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19日，在美国普林斯顿举行了一场题为“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陈奎德博士提交了一篇论文，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陈奎德归纳了所谓右翼专制的六个特点。它们分别是：
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
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处不在；
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称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陈奎德能在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前就明确指出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这种洞见无疑是令人叹服的。必须说明的是，陈奎德的这一论断并非大胆的猜测，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其中也包括对中共上层的动态分析。事实上，还在提交这篇论文的前一个月，陈奎德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所谓“太子党纲领”，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苏联巨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据说是由高干子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的女婿潘岳主持，有诸多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所谓太子党派系人物－－参与讨论写作，因此在问世之初就被很多人称为“太子党纲领”。
“太子党纲领”一发表，就引起很多评论。其中，陈奎德博士的评论尤为精辟。陈奎德概述道：
“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设计，其本质是：
一，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二，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
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
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试比较这里的六点和上面那篇文章的六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可见，陈奎德提出中国转向右翼专制主义的论断比上面那篇文章还要早一些，而他作出这样论断的证据之一就是“太子党纲领”。
“太子党纲领”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诸多问题。这里只谈经济问题。
在经济问题上，“太子党纲领”里最引人注意的论述是：“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
乍一看去，这话很是不通。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财产经济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再说什么党抓财产经济岂不是多馀？接下来，“太子党纲领”写到：“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那么，“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值，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156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于是，“太子党纲领”引出结论：那就是让党“成为所有者”。
我们知道，在过去，国有资产、乡镇企业和农村的财产虽然都是党在抓、党在管，但是党并不是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在过去，这些资产在名义上是属于人民所有，现在，“太子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属于人民所有的财产变成属于共产党所有。这下子，我们总算明白“党抓财产经济”的意思了，那就是，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共产党自家的党产。
“太子党纲领”的作者们知道，要搞资本主义，就要有资本家（用纲领里的话，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可是，在一个原来已经消灭了资本家的国家，从哪里去找资本家呢？谁来当资本家呢？纲领写到：“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而在党管财产经济的状态下，上述弊端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党管财产经济在操作上简便易行。”这就是说，不能指望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资本家，因为很多新生资本家的资产其实是从国有资产中挖出来的，他们的出现与其说体现了财富的积累，不如说体现了财富的流失；再有，这些新生的资本家常常和党不一条心。那么，从哪里去找资本家，谁来当资本家呢？很简单，让党来当资本家就是了。这不是现成的吗？不用再去费时间培育，也不必担心财富流失，简便易行，一步到位。
陈奎德对“太子党纲领”这段话提出两点质疑：把“现在名义上归十一亿人拥有的财产，一瞬间转移到占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产党手中，使中共成为这一庞大财产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无偿转移（或掠夺），不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谁授权？所有者同意否？），同时仍旧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癌症：产权不明确的问题（谁是‘全民’？谁又是‘党’？）”。
关于陈奎德提出的第二点质疑。确实，中共党员多达五千万（1991年），把庞大的全民财产归到这五千万人名下，依然没有解决产权界定的问题，因而没有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太子党纲领”对此语焉不详，不过到后来意思就清楚了。所谓把国产变成党产，实际上是变成官产。
早在1985年，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撰文指出，中国的改革，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名称，实际上是走向私产，而转向私产的关键一步是首次产权分配。张五常承认，用招标竞投的办法比较公正，但是由于这种办法对拥有特权的干部毫无益处，所以难以实行。因此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折衷办法，“就是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
这是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尔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实行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陈奎德所言，是合法性的问题：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中共统治集团的财产，谁授的权？人民同意了吗？既然无人授权，人民不曾表示过同意，这种财产转移不就是掠夺，不就是抢劫吗？
张五常解释说，他之所以主张给中共官员首次产权分配，“不是因为在经济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官员，官员们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中共官员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官员，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官员们的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少数官员的利益不能侵犯，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张五常的方案是1985年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当局自然不敢采纳，因为它不能不担心激起公愤，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六四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不难镇压下去，故不足为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党纲领”公然提出党抓财产经济，其实就是采纳了张五常的主张，而且比张五常的方案走得更远。张五常在提出“给某些干部明确产权分配”时还有个“但书”－－“但却要他们弃官从商”即官商分离；“太子党纲领”干脆不要这个但书。“太子党纲领”要的是官商结合，或者是像后来实行的“一家两制”：高干家庭，一个子女从政，一个子女经商。
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六四后，经济改革并没有倒退，反倒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前进。有些改革方案先前不敢出台，生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六四后顺势推出，“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用经济学家刘利群的话说就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这不是很好理解的吗？
“太子党纲领”的发表，要比邓小平南巡讲话早四五个月，据说也受到江泽民的高度重视。这就再次说明，所谓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停顿乃至倒退，其实并不符合实情。邓小平九二南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说它力挽狂澜、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
（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
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处不在；
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称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陈奎德能在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前就明确指出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这种洞见无疑是令人叹服的。必须说明的是，陈奎德的这一论断并非大胆的猜测，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其中也包括对中共上层的动态分析。事实上，还在提交这篇论文的前一个月，陈奎德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所谓“太子党纲领”，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苏联巨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据说是由高干子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的女婿潘岳主持，有诸多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所谓太子党派系人物－－参与讨论写作，因此在问世之初就被很多人称为“太子党纲领”。
“太子党纲领”一发表，就引起很多评论。其中，陈奎德博士的评论尤为精辟。陈奎德概述道：
“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设计，其本质是：
一，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
二，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
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
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
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
试比较这里的六点和上面那篇文章的六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可见，陈奎德提出中国转向右翼专制主义的论断比上面那篇文章还要早一些，而他作出这样论断的证据之一就是“太子党纲领”。
“太子党纲领”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诸多问题。这里只谈经济问题。
在经济问题上，“太子党纲领”里最引人注意的论述是：“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
乍一看去，这话很是不通。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财产经济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再说什么党抓财产经济岂不是多馀？接下来，“太子党纲领”写到：“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那么，“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值，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156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于是，“太子党纲领”引出结论：那就是让党“成为所有者”。
我们知道，在过去，国有资产、乡镇企业和农村的财产虽然都是党在抓、党在管，但是党并不是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在过去，这些资产在名义上是属于人民所有，现在，“太子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属于人民所有的财产变成属于共产党所有。这下子，我们总算明白“党抓财产经济”的意思了，那就是，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共产党自家的党产。
“太子党纲领”的作者们知道，要搞资本主义，就要有资本家（用纲领里的话，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可是，在一个原来已经消灭了资本家的国家，从哪里去找资本家呢？谁来当资本家呢？纲领写到：“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而在党管财产经济的状态下，上述弊端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党管财产经济在操作上简便易行。”这就是说，不能指望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资本家，因为很多新生资本家的资产其实是从国有资产中挖出来的，他们的出现与其说体现了财富的积累，不如说体现了财富的流失；再有，这些新生的资本家常常和党不一条心。那么，从哪里去找资本家，谁来当资本家呢？很简单，让党来当资本家就是了。这不是现成的吗？不用再去费时间培育，也不必担心财富流失，简便易行，一步到位。
陈奎德对“太子党纲领”这段话提出两点质疑：把“现在名义上归十一亿人拥有的财产，一瞬间转移到占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产党手中，使中共成为这一庞大财产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无偿转移（或掠夺），不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谁授权？所有者同意否？），同时仍旧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癌症：产权不明确的问题（谁是‘全民’？谁又是‘党’？）”。
关于陈奎德提出的第二点质疑。确实，中共党员多达五千万（1991年），把庞大的全民财产归到这五千万人名下，依然没有解决产权界定的问题，因而没有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太子党纲领”对此语焉不详，不过到后来意思就清楚了。所谓把国产变成党产，实际上是变成官产。
早在1985年，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撰文指出，中国的改革，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名称，实际上是走向私产，而转向私产的关键一步是首次产权分配。张五常承认，用招标竞投的办法比较公正，但是由于这种办法对拥有特权的干部毫无益处，所以难以实行。因此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折衷办法，“就是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
这是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尔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实行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陈奎德所言，是合法性的问题：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中共统治集团的财产，谁授的权？人民同意了吗？既然无人授权，人民不曾表示过同意，这种财产转移不就是掠夺，不就是抢劫吗？
张五常解释说，他之所以主张给中共官员首次产权分配，“不是因为在经济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官员，官员们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中共官员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官员，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官员们的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少数官员的利益不能侵犯，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张五常的方案是1985年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当局自然不敢采纳，因为它不能不担心激起公愤，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六四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不难镇压下去，故不足为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党纲领”公然提出党抓财产经济，其实就是采纳了张五常的主张，而且比张五常的方案走得更远。张五常在提出“给某些干部明确产权分配”时还有个“但书”－－“但却要他们弃官从商”即官商分离；“太子党纲领”干脆不要这个但书。“太子党纲领”要的是官商结合，或者是像后来实行的“一家两制”：高干家庭，一个子女从政，一个子女经商。
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六四后，经济改革并没有倒退，反倒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前进。有些改革方案先前不敢出台，生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六四后顺势推出，“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用经济学家刘利群的话说就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这不是很好理解的吗？
“太子党纲领”的发表，要比邓小平南巡讲话早四五个月，据说也受到江泽民的高度重视。这就再次说明，所谓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停顿乃至倒退，其实并不符合实情。邓小平九二南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说它力挽狂澜、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
（完）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