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它再次让人们想起二十多年前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运动。同样是大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埃及和中国有相同性，但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种“不同”，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门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邓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门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着“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份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份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份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份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邓小平，导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邓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鹏下台，李鹏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邓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门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运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运时，有人提出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运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运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已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运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最后，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运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么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么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获胜、看着埃及人民那么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xx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今天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注︰写作该文时，穆巴拉克还没有下台，埃及的抗议运动正在进行），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2011年2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5-27
文章来源：曹长青网站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门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邓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门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着“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份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份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份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份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邓小平，导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邓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六四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鹏下台，李鹏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邓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门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运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运时，有人提出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运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运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已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运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最后，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运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么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么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获胜、看着埃及人民那么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xx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今天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注︰写作该文时，穆巴拉克还没有下台，埃及的抗议运动正在进行），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运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2011年2月3日于美国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4-05-27
文章来源：曹长青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