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近提出，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暖炕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引发了中韩舆论的争议。过去多年来，围绕多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韩国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民众打了不少口水官司。中国人虽然从未将暖炕（中国称之为火炕）技术当作一回事，但当韩国媒体想当然地将中国作为暖炕申遗的主要对手时，立即触动了其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抗议之馀希望政府有关部门也将火炕列入申报计画，与韩国一争高低。不过，中国官方有关部门的反应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已经申报成功的文化遗产居世界之首，而且中国申报文化遗产有自己的程式，须经专家论证选择项目，所以暂不会考虑将火炕技术申报非遗。
分析中韩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心态和动机，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韩国政府部门要把暖炕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说明它打心眼里认为暖炕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遗存，亟需予以保护，以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而韩国媒体在报导此事时立即联想到中国也将地热采暖视为自有技术，可能成为其主要障碍，因此产生紧迫感，建议政府部门加快申报进度。考虑到以往中韩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问题上的争吵，韩国媒体的这种引申应在合理范畴之内。
比较而言，中国朝野就此产生分歧，暴露了不少深层次问题。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敦促政府申遗的出发点和动力，是因应韩国的“挑战”，其内在的心理意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关注的是中国地大物博，非遗众多，申报需要程式。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没有从文化本身来看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的想法。
在他们眼里，火炕技术本身的文化价值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与韩国展开竞争，或者遵守既定的程式。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是国际竞争的工具，要么沦为程式主义的牺牲品。究其实质，他们都对文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仰情怀，都没有认识到文化以其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而非任何外在附加物，在亘古历史长夜中闪耀着光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人文化意识的淡薄，同样体现于中国那些热衷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者。公众早就指出，人们争相将自己属地的文化遗存向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主要目的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希望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发展本地区的旅游产业，为地方官员政绩和经济增长服务。本着这一原则精神，不少地方对传统文化抱着“古为今用”的态度，对它们进行“为我所需”的改造，将传统文化保护变成对传统文化的任意篡改，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传统文化保护的题旨。
由是可知，中国人在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都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人则拥有非常自觉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竞争意识和传播意识，文化归属感和优越感强烈，深透到民族精神的深处。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谈到，韩剧之所以“走在咱们前头”，是因为其“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昇华。”
他的观点虽然不能概括韩剧的全部优点，然而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韩国人注重在影视作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传统文化自信，并致力于传播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特点。
作为“韩流”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之一，韩剧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韩国古装剧中，令人印象的是对古代韩国文化的尊崇、描述和展现。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长今》一剧，对朝鲜的传统饮食文化进行了精描细画，并将它融入了动人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的演绎之中，获得了生动传神、润物无声的传播效应，随着该剧的热播及在海外的广泛流行，韩国文化在各国深入人心，无形中提升了国家的品牌形象。像大长今这样的韩剧为数不少，《商道》、《李算》、《医道》、《马医》、《大风水》等都从某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展开剧情，而在现代剧中，浓郁的家庭观念和传统文化精神则是其主要文化背景。
反观中国，虽然号称拥有数千年文明史，但在各种影视剧中不仅不能客观描述古代文化，反而竭力虚构之，使之变得不伦不类。此举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韩流风靡全世界，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播和传承走在中国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中，政府和民众对文化保护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参与、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
韩国从政府到民众，对传统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的意识，都高度自觉，且在保护和传播的过程中，注重保留文化遗存的原汁原味，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适度创新。
比如，“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保有的一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存，与中国的端午节同宗同源，但它却成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祭仪、演戏和游艺等方面保存了传统风貌，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生长点，但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从其原体上进行新的提炼、整合，使传统昇华，并富有时代风貌。他们在端午的集市中发现了“江陵人的共同体礼仪”，增强参与民众的集体归属感；通过强化活动的神圣性，给民众带来参与的自豪感；在广泛传播之中，为民众带来荣誉感体验等，都是基于传统适度创新的体现。
韩国政府建立了法制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早在1962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即类同汉语之文化遗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到1981年才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1983年才制定相关政策规定，对韩国经验多有借鉴；多年来形成了以“文化财委员会”为核心、以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财厅为行政管理架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事件中不断摸索实行了文化遗产保存记录和传授教育制度、无形文化遗产海外传播制度、文化遗产标准化、竞争性、动态性和针对性认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韩国政府官员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或者发表一些走过场、空洞无物的讲话，而是深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具体环节之中，参与互动，与民众和游客打成一片。
不仅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学者和普通民众也乐于参与其中。生活在当代的韩国人也十分热衷于融进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活动过程中，在远离尘嚣中得到超脱的体验，丰富了其人生内容。韩国各类文化遗产的发现、申报、推广过程中，民俗学者都表现十分活跃，而在每年的传统活动中，都有民俗学者的积极介入。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民俗学会前会长、中央大学教授任东权先生首次发现了“江陵端午祭”，此后他积极研究并向政府申报了此专案，引起政府重视，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直到成功获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内容也都会充分听取民俗学家的意见。
从更深层次看，韩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存活动的热衷，是富有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乃至文化优越感的表现。众所周知，韩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之一，西方文明深深地浸润在现代韩国的骨髓之中，然而却并未割裂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影响甚至取代传统文化在韩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两者并行不悖，且相互促进，造就了自由和繁荣的现代韩国，使文化底蕴建基于强大基石之上。而这是现代朝鲜半岛历史上朝鲜民族自主、自立、自强意识萌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韩国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后，从民族自尊向文化自尊的质的飞跃。
然而，韩国所在的朝鲜半岛在古代的多数时期从属于中央帝国，直到近代仍是中国的藩属，是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朝鲜民族长期生活在汉民族文化圈之中，从日常起居、官僚体制、精神思想，无不深受其影响，也在相当长时期里，制约了朝鲜民族主体性。
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央帝国和汉文化优势地位的衰落，朝鲜民族和文化自主性日益增强，尤其在韩国，由于融通东西方文明、实现国家振兴，产生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反倒在很多时候瞧不起其原宗主国了。十七世纪满清入关后，服膺于儒家文化的朝鲜王国始终不肯从心底认同其统治，也是出于相似的心理。
朝鲜民族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状态，朝鲜半岛虽然多数时候受中央帝国辖制，但其民族自主意识始终都是朝鲜民族精神建构中的一个隐秘而真切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事大主义”占据主流，而民族自主意识仅在少数文人和官僚中得以存在。第二阶段为自发状态，这个阶段可以约略从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时期算起，到明亡清兴后由于对夷狄入主中原的不屑，朝鲜民族在继续保持形式上的“事大主义”之馀，民族自主意识也在潜滋暗长。世宗修订《训民正音》、世祖朝完成《经国大典》、正祖全面革新都是在民族自主的精神旗帜下所进行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第三阶段为自觉状态，从朝鲜王朝末期“甲午战争”一直到当代。朝鲜民族自主意识的兴起首先是由于“大国”清王朝的全面衰败，朝鲜作为藩属国受到外国侵凌无以自保逐渐沦为殖民地国家，民众不间断地进行抗争直至武装斗争，夺取民族独立，并建设全新国家的过程中，最终得到确立的。
在日本结束殖民统治，朝鲜民族南北分治之后，大韩民国在美国的帮助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民主国家体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获得全面发展，从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都最终超越了原来的中央帝国，由此开始在民族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基础上，形成民族优越感。
但韩国的民族自尊，逐步演化为文化自尊，并以文化自尊，强化民族自尊。韩国的民族优越感，一旦与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忧患意识相结合，就变得有些扭曲了。由此可以解释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它是韩国民众在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这种看上去无关巨集旨的事务上与中国竞争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
而就中国而言，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到建国后“阶级斗争决定论”、“经济建设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担纲，是一个显着的“去文化”、“反文化”的过程。传统文化一度是受严厉批判乃至凌辱的物件，在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后，实已折腾成十分惨澹的局面。在中国当代史上，传统文化不仅从未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更是经常成为被阉割、被政治化、抽象化、虚无化的对象，久而久之使中国文化成为“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以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为特色的“怪物”，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多元化、文化却始终捆缚在五色斑斓的笼子里的奇特景观。
无论是影视剧对传统文化的任意解构，电视频道特定主题的作品获得统治地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强行“物质化”，变成牟利的工具，以及政府部门在对待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问题上抱着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态度，都是上述中国式文化症候的具体呈现。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由于可以想像的原因，民族主义也受到“异化”。中国不少民众在被民族主义激情燃烧、富有攻击性的同时，失去对世界本质和人类生存境遇的悲悯关怀，对文化自身冷漠以待，却更期待与韩国斗争后所获得的快感。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貌似泱泱的大国却是个文化浅薄的“侏儒”，而文化自信只停留于“舌尖上的快乐”了！
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觉、自由是深化中国发展内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国公民生存品质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传播在内的文化建设，是事关公民福祉的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反思中韩在此领域的歧异，并从加强人类基本关怀的精神维度，着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观和文化体制转型，是打造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活力的重要源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分析中韩两国在此问题上的心态和动机，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韩国政府部门要把暖炕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说明它打心眼里认为暖炕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遗存，亟需予以保护，以使之得到更好的传承。而韩国媒体在报导此事时立即联想到中国也将地热采暖视为自有技术，可能成为其主要障碍，因此产生紧迫感，建议政府部门加快申报进度。考虑到以往中韩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问题上的争吵，韩国媒体的这种引申应在合理范畴之内。
比较而言，中国朝野就此产生分歧，暴露了不少深层次问题。从民众的角度来说，敦促政府申遗的出发点和动力，是因应韩国的“挑战”，其内在的心理意蕴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关注的是中国地大物博，非遗众多，申报需要程式。无论民众还是政府，都没有从文化本身来看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决定自己的想法。
在他们眼里，火炕技术本身的文化价值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与韩国展开竞争，或者遵守既定的程式。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是国际竞争的工具，要么沦为程式主义的牺牲品。究其实质，他们都对文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仰情怀，都没有认识到文化以其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而非任何外在附加物，在亘古历史长夜中闪耀着光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人文化意识的淡薄，同样体现于中国那些热衷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者。公众早就指出，人们争相将自己属地的文化遗存向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主要目的是从功利主义出发，希望借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影响力，发展本地区的旅游产业，为地方官员政绩和经济增长服务。本着这一原则精神，不少地方对传统文化抱着“古为今用”的态度，对它们进行“为我所需”的改造，将传统文化保护变成对传统文化的任意篡改，使之变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传统文化保护的题旨。
由是可知，中国人在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都没有摆到应有的位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人则拥有非常自觉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竞争意识和传播意识，文化归属感和优越感强烈，深透到民族精神的深处。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谈到，韩剧之所以“走在咱们前头”，是因为其“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昇华。”
他的观点虽然不能概括韩剧的全部优点，然而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韩国人注重在影视作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传统文化自信，并致力于传播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特点。
作为“韩流”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之一，韩剧充当了重要角色。在韩国古装剧中，令人印象的是对古代韩国文化的尊崇、描述和展现。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大长今》一剧，对朝鲜的传统饮食文化进行了精描细画，并将它融入了动人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的演绎之中，获得了生动传神、润物无声的传播效应，随着该剧的热播及在海外的广泛流行，韩国文化在各国深入人心，无形中提升了国家的品牌形象。像大长今这样的韩剧为数不少，《商道》、《李算》、《医道》、《马医》、《大风水》等都从某个具体的文化现象展开剧情，而在现代剧中，浓郁的家庭观念和传统文化精神则是其主要文化背景。
反观中国，虽然号称拥有数千年文明史，但在各种影视剧中不仅不能客观描述古代文化，反而竭力虚构之，使之变得不伦不类。此举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韩流风靡全世界，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播和传承走在中国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
其中，政府和民众对文化保护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参与、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
韩国从政府到民众，对传统文化遗存的保护、弘扬和传承的意识，都高度自觉，且在保护和传播的过程中，注重保留文化遗存的原汁原味，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适度创新。
比如，“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保有的一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存，与中国的端午节同宗同源，但它却成功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祭仪、演戏和游艺等方面保存了传统风貌，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生长点，但不是生搬硬套地将现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从其原体上进行新的提炼、整合，使传统昇华，并富有时代风貌。他们在端午的集市中发现了“江陵人的共同体礼仪”，增强参与民众的集体归属感；通过强化活动的神圣性，给民众带来参与的自豪感；在广泛传播之中，为民众带来荣誉感体验等，都是基于传统适度创新的体现。
韩国政府建立了法制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早在1962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即类同汉语之文化遗产），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到1981年才开始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1983年才制定相关政策规定，对韩国经验多有借鉴；多年来形成了以“文化财委员会”为核心、以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财厅为行政管理架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事件中不断摸索实行了文化遗产保存记录和传授教育制度、无形文化遗产海外传播制度、文化遗产标准化、竞争性、动态性和针对性认证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韩国政府官员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或者发表一些走过场、空洞无物的讲话，而是深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具体环节之中，参与互动，与民众和游客打成一片。
不仅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学者和普通民众也乐于参与其中。生活在当代的韩国人也十分热衷于融进非物质文化遗存的活动过程中，在远离尘嚣中得到超脱的体验，丰富了其人生内容。韩国各类文化遗产的发现、申报、推广过程中，民俗学者都表现十分活跃，而在每年的传统活动中，都有民俗学者的积极介入。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民俗学会前会长、中央大学教授任东权先生首次发现了“江陵端午祭”，此后他积极研究并向政府申报了此专案，引起政府重视，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文物，直到成功获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博物馆所要展示的内容也都会充分听取民俗学家的意见。
从更深层次看，韩国人对非物质文化遗存活动的热衷，是富有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乃至文化优越感的表现。众所周知，韩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之一，西方文明深深地浸润在现代韩国的骨髓之中，然而却并未割裂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影响甚至取代传统文化在韩国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两者并行不悖，且相互促进，造就了自由和繁荣的现代韩国，使文化底蕴建基于强大基石之上。而这是现代朝鲜半岛历史上朝鲜民族自主、自立、自强意识萌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韩国民族认同感日益增强后，从民族自尊向文化自尊的质的飞跃。
然而，韩国所在的朝鲜半岛在古代的多数时期从属于中央帝国，直到近代仍是中国的藩属，是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朝鲜民族长期生活在汉民族文化圈之中，从日常起居、官僚体制、精神思想，无不深受其影响，也在相当长时期里，制约了朝鲜民族主体性。
一百多年来，随着中央帝国和汉文化优势地位的衰落，朝鲜民族和文化自主性日益增强，尤其在韩国，由于融通东西方文明、实现国家振兴，产生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反倒在很多时候瞧不起其原宗主国了。十七世纪满清入关后，服膺于儒家文化的朝鲜王国始终不肯从心底认同其统治，也是出于相似的心理。
朝鲜民族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状态，朝鲜半岛虽然多数时候受中央帝国辖制，但其民族自主意识始终都是朝鲜民族精神建构中的一个隐秘而真切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在这一阶段“事大主义”占据主流，而民族自主意识仅在少数文人和官僚中得以存在。第二阶段为自发状态，这个阶段可以约略从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时期算起，到明亡清兴后由于对夷狄入主中原的不屑，朝鲜民族在继续保持形式上的“事大主义”之馀，民族自主意识也在潜滋暗长。世宗修订《训民正音》、世祖朝完成《经国大典》、正祖全面革新都是在民族自主的精神旗帜下所进行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第三阶段为自觉状态，从朝鲜王朝末期“甲午战争”一直到当代。朝鲜民族自主意识的兴起首先是由于“大国”清王朝的全面衰败，朝鲜作为藩属国受到外国侵凌无以自保逐渐沦为殖民地国家，民众不间断地进行抗争直至武装斗争，夺取民族独立，并建设全新国家的过程中，最终得到确立的。
在日本结束殖民统治，朝鲜民族南北分治之后，大韩民国在美国的帮助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民主国家体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获得全面发展，从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都最终超越了原来的中央帝国，由此开始在民族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基础上，形成民族优越感。
但韩国的民族自尊，逐步演化为文化自尊，并以文化自尊，强化民族自尊。韩国的民族优越感，一旦与夹缝中生存的民族忧患意识相结合，就变得有些扭曲了。由此可以解释当今的诸多文化现象：它是韩国民众在像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这种看上去无关巨集旨的事务上与中国竞争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
而就中国而言，从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到建国后“阶级斗争决定论”、“经济建设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担纲，是一个显着的“去文化”、“反文化”的过程。传统文化一度是受严厉批判乃至凌辱的物件，在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后，实已折腾成十分惨澹的局面。在中国当代史上，传统文化不仅从未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更是经常成为被阉割、被政治化、抽象化、虚无化的对象，久而久之使中国文化成为“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以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为特色的“怪物”，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多元化、文化却始终捆缚在五色斑斓的笼子里的奇特景观。
无论是影视剧对传统文化的任意解构，电视频道特定主题的作品获得统治地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强行“物质化”，变成牟利的工具，以及政府部门在对待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问题上抱着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态度，都是上述中国式文化症候的具体呈现。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由于可以想像的原因，民族主义也受到“异化”。中国不少民众在被民族主义激情燃烧、富有攻击性的同时，失去对世界本质和人类生存境遇的悲悯关怀，对文化自身冷漠以待，却更期待与韩国斗争后所获得的快感。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貌似泱泱的大国却是个文化浅薄的“侏儒”，而文化自信只停留于“舌尖上的快乐”了！
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觉、自由是深化中国发展内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国公民生存品质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传播在内的文化建设，是事关公民福祉的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反思中韩在此领域的歧异，并从加强人类基本关怀的精神维度，着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观和文化体制转型，是打造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活力的重要源泉。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