2012年五月30日发表的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彭涛给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六四 23周年祭，重提北京学生七点要求*
作者：彭涛博士（德国）
“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将近，我仅以一个普通异议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向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七点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已经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但是，在这漫长的而令人窒息的二十三年里，中国糟糕的政治和人权状况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变得更糟，尽管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提出改善人权和实现民主的要求。
今年不仅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二十三周年的一年，也是你们党和政权内部分化瓦解最激烈的一年。王立军、薄熙来和陈光诚等事件，暴露了你们党和政府极端阴暗和腐朽的一面，严重动摇了你们政权的根基。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里，你们不仅面临着丧权失利的险境，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机会。正如“八九民运”给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一样。可惜他们不识时务，没有抓住那个天赐的大好时机，竟用坦克和机枪摧毁了中国民主的新生儿。
值此“重大的历史关头”，我特此向你们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时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因为今天这些要求仍然具有它们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因为它们至今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和落实，因为这样能让你们重新记忆起“八九民主运动”及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因为中国的政治现实跟二十三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为糟糕。
北京学生的“七点要求”如下：“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七点要求，除了第五个要求外，其他所有的要求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其中，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布其“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和“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当前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你们政府官员的贪腐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缓解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公布官员及其家属收入和财产的状况，则是杜绝党政官员腐败、增加政府运作透明度和建立社会公正的有效措施。然而，这一措施至今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致使你们党和政府的腐败恶化到了几乎无法遏制的地步，尽管多年来公众不断地呼吁你们切实建立和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和措施。为此，我呼吁，你们首先带头公布自己和家属的所有收入和财产状况，以此来为其他的官员和党员作表率，让廉政和反腐败的工作真正能够收到成效。
除了重提“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之外，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地向你们提出如下的几个要求，正如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每年都向你们呼吁的那样：一、立即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彻底查清“六四事件”的真相，追究镇压学生运动的责任人，向人民道歉和向死难者家属及伤者进行赔偿；二、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一切迫害；三、从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四、允许政治流亡人士回国，开放党禁，实行公开和直接民选，建立宪政民主。
以上这些要求，我们已经提了二十三年了，希望今年是“最后”的一年了。如果你们这次继续不理睬或拒绝接受这些要求，我们将会像往常一样，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呼吁和呐喊，无休无止地提醒你们：勿忘“六四”，勿忘向人民道歉谢罪，勿忘人权和政治体制改革。
如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正如网路里所流传的那样：“不改亡国”。而那种所谓的“改亡党”的说法，并非属实。改不会亡党，反而会更新党。不改才会亡党，而且是彻底消亡。不改亡国，既然国都亡了，那你们的党还能存活吗？所以，不改不仅亡国，也亡党。不改，亡党亡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如果你们再不着手平反“八九民运”，再不启动政改，你们的命运就会断送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你们的政权就会被人民起来推翻，到那时你们想改也来不及或没有机会了。
为此，我再次呼吁你们，抓时机，识大势，从速落实上述正当要求，做历史的功臣，切不可像二十三年前那样再次错失良机，重蹈历史覆辙。
另外，今年“六四”祭日那天，我将回应六月四日穿黑衣的倡议，全身穿黑，以悼念和告慰“六四”死难者的亡灵。我希望，你们各位常委，也能在那天穿上黑衣，同我们一起纪念“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
勿忘六四！民主万岁！
彭涛谨呈
2012年5月30日
*八九学运的意义和价值*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中共改革开放后朝野上下思想和意识形态发生激变和冲突的结果。1978年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思想和路线上逐渐偏离了毛式发展道路，让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渗入中国，使中国的思想领域出现多元与分化的现象，中共领导层和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遂提出从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如胡耀邦所谓‘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和宣传政治自由与民主化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等。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缓慢或停滞，加剧官员的贪腐、社会的两级分化和道德的沦丧，让知识份子更加执着地呼吁政治改革，如：1986年夏天方励之在全国各地大学宣讲自由、人权和权力分立等政治主张和12月学生在全国发起的反对改革开放步伐过于缓慢的抗议活动等。西单民主墙的被封闭，邓小平对方励之的警告，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平息，以及后来胡耀邦的被贬职，亦是中共高层内部思想分化，以及保守派压倒改革派的后果。1989年夏初在北京爆发的学生民主运动，即是中共决策层内部和朝野上下思想进一步撕裂的凸显。
与西单民主墙和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一样，1989年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基本诉求是：反贪腐、反政治迫害、反专制、反社会分裂（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和族群分裂等），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要法治、要公平、正义和公正，等等。八九学运是对中共高层（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的支持，是对阻挠政治改革的保守势力的抗议，是一场自下而上、与上层改革势力相呼应的学生及社会民主运动，是中国逾百年来未尽的民主革命和运动的继续。
纪念和要求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是对暴政的控诉，是对专制的否认，是对自由和人权等价值的肯定，是对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总结，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是对中国历史的清理，是对中共统治在制度、理念和治理上的拒绝，是对民运自身的审视（民运里的小毛泽东也不少），等等。对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忘却，或对六四镇压的合理或合法化，均是对专制和暴政的认同，对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事业的否定，对六四事件亡灵和伤者及其家属的亵渎，对良知、法制和天理的践踏。
八九民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海内外民主、维权和公民运动此起彼伏、生生不息，对中共当权者在道义、良知与合法性上形成了持续而强大的威慑和压力。从天安门母亲（六四难属）群体维权、新民权运动到新公民运动，八九民运后中国民间维权和民主运动发展和扩大到了几乎所有（包括非政治）的社会领域和族群。从知识份子到农民工和失业职工，从追求言论自由、推动宪政民主到争取各种私权和民权保护，从微博对仗到上街公开示威抗议，中国维权和公民运动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上升和持恒的态势。简言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被镇压，唤醒了中国人的良知，增强了民众的人权意识，使中共的威权在民间失去了起码的道义和正当性。
*中国的时局与民运的前景*
六四镇压25年之后，中国在政治层面上的状况基本没有多大实质性的转变，即经济的相对自由化与政治改革的止步并存。不仅如此，中共第五代领导层不仅无意推动政治改革，反而致力于寻找或实践与宪政民主相悖的新威权主义或新极权主义（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以中国模式和亚洲价值来对抗自由民主模式和普世价值。*在这条市场加极权的道路上，中共一手加大经济上的自由度，一手则严厉控制和打压任何公民与维权运动，而且还对自由知识份子和维权人士进行利诱、收买和分化，使之犬儒化和被边缘化。另外，在中国思想界则有新保守主义（如新左派、政治儒学、通三统论等）、国家主义（党国主义加民族主义）等左和保守的思潮泛起，为现实的极权体制辩护和寻找其存在的理由，以抵抗制度性的社会变革。再则，政治高压和小康社会的并存，以及被持续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沉浸于消费享乐中的大众，亦促成整个社会的沉默、保守和麻木，阻碍国内民主启蒙和宪政运动开展和伸延*。
在这样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格局下，中国民主运动的现实处境和际遇，25年来亦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中国的维权和公民运动一直没有间断，但其声势和规模跟过去一样，难以达到足以对政府形成足够压力及促使其改制的力度或效力。如目前的新公民运动，其主要人物（许志永和王公权等）都遭到政府的拘捕或刑拘，除了在海外能发起较大的舆论攻势外，在国内却无法改变其受打压、难声张的现状，更无从维护自身和其他族群应有的权利，即为别人维权的维权律师们连自己的权利都无法维护。
*然而，从社会危机层面上来看，强权下的现实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分裂（即统治权力与政治权威之间、治理效力与政权正当性之间、强制稳定与潜在危机之间、官方价值与民间价值之间所存在的巨大断裂）、经济危机、不公正的国家资产被掠夺、极端的贫富分化、官场腐败、社会糜烂、环境污染、生活品质下降、强拆强迁频仍和民怨载道，以及政治与文化、权力与文明、法律与生活对立所造成的极度社会紧张（即文化、国家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秩序的缺失、社会普遍的不信任）等，又为中国的民权和民主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时代条件，给予体制内外的（‘合法性’）维权和公民抗议活动以宽泛的空间与游刃之地。*
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民众的公民化开了先河，使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永无休止，方兴未艾。六四为中国当代民主化进程奠定了人心、思想、道义、法理和行为上的基础。
同时，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也为后来的中国民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即是：吸取广场抗议学生错误估计中共政府武力镇压的决心和自己的实力与所处的政治环境，以至于在遭到镇压时感到措手不及而无以应对。因此，当前中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应当（以八九民运及其之后的维权运动受挫）引以为戒，尽力做到正确研判其所处的政情时局，准确估量自身的力量和当权者的意志与运作机制，以避免和减少无谓的牺牲及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挫折。八九民运是中国民运的里程碑，也是海内外维权和民运人士的良师益友、最好的学校与教科书。也即是说，中国的民主运动家们应当发挥理性、清醒、审时度势、坚韧和具战略远见的卓智，尽量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尽可能大的收效，等等。
*坚持呼吁重新评价八九学运*
坚持不解地呼吁中共平反八九北京学生民主运动，公布其真相，追问其责任人和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是对历史的负责，是对道义的坚持，是对暴政和专制的唾弃。尽管中共高层25年来拒绝、避讳和淡化六四问题，但历年来中国海内外民运及维权人士和组织不断的呼吁与施压，却在中共内部造成了持续的振动与分歧。在中共高层，亦时常有人发出重新评价这场运动的声音。六四越来越成为中共领导人难以回避的话题，他们中人人都想撇清与六四镇压的关系，连李鹏这样的人也试着开脱自己对屠杀所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年复一年地向中共施加道义及政治上的压力，直到六四事件真相昭示于天下、受害学生和市民得到昭雪赔偿、镇压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元凶受到应有的惩处的那一天为止。
两年前，在六四事件23周年时，我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当时的中共高层接受和落实89学运时北京学生提出的七点要求。今年，我再次向中共高层发出呼吁，接受和履行北京学生当年提出的各项合理要求和呼吁（因为其要求大多至今仍未得到落实），并从速平反暨重新评价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为这场浩荡的民主运动及其参与者正名昭雪，追究其镇压当事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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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附上我于2012年五月30日发表的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
*彭涛给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六四 23周年祭，重提北京学生七点要求*
作者：彭涛博士（德国）
“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将近，我仅以一个普通异议者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向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七点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已经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但是，在这漫长的而令人窒息的二十三年里，中国糟糕的政治和人权状况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变得更糟，尽管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提出改善人权和实现民主的要求。
今年不仅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二十三周年的一年，也是你们党和政权内部分化瓦解最激烈的一年。王立军、薄熙来和陈光诚等事件，暴露了你们党和政府极端阴暗和腐朽的一面，严重动摇了你们政权的根基。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年里，你们不仅面临着丧权失利的险境，同时也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机会。正如“八九民运”给当时中共的领导人所提供的历史契机一样。可惜他们不识时务，没有抓住那个天赐的大好时机，竟用坦克和机枪摧毁了中国民主的新生儿。
值此“重大的历史关头”，我特此向你们重新提出“八九民运”时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因为今天这些要求仍然具有它们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因为它们至今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和落实，因为这样能让你们重新记忆起“八九民主运动”及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因为中国的政治现实跟二十三年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为糟糕。
北京学生的“七点要求”如下：“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这七点要求，除了第五个要求外，其他所有的要求至今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其中，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公布其“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和“反对贪官污吏”的口号，在当前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你们政府官员的贪腐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缓解社会不公正状况的最大障碍之一。而公布官员及其家属收入和财产的状况，则是杜绝党政官员腐败、增加政府运作透明度和建立社会公正的有效措施。然而，这一措施至今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致使你们党和政府的腐败恶化到了几乎无法遏制的地步，尽管多年来公众不断地呼吁你们切实建立和健全官员财产申报的制度和措施。为此，我呼吁，你们首先带头公布自己和家属的所有收入和财产状况，以此来为其他的官员和党员作表率，让廉政和反腐败的工作真正能够收到成效。
除了重提“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所提出的“七点要求”之外，我在这里还要郑重地向你们提出如下的几个要求，正如流亡人士、民运团体和海内外异议人士每年都向你们呼吁的那样：一、立即平反“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彻底查清“六四事件”的真相，追究镇压学生运动的责任人，向人民道歉和向死难者家属及伤者进行赔偿；二、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停止对异议人士的一切迫害；三、从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四、允许政治流亡人士回国，开放党禁，实行公开和直接民选，建立宪政民主。
以上这些要求，我们已经提了二十三年了，希望今年是“最后”的一年了。如果你们这次继续不理睬或拒绝接受这些要求，我们将会像往常一样，年年不厌其烦地向你们呼吁和呐喊，无休无止地提醒你们：勿忘“六四”，勿忘向人民道歉谢罪，勿忘人权和政治体制改革。
如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这正如网路里所流传的那样：“不改亡国”。而那种所谓的“改亡党”的说法，并非属实。改不会亡党，反而会更新党。不改才会亡党，而且是彻底消亡。不改亡国，既然国都亡了，那你们的党还能存活吗？所以，不改不仅亡国，也亡党。不改，亡党亡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如果你们再不着手平反“八九民运”，再不启动政改，你们的命运就会断送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你们的政权就会被人民起来推翻，到那时你们想改也来不及或没有机会了。
为此，我再次呼吁你们，抓时机，识大势，从速落实上述正当要求，做历史的功臣，切不可像二十三年前那样再次错失良机，重蹈历史覆辙。
另外，今年“六四”祭日那天，我将回应六月四日穿黑衣的倡议，全身穿黑，以悼念和告慰“六四”死难者的亡灵。我希望，你们各位常委，也能在那天穿上黑衣，同我们一起纪念“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
勿忘六四！民主万岁！
彭涛谨呈
2012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