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共反孔毁儒的历史
圣人孔子活着命途多舛，死后其历史地位也曾经历大起大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对孔门学者大开杀戒。而最后两次帝制复辟（袁世凯和张勋）又都提出了“拜孔尊教”。如何对待孔子，真是冰火两重天。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孔子才会从圣人之尊跌进粪土，尔后又在“大外宣”中化粪土为神奇，反反覆覆。如果圣人在天有灵，恐怕也不会想到在儒学天下化外之邦，以他命名的“孔子学院”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风雨雨，以致许多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学者联名呼吁，要把“孔子学院”扫地出门。中国文化大儒受此大辱，不能不让人们击额反思。儒学和中共，放在一起为何如此别扭？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共反孔毁儒的历史。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共创党的领导人在他们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为倡导“砸烂孔家店”的激进力量。陈独秀发表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和《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把中国的专制和落后归结于孔子学说，并斥之为“专制政治的护符”和“专制政治之灵魂”。中共党史权威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指出：与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相比，受马列影响的、后来成为中共理论刊物的《新青年》的作者们，具有更强的斗争彻底性：“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用国家暴力系统地铲除了儒家学说，从肉体上消灭了该学说的载体──绅士阶层。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再次砸烂孔家店。文革中，狂热的红卫兵干脆冲到孔子故里曲阜去砸孔庙、毁孔林。据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记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在孔子的故乡毁坏文物六千馀件，砸烂历代石碑一千多块，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册，字画九百多轴。”
孔子成了中共权力游戏的道具
如果说，前两次毁孔，一是为了要夺权，二是为了要稳固政权，在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之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捆绑在一起，目的则是为了权力之争。批覆辟、批周公，一方面是要打压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他们的温和政策，另一方面也是为左派的激进路线提供理论支撑。孔子成为了中共权力游戏的方便道具，但每一次，孔子都是以反派角色登场的。
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当时的副校长、历史学家蔡尚思出版了《孔子思想体系》一书，向我们谈到孔子“野合而生”：“孔子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个受没落贵族凌辱的贫贱妇女。”“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叔梁纥根本不管自己兽欲所造成的后果。”而且，蔡教授还谈到“闹离婚成了孔子祖孙三代的遗传病”：“孔子出妻，孔鲤也出妻，孔鲤之子子思也出妻，所谓‘孔氏三世出妻’。”在官方言语体系下，孔子名声和家风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但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儒教和诸子百家与印度教、佛教、古希腊文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构建出“轴心文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突然提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并开始在全球大把撒金，宣称要在全球建立五百所“孔子学院”。如果你认为这一大举措是因为中共也意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说，你第一次受骗，是骗子的错；第二次受骗，就是你的错。等到第三次受骗，就是你的傻。在中共三砸孔家店后，如果它突然提出要建孔子学院、树孔子塑像，警惕的人们不能不牢记“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告诫了。
其实，孔子学院就是一项政治统战项目。它不仅配合中共“大国崛起”和“北京模式”的对外、对内宣传，而且，也帮助中共使领馆对各国大学进行渗透，干预学术独立和自由，甚至掺杂情报人员，恐吓独立的、批评性的中国研究专家，把遵守中国的法律强加在外国的研究人员身上。西欧某国家的一位中国研究专家亲口向我讲述，在他担任孔子学院院长时，他的大学邀请了达赖喇嘛到学校做演讲。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要他以孔子学院的管道向校长施加压力，力图取消安排。由于他的不合作，从此再也不被邀请到使馆参加活动了。
孔子学院“大外宣”成众矢之的
由于有各种的政治干预（包括对有法轮功背景的教授刁难），加拿大的麦马斯特大学关闭了它的孔子学院。二○一三年十二月，加拿大的大学教师联合会敦促各大学停止孔子学院。二○一○年，芝加哥大学一百七十位教授联名上书要求该校中断与中国“汉办”的合作，称孔子学院为“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很暧昧的项目”。二○一四年四月，一百零八位教授（包括七位系主任）再次联署签名，要求芝加哥大学不再续延“孔子学院”的协议。六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发出呼吁，鉴于“大学和它们的教职人员的优良品质受到牺牲”，要求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关系，以保障学术自由。
可见无论中共是孔子儒学的敌人，还是试图成为它的推销者，最终都制造出同样的毁儒效果。因为，无论哪一种作为，中共都没把孔子和儒学当作人类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财富来共享，而是把它作为维护权力利益的工具。一个连乡校都不愿投资的政府（想想二○○八年四川大地震中震毁的七千多所学校），又怎么可能成为弘扬儒家文化的工具？所以，孔子学院缺的正是“仁爱”、“中庸”、“君子不器”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共自己推崇的文人鲁迅在八十年前说的话现在也没错：“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这个所谓的万世师表“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如果中共有诚心想向全球推广中华文化，为何不可在孔子学院之外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谈一些“无为而治”和男女平等？或建一所“墨子学院”，推广“兼爱、非攻和天志”？甚至可以考虑“庄子学院”、“华佗学院”或“木兰学院”？当然根本的障碍还是，中共不会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到真正的实行。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圣人孔子活着命途多舛，死后其历史地位也曾经历大起大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对孔门学者大开杀戒。而最后两次帝制复辟（袁世凯和张勋）又都提出了“拜孔尊教”。如何对待孔子，真是冰火两重天。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孔子才会从圣人之尊跌进粪土，尔后又在“大外宣”中化粪土为神奇，反反覆覆。如果圣人在天有灵，恐怕也不会想到在儒学天下化外之邦，以他命名的“孔子学院”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风雨雨，以致许多国家的大学教授和学者联名呼吁，要把“孔子学院”扫地出门。中国文化大儒受此大辱，不能不让人们击额反思。儒学和中共，放在一起为何如此别扭？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共反孔毁儒的历史。在上个世纪的早期，中共创党的领导人在他们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成为倡导“砸烂孔家店”的激进力量。陈独秀发表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和《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把中国的专制和落后归结于孔子学说，并斥之为“专制政治的护符”和“专制政治之灵魂”。中共党史权威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指出：与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相比，受马列影响的、后来成为中共理论刊物的《新青年》的作者们，具有更强的斗争彻底性：“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用国家暴力系统地铲除了儒家学说，从肉体上消灭了该学说的载体──绅士阶层。在“破四旧”的运动中，再次砸烂孔家店。文革中，狂热的红卫兵干脆冲到孔子故里曲阜去砸孔庙、毁孔林。据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记载：“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在孔子的故乡毁坏文物六千馀件，砸烂历代石碑一千多块，烧毁古书二千七百册，字画九百多轴。”
孔子成了中共权力游戏的道具
如果说，前两次毁孔，一是为了要夺权，二是为了要稳固政权，在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和他的妻子江青之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捆绑在一起，目的则是为了权力之争。批覆辟、批周公，一方面是要打压周恩来和邓小平以及他们的温和政策，另一方面也是为左派的激进路线提供理论支撑。孔子成为了中共权力游戏的方便道具，但每一次，孔子都是以反派角色登场的。
直到一九八○年代初，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当时的副校长、历史学家蔡尚思出版了《孔子思想体系》一书，向我们谈到孔子“野合而生”：“孔子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是个受没落贵族凌辱的贫贱妇女。”“所谓野合，只能是指这位少女在野外被老奴隶主叔梁纥强奸，迫使她怀孕而生下孔子。叔梁纥根本不管自己兽欲所造成的后果。”而且，蔡教授还谈到“闹离婚成了孔子祖孙三代的遗传病”：“孔子出妻，孔鲤也出妻，孔鲤之子子思也出妻，所谓‘孔氏三世出妻’。”在官方言语体系下，孔子名声和家风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但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儒教和诸子百家与印度教、佛教、古希腊文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构建出“轴心文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共突然提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并开始在全球大把撒金，宣称要在全球建立五百所“孔子学院”。如果你认为这一大举措是因为中共也意识到孔子思想的价值，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说，你第一次受骗，是骗子的错；第二次受骗，就是你的错。等到第三次受骗，就是你的傻。在中共三砸孔家店后，如果它突然提出要建孔子学院、树孔子塑像，警惕的人们不能不牢记“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告诫了。
其实，孔子学院就是一项政治统战项目。它不仅配合中共“大国崛起”和“北京模式”的对外、对内宣传，而且，也帮助中共使领馆对各国大学进行渗透，干预学术独立和自由，甚至掺杂情报人员，恐吓独立的、批评性的中国研究专家，把遵守中国的法律强加在外国的研究人员身上。西欧某国家的一位中国研究专家亲口向我讲述，在他担任孔子学院院长时，他的大学邀请了达赖喇嘛到学校做演讲。中国驻该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要他以孔子学院的管道向校长施加压力，力图取消安排。由于他的不合作，从此再也不被邀请到使馆参加活动了。
孔子学院“大外宣”成众矢之的
由于有各种的政治干预（包括对有法轮功背景的教授刁难），加拿大的麦马斯特大学关闭了它的孔子学院。二○一三年十二月，加拿大的大学教师联合会敦促各大学停止孔子学院。二○一○年，芝加哥大学一百七十位教授联名上书要求该校中断与中国“汉办”的合作，称孔子学院为“学术上和政治上都很暧昧的项目”。二○一四年四月，一百零八位教授（包括七位系主任）再次联署签名，要求芝加哥大学不再续延“孔子学院”的协议。六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发出呼吁，鉴于“大学和它们的教职人员的优良品质受到牺牲”，要求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关系，以保障学术自由。
可见无论中共是孔子儒学的敌人，还是试图成为它的推销者，最终都制造出同样的毁儒效果。因为，无论哪一种作为，中共都没把孔子和儒学当作人类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财富来共享，而是把它作为维护权力利益的工具。一个连乡校都不愿投资的政府（想想二○○八年四川大地震中震毁的七千多所学校），又怎么可能成为弘扬儒家文化的工具？所以，孔子学院缺的正是“仁爱”、“中庸”、“君子不器”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共自己推崇的文人鲁迅在八十年前说的话现在也没错：“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这个所谓的万世师表“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如果中共有诚心想向全球推广中华文化，为何不可在孔子学院之外建立一所“老子学院”，谈一些“无为而治”和男女平等？或建一所“墨子学院”，推广“兼爱、非攻和天志”？甚至可以考虑“庄子学院”、“华佗学院”或“木兰学院”？当然根本的障碍还是，中共不会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到真正的实行。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