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接受《right》线上杂志邀约，开设随笔专栏，本微信平台将陆续独家推出。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
---------------------
1969年11月15日，一个枯萎的男子被拉到开封东郊一家火葬场，口鼻变形，下巴有一片淤血。那是开封很冷的日子，有风无雪，由于身材高大，他的双脚裸露在吉普车厢外。无人知其来历，负责喷洒消毒水的人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他被塞进火化炉，很快变成一堆小小的骨灰，编号为123的骨灰存放证上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三年以后，他的家人才被告知死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多年以后，有个叫曾成杰的湖南商人被秘密枪决（也许是注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它在共和国历史上注定只是一件小事，很快就被遗忘。比起前任国家主席，一个湖南新邵县二流商人被处决时未改其名、未隐其地，家人才两天就得到了通知，想一想，就没那么铭心之痛。至于枪决还是注射，在每家法院都有一个党委，整个国家由政法委而不是法典决定生死……的前提下，这并不重要。
类似的令人惊吓的消息在神州不断流传，比惊吓还要惊吓的是，每次惊吓之后，人们只是换了个更熟稔的姿势，继续睡觉，彷彿永不会醒来。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任何抗争和清算都被视为愚不可及。
这样的惊吓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茁壮成长了。就在湖南商人被处决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冯仑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起“后半夜吃肉”的故事。面对商人屡被掠夺财产甚至生命，他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了，这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啊，“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会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吃肉，本身就是权利，堂堂正正吃肉，是商人从商的起因。当被誉为业界思想家的冯仑却大谈后半夜躲起来吃肉的妙处，脸上洋溢着终于当上了合法小偷的奕奕神采，你该知道，这个国家于惊吓中发明了一种叫“受惊若宠”的智慧。
比起柳传志“如果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将万劫不复”，梁稳根的“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和政府给的”，马云的“24年前，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冯仑至少保全了吃肉的念想，他并没有号召大家去吃屎。
别怪商人。当商人以躲着吃肉、蹲着吃肉、跪着吃肉，比赛谁离地面更近为荣时，你得知道，他们都没安全感。
文人在书写这些历史和道理时，显得游刃有馀、洞若观火。可是如果他们不想欺骗自己，轻易便会想起本行一个前辈，王实昧。这个文艺青年、延安才子，只不过因为一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乱刀砍死，尸首掷于一口枯井之中。
商人站起来吃肉，就可能获罪，文人，站起来写文章，就可能获罪。邓拓的《三家村》，储安平的《党天下》，林昭获罪之一的文章居然是自辩式的《我们是无罪的》……在这里，你认为自己无罪，本身就是很大的罪。
在一个专制国家，有多少犬商就有多少犬儒。除极个别理想忠贞、性如烈火，多少文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在只需要两分钟产生灵感，只需要两小时完成写作，却需要两天甚至两个月来思量怎样才不被删除文章的创作环境下，大家的底线不过是：别像余秋雨那样假装寻根，别像于丹那样贩卖心灵鸡汤，别像郭沫若那样把灵魂典当给魔鬼。
所以文人并不比商人更高尚，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撒娇、用玄幻穿越来逃避、用所谓纯文学掩饰胆怯。我们诲淫诲盗，出个《小时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它只是兜售庸俗和物欲。至少不像郭沫若，他的《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三儿子明明是冤死，他还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二子被造反派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求情，还言不由衷地“我是为了国家好啊”。直至儿子被打死了，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因为书房两小时的写作，换来牢房一辈子的生活。这就太糟了。这种情况下，多少人犹记王实昧当年那篇引无数人打着马灯夜读的《野百合花》，大街小巷的文青，现在只会哼唱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官人也没有安全感。中国的官员最没安全感的是，他们需要陷害人，这是刚需，又要被人陷害，这也是刚需。他们必须交投名状，这是肛需。家人远走美国，银行户头在花旗，可是自古以来把家属和财产放在敌国，那不是人质吗。悲哀的是，身在敌国的人质是安全的，身在本国的官员，却度日如年。
多少官员办公室，藏着同僚安装的窃听器，多少酒店的床头，放着红霞的针孔摄像机。每回开会，从前面看齐刷刷一片秃头，活像闪耀着一排排LED灯。从后面看均是半截窗帘，这是操心哪。奇怪的是几乎看不见白发……染发厂真是发了。
司法不独立，商人没安全感。言论不自由，文人没安全感。不施行民选，官人没安全感。精英阶层整体无安全感，一股股移民潮过后，剩下的只是草根，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吴广即出，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然后新一轮暴君上台，把历史再演一遍。
农民没有安全感，怕失地。工人没有安全感，怕下岗。大学生没有安全感，怕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做个实验就铊中毒了。农民卖个西瓜怕被秤砣爆头，市民坐趟公交怕遇到上访户自焚，家长怕女儿上个学就碰到喜欢开房的校长。你以为暴力机器就有安全感吗。警察出勤，被城管打了；城管被欠薪，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时就被特警带走了；退伍军人生活无保障举标语，被现役军人控制住了。现役的回营房，想起又得向军官送礼了……现役和退役的，都没安全感，人生整体退役归于尘土也没安全感。大家知道，河南平坟了。
不记得是陈丹青还是他的母亲说过，去到美国，发现人人长着一张未曾被欺负过的脸。欺负你的，不仅是明确的政府、官员、暴力机器，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你只是无意中降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散客，有时候，你必须先行怀疑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才可能拥有生存的更大可能性。在一阵阵击鼓传花的鼓声中，看炸弹落到哪个不走运的家伙手中。
人人都没安全感，为什么不敢联合起来签订整个国家的大合同呢。
宪法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一单合同，宪政就是最高水准的按合同办事。别相信清官、反腐、举报、平反昭雪这些封建王朝的游戏。刘少奇死于开封，开封的大理寺再大，也容不下国家主席的冤屈。
你可以懦弱，用幸福为懦弱埋单。你可以继续大谈后半夜吃肉的好处，一辈子像个小偷。你可以饱于世故地嘲笑勇敢者，并教育你的孩子要学会自保、圆滑、忍辱负重见风使舵才可修为英豪……可经年之后，你的孩子没成为英豪，倒成为屌毛。哪怕身上挂着外国国籍和银行卡号，也不过是挂着卡号的屌毛。
为下一代不再过着这样人人自危的生活。不如一试。
—— right右边
---------------------
1969年11月15日，一个枯萎的男子被拉到开封东郊一家火葬场，口鼻变形，下巴有一片淤血。那是开封很冷的日子，有风无雪，由于身材高大，他的双脚裸露在吉普车厢外。无人知其来历，负责喷洒消毒水的人们被告知，这是一个烈性传染病人。他被塞进火化炉，很快变成一堆小小的骨灰，编号为123的骨灰存放证上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三年以后，他的家人才被告知死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
多年以后，有个叫曾成杰的湖南商人被秘密枪决（也许是注射）。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但它在共和国历史上注定只是一件小事，很快就被遗忘。比起前任国家主席，一个湖南新邵县二流商人被处决时未改其名、未隐其地，家人才两天就得到了通知，想一想，就没那么铭心之痛。至于枪决还是注射，在每家法院都有一个党委，整个国家由政法委而不是法典决定生死……的前提下，这并不重要。
类似的令人惊吓的消息在神州不断流传，比惊吓还要惊吓的是，每次惊吓之后，人们只是换了个更熟稔的姿势，继续睡觉，彷彿永不会醒来。连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任何抗争和清算都被视为愚不可及。
这样的惊吓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却茁壮成长了。就在湖南商人被处决之前几个月，有一个叫冯仑的人饶有兴趣地谈起“后半夜吃肉”的故事。面对商人屡被掠夺财产甚至生命，他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了，这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啊，“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会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吃肉，本身就是权利，堂堂正正吃肉，是商人从商的起因。当被誉为业界思想家的冯仑却大谈后半夜躲起来吃肉的妙处，脸上洋溢着终于当上了合法小偷的奕奕神采，你该知道，这个国家于惊吓中发明了一种叫“受惊若宠”的智慧。
比起柳传志“如果一人一票，这个国家将万劫不复”，梁稳根的“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党和政府给的”，马云的“24年前，那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冯仑至少保全了吃肉的念想，他并没有号召大家去吃屎。
别怪商人。当商人以躲着吃肉、蹲着吃肉、跪着吃肉，比赛谁离地面更近为荣时，你得知道，他们都没安全感。
文人在书写这些历史和道理时，显得游刃有馀、洞若观火。可是如果他们不想欺骗自己，轻易便会想起本行一个前辈，王实昧。这个文艺青年、延安才子，只不过因为一篇“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乱刀砍死，尸首掷于一口枯井之中。
商人站起来吃肉，就可能获罪，文人，站起来写文章，就可能获罪。邓拓的《三家村》，储安平的《党天下》，林昭获罪之一的文章居然是自辩式的《我们是无罪的》……在这里，你认为自己无罪，本身就是很大的罪。
在一个专制国家，有多少犬商就有多少犬儒。除极个别理想忠贞、性如烈火，多少文人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在只需要两分钟产生灵感，只需要两小时完成写作，却需要两天甚至两个月来思量怎样才不被删除文章的创作环境下，大家的底线不过是：别像余秋雨那样假装寻根，别像于丹那样贩卖心灵鸡汤，别像郭沫若那样把灵魂典当给魔鬼。
所以文人并不比商人更高尚，我们用伤痕文学来撒娇、用玄幻穿越来逃避、用所谓纯文学掩饰胆怯。我们诲淫诲盗，出个《小时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它只是兜售庸俗和物欲。至少不像郭沫若，他的《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三儿子明明是冤死，他还向组织写信，自我批评“我没有教育好子女”。二子被造反派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求情，还言不由衷地“我是为了国家好啊”。直至儿子被打死了，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因为书房两小时的写作，换来牢房一辈子的生活。这就太糟了。这种情况下，多少人犹记王实昧当年那篇引无数人打着马灯夜读的《野百合花》，大街小巷的文青，现在只会哼唱永邦“野百合也有春天”。
官人也没有安全感。中国的官员最没安全感的是，他们需要陷害人，这是刚需，又要被人陷害，这也是刚需。他们必须交投名状，这是肛需。家人远走美国，银行户头在花旗，可是自古以来把家属和财产放在敌国，那不是人质吗。悲哀的是，身在敌国的人质是安全的，身在本国的官员，却度日如年。
多少官员办公室，藏着同僚安装的窃听器，多少酒店的床头，放着红霞的针孔摄像机。每回开会，从前面看齐刷刷一片秃头，活像闪耀着一排排LED灯。从后面看均是半截窗帘，这是操心哪。奇怪的是几乎看不见白发……染发厂真是发了。
司法不独立，商人没安全感。言论不自由，文人没安全感。不施行民选，官人没安全感。精英阶层整体无安全感，一股股移民潮过后，剩下的只是草根，可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陈胜吴广即出，不是天下太平，而是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然后新一轮暴君上台，把历史再演一遍。
农民没有安全感，怕失地。工人没有安全感，怕下岗。大学生没有安全感，怕毕业找不到工作而且做个实验就铊中毒了。农民卖个西瓜怕被秤砣爆头，市民坐趟公交怕遇到上访户自焚，家长怕女儿上个学就碰到喜欢开房的校长。你以为暴力机器就有安全感吗。警察出勤，被城管打了；城管被欠薪，在市政府门口静坐时就被特警带走了；退伍军人生活无保障举标语，被现役军人控制住了。现役的回营房，想起又得向军官送礼了……现役和退役的，都没安全感，人生整体退役归于尘土也没安全感。大家知道，河南平坟了。
不记得是陈丹青还是他的母亲说过，去到美国，发现人人长着一张未曾被欺负过的脸。欺负你的，不仅是明确的政府、官员、暴力机器，还有我们自己。我们互不信任，我们互相仇恨，这个用互相绑架的方式建立的国家，人人互交投名状，不签订合同，这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合同，你只是一个股市里一个被套牢的散户，你只是无意中降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散客，有时候，你必须先行怀疑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才可能拥有生存的更大可能性。在一阵阵击鼓传花的鼓声中，看炸弹落到哪个不走运的家伙手中。
人人都没安全感，为什么不敢联合起来签订整个国家的大合同呢。
宪法就是这个国家最大一单合同，宪政就是最高水准的按合同办事。别相信清官、反腐、举报、平反昭雪这些封建王朝的游戏。刘少奇死于开封，开封的大理寺再大，也容不下国家主席的冤屈。
你可以懦弱，用幸福为懦弱埋单。你可以继续大谈后半夜吃肉的好处，一辈子像个小偷。你可以饱于世故地嘲笑勇敢者，并教育你的孩子要学会自保、圆滑、忍辱负重见风使舵才可修为英豪……可经年之后，你的孩子没成为英豪，倒成为屌毛。哪怕身上挂着外国国籍和银行卡号，也不过是挂着卡号的屌毛。
为下一代不再过着这样人人自危的生活。不如一试。
—— right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