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自2013年5月14日起，我一直被警方非法拘禁于家中；楼门外，警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站岗看守，不准我踏出房门半步。随着6月4日的临近，看守得更为严密。
为了能够在6月4日这一天公开组织实施一次传播六四真相的纪念活动，我于6月2日凌晨3点悄悄潜出房门，欲逃离被囚禁之地；但刚出楼门，便被看守警察发现并抓住，于是我欺骗他们说同意与他们一起去派出所，警察信以为真，就在他们松开双手的一瞬间，我立即飞奔而去，翻墙越栏，藉助夜色，躲过追捕，成功脱逃。
6月4日，从上午开始我先后在天津市百货大楼、鼓楼、南市食品街、东北角、天津大学宿舍等繁华地段的公交车站及海光寺、电报大楼、滨江道等地铁出入口，以大字报形式粘贴了大量要求平反六四；惩办屠凶的标语。下午，在准备去南开大学的路上，于卫津路被在此蹲守的公安北辰及南开分局国保警察抓住，并当场没收了存有大量现场围观群众图片的手机及尚未贴出的要求平反六四的黄色大字报，随后被押往公安北辰分局。当日抢走我的房门钥匙抄家搜查，没收了一台电脑、一台硬碟录像机、现金、数本日记、心得笔记、30册《中共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及部分纪念六四的大字报标语。但警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拒绝出具扣押物品清单。
由于我坚持零口供，一字不讲，审讯工作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虽经警方一轮又一轮的审讯，他们仍然一无所获。晚上，气急败坏的警方，使出了一个阴损招数，二十余名警员乘三辆警车把我转押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院方精心给他们准备了三个房间，临时建立起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黑监狱。在这里警员分成两班，每班由八名警察组成，十二小时一轮换，日夜轮番对我进行刑讯逼供殴打。夜里把我围在中间，不让睡觉，左边的警察一脚把我踹向右边；右边的警察一脚把我再踹回左边；身后的警察一脚把我踹向前边；前边的警察再一脚把我踹回后边；我被踹的就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而警察边打边叫嚣，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拨警察打累了，又换上来一拨，并变换着花样，他们把我打倒在床上；骑压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四肢，使我动弹不得，十几只手同时伸向我的腋窝及阴部，不停地用力咯吱，弄得我狂笑不止，上气不接下气，由于笑得喘不上气来，几近虚脱，多次背过气，昏厥过去。而恶警们则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没打你，我们只是在给你做免费的按摩”。
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监狱里，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抵挡不过，开始交待违法行为。警方终于按照院方医生的提示和要求，拿到了他们想要的“证据材料”，完成了一项神圣使命。继而马上安排了一次虚假的精神病鉴定，而鉴定人员又依据警方提交的无中生有的假材料，绞尽脑汁，按照警方的意图，编笆造蘑，再次把我定为精神病人。鉴定意见：“偏执性精神障碍，6月4日实施危害行为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责任能力”。警方与院方合谋配合得默契无比，大功告成。
6月18日，全体公安人员从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撤出，并把我转押到位于北辰道上的名为德品上佳快捷酒店8303、8306室继续囚禁。其间公安北辰分局国保刘副队长、王科长、管界派出所高所长、郭副所长多次逼迫我认罪悔过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在张贴传播六四的大字报标语，都被我用沉默以示拒绝。6月22日中午，用警车把我从酒店提出，我以为该接受法律治裁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我被带到北辰道上豪华的裕德隆饭庄，在三楼雅间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到场的有公安北辰分局国保许队长、刘副队长、尹科长、王科长、管界派出所高所长、郭副所长。席间，许队长宣布两件事，第一，不需要我表态以后是否还继续张贴传播六四的大字报；第二，由公安局出资四万元给我家进行一次全面的装修。面对这样一份大礼，我依旧用沉默以示拒绝，倒是对桌子上的美味佳肴盛情难却，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两天后，高所长领着装修队人员到我家实地勘察，并联系了一家仓库，限我两日内把屋内家俱腾空，由无赖警官王德满协办此事。见此情景，我亮明观点郑重声明：坚决不接受公安局的恩惠；坚决不同意装修房屋。警方见用金钱腐蚀不了我停止传播六四真相的决心，重新把我囚禁于家中，楼门口的警察又上岗了。
此境况延续至七月初略有好转，楼门口的警察由二十四小时站岗改为十二小时，早八点至晚八点。7月8日早上7点，趁楼门口警察还未到岗之际迅速溜出家门，再次踏上传播六四的道路。
这次张贴传播六四真相大字报的地点，除上次地点之外，又增加到中上门、二宫、洪湖里、今晚报大厦、天拖、王顶堤、天津市图书馆、鞍山西道卧龙里等处公交站及复兴门、长虹公园地铁站。需要讲一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在中国大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当人们看到这些张贴的大字报时，围观者只是少数。针对这种情况，我这次在鞍山西道卧龙里公交车站专门用了四张大字报以文字形式简明扼要、又不失系统地介绍了八九民运及六四大屠杀真相，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贴出不到十分钟，就有近二百人围拢观看，场面感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自八九六四大屠杀后，在中国大陆，这种公开纪念传播六四真相，并造成群众大量围观的事情，发生在了天津市鞍山西道，时间是2013年7月8日下午5点许（被警方扣押的现场视频，会有重见阳光的一天）。
晚上回家刚进楼门，便被埋伏于四周的便衣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没收了手机（内有大量现场图片及视频），抢走我家的房门钥匙，抄家搜查。扣押了家中电脑一台、硬碟录像机一台，但警方再次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拒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单。夜里，被转押到公安北辰分局审讯室，面对审讯依旧是零口供，不做任何回答。
转天下午，天津市国保局曹局长、葛队长亲自出面来见我，进行所谓的说教，无非又是让我端正态度；认罪悔过；保证以后不在张贴传播六四真相的大字报，未果。即不给曹局长面子认罪悔过，又不放弃继续传播六四真相的行动，该被绳之以法了，没曾想又被释放回家，监控囚禁。但这次，警察由楼门口变成进驻到我家里来，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两班倒，每班有五名警察组成；每顿饭，由警员用饭盒从派出所食堂打来给我吃。
由于警方从楼门外非法进驻到家里来，脱离了公众视线；更因为家中安装的硬碟录相机被警方刻意没收扣押，因此，警员们无所顾忌，流氓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在我家中喝酒、打牌、赌博、摔桌子、砸板凳；困了，就进入我女儿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呼呼大睡，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对我更是抬手就打、张嘴就骂。
针对警方非法进住我家及他们肆无忌惮的无赖行为，十几天后，我开始绝食抗议。此举可惹恼了他们，几名警察多次掰开我的嘴，强行灌食，被我顽强顶住。硬来不行就换软招，高所长带领几名国保，买来羊肉串、啤酒及其他食物，在我躺着的床头，摊开桌子，现场烤起羊肉串来吃，并大声地、夸张地吧嗒嘴，试图用肉香、酒香摧毁我绝食的意志。怎奈我意志坚定、面对近在咫尺的酒肉不为所动、绝食不改。对警方只有一句话，就是公安人员必须从我家中撤出，这是我进食的唯一条件。当绝食进入第六天，身体已虚弱到了极点，看着我已皮包骨的身体，主管领导担心这样下去，肯定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闹出人命。为了避免负领导责任，许队长、高所长到我家宣布：“从今天起监控人员从我家转移到楼门口二十四小时监控，不准我踏出房门半步”。
此境况又一直延续至11月6日，早上8点郭副所长、王科长来到我家正式宣布，从即日起，以寻衅滋事罪对我刑事拘留，戴上手铐，送往看守所，但却跨越属地，羁押于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随之而来又一摧残我的手段上演了。警方刻意把我投入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具有魔鬼监号之称的乙13室，室内在押犯全部为死刑犯或死缓二，牢头狱霸凶残无比。我刚一进监室，便被暴打一顿，完毕，一个名叫“小波”的牢头兼号长（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我说：“你还没进来之前，管教，袁义就指示我，好好“帮助帮助”你，认倒霉吧”。从此每天便遭受由“小波”、“王刚”（已判死刑）带领的众死刑犯无缘无故的殴打。
自关进看守所以来，每次提审、提讯，依旧还是零口供，用他们的话说，审讯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为此，负责审讯的主审人员的级别也不断上升，由最初的小崔主审，上升到七处王队长主审，再到后来的七处李局长主审。仍不见效果，于是他们就指示管教袁义进一步纵容监室内死刑犯王刚、小波等不断殴打我，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管教袁义冷笑地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就让他们来治你”。有了政府管教的支持与纵恿，死刑犯们对我的殴打更是有恃无恐、登峰造极了。
凡是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在看守所内最忌讳被调动监室。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呆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感情；做事也多少讲些面子，正所谓人熟是一宝。一旦被调动监室，到了新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新来的犯人永远是最受气挨打的，警方对此规律也是一清二楚。用国保王科长的话说，公安局有的是坏门儿，因此，作为报复手段，两个月内，我被警方动用职权先后调了三个监室，从乙13室调到乙1室，管教，王峥；后又被调到甲1室，管教，赵月泉。而且这三个监室都是警方精挑细选，秩序最混乱、打人最恨、亡命徒最多，都有魔鬼监号之称的监室。
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永无休止的折磨，我又开始认罪伏法、交待问题了。警方又如获致宝，迫不及待地安排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对我进行鉴定（每次鉴定完之后，我都要提出重新鉴定）。尽管面对鉴定专家时，我把在公安机关交代的问题全部推翻，一律不予承认，但仍旧难逃“法网”，又一次被精神病，鉴定意见：“偏执性精神障碍，自6月4日以来，实施危害行为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责任能力”。
至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共国保对待我的“违法行为"，他们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不择一切手段，穷尽一切办法，要让我开口交待违法行为。只要交待了违法行为，就等于有了把我定为精神病人的证据材料。在开口交待问题之前，绝不给我做重新鉴定。乌呼哀哉！交待违法行为，也成了我被精神病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真敢想、真敢干。
2014年1月17日，因证据不足，我被取保候审，暂获释放。善良的人们也许会觉得中共国保对我够”仁慈“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自八九六四大屠杀后，中共警方针对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违法行为”，开创了共和国历史上首例放到社会上进行残酷迫害之先例。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几年间，中共警方对我及家人的摧残手段之毒辣残酷，就连党首习近平也很难从北京公安部相关部门了解到真实的黑幕内情。
经过数月的身体恢复，转眼，2014年6月4日渐渐临近 ，警方吸取去年六四纪念日的教训，5月26日，北辰国保许队长、王科长到我家说，5月29日起，带我去东北旅游，我不同意，许队长回答，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为了防止我提前开溜，5月28日下午郭副所长、王科长突然提前一天闯入我家，强行把我拖进汽车，走津蓟高速，后转京沈高速直奔东北三省，同行的有：市局国保葛队长、彪子、北辰国保许队长、王科长、小牟、高所长等七名警察。
傍晚，抵达秦皇岛市，住宿。晚上，在大排档吃烧烤，特意安排我挨着高所长坐下，席间王科长用手机对着我和高所长拍了几张相片，我也没太在意。
次日上午启程，并顺路去了市外老龙头景点，在老龙头景点入口处等几个标志性建筑前，国保让我与葛队长、许队长合影留念，被我拒绝。于是，他们就生拉硬拽，大有不照不行的味道，我依旧不从。尽管如此，在我正在行走时，高所长还是趁我不备，从身后搂住我的脖子，强行把我扭转过来，在我奋力挣扎中，王科长还是抢拍了几张相片。
照相本无可厚非，但象国保这种绑架似的，为了照相而照相的行为，其龌龊之心，一目了然。无非就是想在合影照上大做文章，抹黑、搞臭，这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吧。
在高速路上一路前行，傍晚，进入鞍山市，住宿吃饭；次日上午启程，傍晚到达吉林省白山市，安排住宿、吃饭，高所长手持相机不时偷偷拍照。
转天上午继续前行，下午到达长白山，安排住宿，市局国保葛队长则刻意与我站在一起，没话找话，为高所长拍照创造条件，高所长则心领神会，立即抢拍。晚上吃饭时，高所长又用手机偷偷地录了像。
一路走来，针对国保这种强制合影及偷偷录像、拍照的狗烂行为，非常气愤。作为抗议，次日上午，佯称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拒绝与国保一同出行旅游，劝说未果，安排王科长留下负责看守我，其馀人员游山玩水去了。一连数日，都是这样度过。6月6日全体人员离开长白山往回走，中午进入吉林市，汽车在市内一条河边停下，葛队长让我下车与他们一起照相，没同意。继续前行，傍晚到达长春市，住宿，吃晚饭时高所长又偷偷拍了几张相。
7日上午离开长春，傍晚到达沈阳市，住宿吃饭。8日上午一同去沈阳故宫，由于许队长承诺不再偷偷拍照、录像，我信以为真，同意一起参观故宫。然而流氓本性就是言而无信，葛队长依旧粘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左右，高所长不失时机继续偷偷拍照、录像。
下午离开沈阳，傍晚进入葫芦岛。在海边，让我下车照相，未同意，其馀人下车，就在我下车去厕所方便之际，葛队长、许队长立即凑过来，没话找话，远处的高所长立即用长焦相机拍照、录像。完毕，安排住宿、吃饭。
眼看离家越来越近，盘点十余天的行程，国保认为还没在一个有名气的旅游胜地给我拍照，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无法向高层领导交差，于是9日中午改变回家路线，高速路上，一路狂奔，驶向避暑山庄承德。傍晚到达，住宿、吃饭。10日上午来到山庄，鉴于他们在沈阳故宫的言而无信，因此，到山庄后，无论国保怎样软硬兼施，我都坚持留在车内，拒不下车。无奈葛队长让其他人去游玩，他则留下负责看守我。中午时分一行人离开承德，晚上抵达津门。
此次十余天的被强制旅游，虽然国保强行合影的用意及偷偷拍照的狗烂伎俩被我看穿并力所能极地予以抵制，但恶虎难敌群狼，令我防不胜防。高所长在此次旅行中专职偷拍任务，但其他国保也没少干偷鸡摸狗的偷拍行当，比如市局国保彪子，每当汽车驶进高速服务区，在我下车去厕所回来抽空吸支烟时，葛队长立即凑上来、摆造型与我闲聊，彪子则躲在车内像做贼一样抓紧偷拍，此等下三烂的行为举不胜举。
正文
熬过了炎炎烈日的盛夏，就在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准备于金秋时节恢复工作，继续传播六四真相之时，香港暴发了最多时有二十万人参加的争普选和平占中运动。为了不影响运动的走势，本委员会临时决定：暂停工作、蓄势待发。
时至今日，香港学生和市民风餐露宿、日晒雨林于街头的抗争运动已经持续月余，北京专制政权始终不理会港人对人大框架及未来政改方向的合理诉求，并操纵大陆黑恶势力潜入香港，暴力搅局、破坏和平占中运动，民意与强权的抗争举步维艰。而中共党喉媒体则不断地向大陆人民进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力图掩盖和平占中的真相。中共独裁政权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就是害怕占中运动的影响会波及到大陆内地；唯恐占中运动对大陆内地产生示范效应。
鉴于目前形势，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决定从即日起，恢复本委员会的工作，继续向国人传播六四大屠杀真相，只要多增加一人知道六四大屠杀真相，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要让每一天都是六四纪念日，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2014年11月6日
自2013年5月14日起，我一直被警方非法拘禁于家中；楼门外，警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站岗看守，不准我踏出房门半步。随着6月4日的临近，看守得更为严密。
为了能够在6月4日这一天公开组织实施一次传播六四真相的纪念活动，我于6月2日凌晨3点悄悄潜出房门，欲逃离被囚禁之地；但刚出楼门，便被看守警察发现并抓住，于是我欺骗他们说同意与他们一起去派出所，警察信以为真，就在他们松开双手的一瞬间，我立即飞奔而去，翻墙越栏，藉助夜色，躲过追捕，成功脱逃。
6月4日，从上午开始我先后在天津市百货大楼、鼓楼、南市食品街、东北角、天津大学宿舍等繁华地段的公交车站及海光寺、电报大楼、滨江道等地铁出入口，以大字报形式粘贴了大量要求平反六四；惩办屠凶的标语。下午，在准备去南开大学的路上，于卫津路被在此蹲守的公安北辰及南开分局国保警察抓住，并当场没收了存有大量现场围观群众图片的手机及尚未贴出的要求平反六四的黄色大字报，随后被押往公安北辰分局。当日抢走我的房门钥匙抄家搜查，没收了一台电脑、一台硬碟录像机、现金、数本日记、心得笔记、30册《中共历史性承诺何时兑现》及部分纪念六四的大字报标语。但警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拒绝出具扣押物品清单。
由于我坚持零口供，一字不讲，审讯工作一开始就陷入僵局。虽经警方一轮又一轮的审讯，他们仍然一无所获。晚上，气急败坏的警方，使出了一个阴损招数，二十余名警员乘三辆警车把我转押到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院方精心给他们准备了三个房间，临时建立起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黑监狱。在这里警员分成两班，每班由八名警察组成，十二小时一轮换，日夜轮番对我进行刑讯逼供殴打。夜里把我围在中间，不让睡觉，左边的警察一脚把我踹向右边；右边的警察一脚把我再踹回左边；身后的警察一脚把我踹向前边；前边的警察再一脚把我踹回后边；我被踹的就像皮球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而警察边打边叫嚣，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拨警察打累了，又换上来一拨，并变换着花样，他们把我打倒在床上；骑压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四肢，使我动弹不得，十几只手同时伸向我的腋窝及阴部，不停地用力咯吱，弄得我狂笑不止，上气不接下气，由于笑得喘不上气来，几近虚脱，多次背过气，昏厥过去。而恶警们则阴阳怪气地说：“我们没打你，我们只是在给你做免费的按摩”。
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监狱里，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终于抵挡不过，开始交待违法行为。警方终于按照院方医生的提示和要求，拿到了他们想要的“证据材料”，完成了一项神圣使命。继而马上安排了一次虚假的精神病鉴定，而鉴定人员又依据警方提交的无中生有的假材料，绞尽脑汁，按照警方的意图，编笆造蘑，再次把我定为精神病人。鉴定意见：“偏执性精神障碍，6月4日实施危害行为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责任能力”。警方与院方合谋配合得默契无比，大功告成。
6月18日，全体公安人员从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撤出，并把我转押到位于北辰道上的名为德品上佳快捷酒店8303、8306室继续囚禁。其间公安北辰分局国保刘副队长、王科长、管界派出所高所长、郭副所长多次逼迫我认罪悔过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在张贴传播六四的大字报标语，都被我用沉默以示拒绝。6月22日中午，用警车把我从酒店提出，我以为该接受法律治裁了，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我被带到北辰道上豪华的裕德隆饭庄，在三楼雅间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到场的有公安北辰分局国保许队长、刘副队长、尹科长、王科长、管界派出所高所长、郭副所长。席间，许队长宣布两件事，第一，不需要我表态以后是否还继续张贴传播六四的大字报；第二，由公安局出资四万元给我家进行一次全面的装修。面对这样一份大礼，我依旧用沉默以示拒绝，倒是对桌子上的美味佳肴盛情难却，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两天后，高所长领着装修队人员到我家实地勘察，并联系了一家仓库，限我两日内把屋内家俱腾空，由无赖警官王德满协办此事。见此情景，我亮明观点郑重声明：坚决不接受公安局的恩惠；坚决不同意装修房屋。警方见用金钱腐蚀不了我停止传播六四真相的决心，重新把我囚禁于家中，楼门口的警察又上岗了。
此境况延续至七月初略有好转，楼门口的警察由二十四小时站岗改为十二小时，早八点至晚八点。7月8日早上7点，趁楼门口警察还未到岗之际迅速溜出家门，再次踏上传播六四的道路。
这次张贴传播六四真相大字报的地点，除上次地点之外，又增加到中上门、二宫、洪湖里、今晚报大厦、天拖、王顶堤、天津市图书馆、鞍山西道卧龙里等处公交站及复兴门、长虹公园地铁站。需要讲一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在中国大陆，知道六四真相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当人们看到这些张贴的大字报时，围观者只是少数。针对这种情况，我这次在鞍山西道卧龙里公交车站专门用了四张大字报以文字形式简明扼要、又不失系统地介绍了八九民运及六四大屠杀真相，果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贴出不到十分钟，就有近二百人围拢观看，场面感人。可以负责任地说，自八九六四大屠杀后，在中国大陆，这种公开纪念传播六四真相，并造成群众大量围观的事情，发生在了天津市鞍山西道，时间是2013年7月8日下午5点许（被警方扣押的现场视频，会有重见阳光的一天）。
晚上回家刚进楼门，便被埋伏于四周的便衣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没收了手机（内有大量现场图片及视频），抢走我家的房门钥匙，抄家搜查。扣押了家中电脑一台、硬碟录像机一台，但警方再次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拒不出具扣押物品清单。夜里，被转押到公安北辰分局审讯室，面对审讯依旧是零口供，不做任何回答。
转天下午，天津市国保局曹局长、葛队长亲自出面来见我，进行所谓的说教，无非又是让我端正态度；认罪悔过；保证以后不在张贴传播六四真相的大字报，未果。即不给曹局长面子认罪悔过，又不放弃继续传播六四真相的行动，该被绳之以法了，没曾想又被释放回家，监控囚禁。但这次，警察由楼门口变成进驻到我家里来，二十四小时贴身监控，两班倒，每班有五名警察组成；每顿饭，由警员用饭盒从派出所食堂打来给我吃。
由于警方从楼门外非法进驻到家里来，脱离了公众视线；更因为家中安装的硬碟录相机被警方刻意没收扣押，因此，警员们无所顾忌，流氓本性又开始暴露出来；在我家中喝酒、打牌、赌博、摔桌子、砸板凳；困了，就进入我女儿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呼呼大睡，伦理道德丧失殆尽；对我更是抬手就打、张嘴就骂。
针对警方非法进住我家及他们肆无忌惮的无赖行为，十几天后，我开始绝食抗议。此举可惹恼了他们，几名警察多次掰开我的嘴，强行灌食，被我顽强顶住。硬来不行就换软招，高所长带领几名国保，买来羊肉串、啤酒及其他食物，在我躺着的床头，摊开桌子，现场烤起羊肉串来吃，并大声地、夸张地吧嗒嘴，试图用肉香、酒香摧毁我绝食的意志。怎奈我意志坚定、面对近在咫尺的酒肉不为所动、绝食不改。对警方只有一句话，就是公安人员必须从我家中撤出，这是我进食的唯一条件。当绝食进入第六天，身体已虚弱到了极点，看着我已皮包骨的身体，主管领导担心这样下去，肯定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闹出人命。为了避免负领导责任，许队长、高所长到我家宣布：“从今天起监控人员从我家转移到楼门口二十四小时监控，不准我踏出房门半步”。
此境况又一直延续至11月6日，早上8点郭副所长、王科长来到我家正式宣布，从即日起，以寻衅滋事罪对我刑事拘留，戴上手铐，送往看守所，但却跨越属地，羁押于天津市第一看守所。随之而来又一摧残我的手段上演了。警方刻意把我投入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具有魔鬼监号之称的乙13室，室内在押犯全部为死刑犯或死缓二，牢头狱霸凶残无比。我刚一进监室，便被暴打一顿，完毕，一个名叫“小波”的牢头兼号长（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对我说：“你还没进来之前，管教，袁义就指示我，好好“帮助帮助”你，认倒霉吧”。从此每天便遭受由“小波”、“王刚”（已判死刑）带领的众死刑犯无缘无故的殴打。
自关进看守所以来，每次提审、提讯，依旧还是零口供，用他们的话说，审讯工作进展得很不顺利。为此，负责审讯的主审人员的级别也不断上升，由最初的小崔主审，上升到七处王队长主审，再到后来的七处李局长主审。仍不见效果，于是他们就指示管教袁义进一步纵容监室内死刑犯王刚、小波等不断殴打我，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管教袁义冷笑地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就让他们来治你”。有了政府管教的支持与纵恿，死刑犯们对我的殴打更是有恃无恐、登峰造极了。
凡是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在看守所内最忌讳被调动监室。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呆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感情；做事也多少讲些面子，正所谓人熟是一宝。一旦被调动监室，到了新环境，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新来的犯人永远是最受气挨打的，警方对此规律也是一清二楚。用国保王科长的话说，公安局有的是坏门儿，因此，作为报复手段，两个月内，我被警方动用职权先后调了三个监室，从乙13室调到乙1室，管教，王峥；后又被调到甲1室，管教，赵月泉。而且这三个监室都是警方精挑细选，秩序最混乱、打人最恨、亡命徒最多，都有魔鬼监号之称的监室。
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永无休止的折磨，我又开始认罪伏法、交待问题了。警方又如获致宝，迫不及待地安排天津市公安局安康精神病院对我进行鉴定（每次鉴定完之后，我都要提出重新鉴定）。尽管面对鉴定专家时，我把在公安机关交代的问题全部推翻，一律不予承认，但仍旧难逃“法网”，又一次被精神病，鉴定意见：“偏执性精神障碍，自6月4日以来，实施危害行为时，有辨认和控制能力，有完全责任能力”。
至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共国保对待我的“违法行为"，他们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不择一切手段，穷尽一切办法，要让我开口交待违法行为。只要交待了违法行为，就等于有了把我定为精神病人的证据材料。在开口交待问题之前，绝不给我做重新鉴定。乌呼哀哉！交待违法行为，也成了我被精神病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真敢想、真敢干。
2014年1月17日，因证据不足，我被取保候审，暂获释放。善良的人们也许会觉得中共国保对我够”仁慈“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自八九六四大屠杀后，中共警方针对我在八九民运中的“违法行为”，开创了共和国历史上首例放到社会上进行残酷迫害之先例。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几年间，中共警方对我及家人的摧残手段之毒辣残酷，就连党首习近平也很难从北京公安部相关部门了解到真实的黑幕内情。
经过数月的身体恢复，转眼，2014年6月4日渐渐临近 ，警方吸取去年六四纪念日的教训，5月26日，北辰国保许队长、王科长到我家说，5月29日起，带我去东北旅游，我不同意，许队长回答，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为了防止我提前开溜，5月28日下午郭副所长、王科长突然提前一天闯入我家，强行把我拖进汽车，走津蓟高速，后转京沈高速直奔东北三省，同行的有：市局国保葛队长、彪子、北辰国保许队长、王科长、小牟、高所长等七名警察。
傍晚，抵达秦皇岛市，住宿。晚上，在大排档吃烧烤，特意安排我挨着高所长坐下，席间王科长用手机对着我和高所长拍了几张相片，我也没太在意。
次日上午启程，并顺路去了市外老龙头景点，在老龙头景点入口处等几个标志性建筑前，国保让我与葛队长、许队长合影留念，被我拒绝。于是，他们就生拉硬拽，大有不照不行的味道，我依旧不从。尽管如此，在我正在行走时，高所长还是趁我不备，从身后搂住我的脖子，强行把我扭转过来，在我奋力挣扎中，王科长还是抢拍了几张相片。
照相本无可厚非，但象国保这种绑架似的，为了照相而照相的行为，其龌龊之心，一目了然。无非就是想在合影照上大做文章，抹黑、搞臭，这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吧。
在高速路上一路前行，傍晚，进入鞍山市，住宿吃饭；次日上午启程，傍晚到达吉林省白山市，安排住宿、吃饭，高所长手持相机不时偷偷拍照。
转天上午继续前行，下午到达长白山，安排住宿，市局国保葛队长则刻意与我站在一起，没话找话，为高所长拍照创造条件，高所长则心领神会，立即抢拍。晚上吃饭时，高所长又用手机偷偷地录了像。
一路走来，针对国保这种强制合影及偷偷录像、拍照的狗烂行为，非常气愤。作为抗议，次日上午，佯称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拒绝与国保一同出行旅游，劝说未果，安排王科长留下负责看守我，其馀人员游山玩水去了。一连数日，都是这样度过。6月6日全体人员离开长白山往回走，中午进入吉林市，汽车在市内一条河边停下，葛队长让我下车与他们一起照相，没同意。继续前行，傍晚到达长春市，住宿，吃晚饭时高所长又偷偷拍了几张相。
7日上午离开长春，傍晚到达沈阳市，住宿吃饭。8日上午一同去沈阳故宫，由于许队长承诺不再偷偷拍照、录像，我信以为真，同意一起参观故宫。然而流氓本性就是言而无信，葛队长依旧粘在我身边，寸步不离左右，高所长不失时机继续偷偷拍照、录像。
下午离开沈阳，傍晚进入葫芦岛。在海边，让我下车照相，未同意，其馀人下车，就在我下车去厕所方便之际，葛队长、许队长立即凑过来，没话找话，远处的高所长立即用长焦相机拍照、录像。完毕，安排住宿、吃饭。
眼看离家越来越近，盘点十余天的行程，国保认为还没在一个有名气的旅游胜地给我拍照，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无法向高层领导交差，于是9日中午改变回家路线，高速路上，一路狂奔，驶向避暑山庄承德。傍晚到达，住宿、吃饭。10日上午来到山庄，鉴于他们在沈阳故宫的言而无信，因此，到山庄后，无论国保怎样软硬兼施，我都坚持留在车内，拒不下车。无奈葛队长让其他人去游玩，他则留下负责看守我。中午时分一行人离开承德，晚上抵达津门。
此次十余天的被强制旅游，虽然国保强行合影的用意及偷偷拍照的狗烂伎俩被我看穿并力所能极地予以抵制，但恶虎难敌群狼，令我防不胜防。高所长在此次旅行中专职偷拍任务，但其他国保也没少干偷鸡摸狗的偷拍行当，比如市局国保彪子，每当汽车驶进高速服务区，在我下车去厕所回来抽空吸支烟时，葛队长立即凑上来、摆造型与我闲聊，彪子则躲在车内像做贼一样抓紧偷拍，此等下三烂的行为举不胜举。
正文
熬过了炎炎烈日的盛夏，就在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准备于金秋时节恢复工作，继续传播六四真相之时，香港暴发了最多时有二十万人参加的争普选和平占中运动。为了不影响运动的走势，本委员会临时决定：暂停工作、蓄势待发。
时至今日，香港学生和市民风餐露宿、日晒雨林于街头的抗争运动已经持续月余，北京专制政权始终不理会港人对人大框架及未来政改方向的合理诉求，并操纵大陆黑恶势力潜入香港，暴力搅局、破坏和平占中运动，民意与强权的抗争举步维艰。而中共党喉媒体则不断地向大陆人民进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报道，力图掩盖和平占中的真相。中共独裁政权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就是害怕占中运动的影响会波及到大陆内地；唯恐占中运动对大陆内地产生示范效应。
鉴于目前形势，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决定从即日起，恢复本委员会的工作，继续向国人传播六四大屠杀真相，只要多增加一人知道六四大屠杀真相，就是我们的收获。我们要让每一天都是六四纪念日，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长虹
2014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