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朝末世怪象横生，令人啧啧称奇。中共媒体在房市摇摇欲坠、朝不保夕时，居然大造声势，竭力帮助利益集团卖房，忽悠百姓。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就“可怜”得多了。当美国房市蒸蒸日上、房价高企时，各级政府都兴高采烈，因为税收大增，预算不愁。但当房市下滑、房价猛跌时，政府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税收缩水。说这时政府可以控制媒体、大造舆论帮建商卖房，门儿都没有。
党媒帮利益集团卖房、忽悠百姓当房奴，其实还算小事，因为忽悠和欺骗，是红朝六十年来一直在做的。如今有件更滑稽、怪异的事，披上了现代、金融的外衣，就是中国信托业的“刚性兑付”。
所谓“刚性兑付”，按中国媒体的解释，就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把本金及收益分给投资者；如信托计画不能如期兑付，信托公司就要“兜底处理”。在中国，也没有法律条文这样限定，“刚性兑付”只是信托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4月中大陆4省6城市有近万投资人同日示威，抗议担保公司倒闭、集资人卷款跑路。去年，中诚信托旗下30亿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画、吉林信托的“松花江77号”信托计画，都让投资者心惊胆战。房企资金链断裂的传闻甚嚣尘上，引起人们对信托产品违约的关注。挽救了这些信托产品的，就是所谓“刚性兑付的怪圈”。
中外信托业大不同
信托业在中国和中国之外，内涵其实不同。英美信托（trust）的本意是委托人（trustor）把财产委托给受托人（trustee）来管理和处置，最终使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beneficiary）获益。比方一个富翁将死，身后的遗产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物品、存款和实业，可能还有无形资产如保险单、专利、商标，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一笔钱。但富翁的孩子还年幼，尚不能继承和管理这些财产。这时富翁（委托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信托，把财产托付给一个会理财的人（受托人），让这人在信托之下管理这笔财富，直到孩子（受益人）长大成人，可以接管为止。委托人不能是未成年人，任何人只要有财产，包括公司法人，都可成为委托人。个人、公司、团体、非营利组织、甚至政府都可以作为受益人。
香港信托的本意和美英类似，主要提供家庭信托，为高资产人士提供财产保障、继承和税务服务。但在大陆，信托的内涵已经不同了。大陆信托公司的业务是将信托作为一种集合投资的工具，通过向公众发行信托计画，为某项目募集资金。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信托，而是像一种项目债券。尤其是，中国的信托多是政府主导的，这种信托其实就是政府债券，只不过叫了个隐晦的名字。
信托，本来应该是一种非银行（non-banking）的金融业务，但在中国大陆，变异的信托与银行有大量的重叠和竞争。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它们本来各司所职、互相补充，受不同政府部门、不同法律条款的监管、约束。而在政府权力无边、法律形同虚设的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的界限都被人为地模糊化，造成金融风险的高度积累。
事实上，上世纪中共开始信托业务时，不是为了保障私人财产、确保财产的继承，而是把它作为政府吸纳闲置资金、引进外资和拓展投资渠道的工具。今天，中国的信托更是成为权贵瓜分金融市场、从民众手中吸金、圈钱、敛财的工具。
中国信托业市场定位不清，业务无所不在，被称为“金融百货”。信托公司违规经营，像银行一样吸纳存款，代理发行股票、债券，甚至非法集资。虽然中共明确禁止银行业和信托业的兼营，但这些规定没得到实施。更遗憾的是，业内人士更是混水摸鱼、从中渔利、为虎作伥。
真正的信托，是按委托人的意图经营和管理的，信托的风险由委托人和受益人承担，但中国的信托更像是银行业务或政府债券。银行本来就必须承担起信贷资金的营运风险，破产前必须对存款保本付息。政府债券更是如此，只要政府还在，债券就必须用政府的信用和税收做担保、全额支付。也就是说，中国的信托产品其实是不能破产的，也没资格破产。信托的受益人——中共政府，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影子银行风险恐危及中共政权
什么是“刚性兑付”？相对于“刚性兑付 ”，难道还有“软性兑付”、“柔性兑付”，或“弹性兑付”？兑付就是兑付，就应该是刚性、强制的。欠债还钱，兑现和付款本来就应该不能搪塞。但中共炒作这个话题，有另外的动机。
中共银监会说，对信托公司的监管思路要转变，准备允许信托公司暴露风险，并希望用“市场机制”化解兑付危机。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准备要抛包袱、准备放弃“刚性兑付”了。如果中国的信托产品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债券，也用于政府的基建；那信托产品出现问题，从根本上说，只能由政府承担。
中共最害怕的，是包括信托业在内的非银行融资体系（影子银行）的规模太大、风险累计太高，一旦失控，会危及中共政权。中共一直在用新贷还旧贷的办法在拖延金融体系的破产，但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究会撞上南墙。
中共金融决策者面对的，是与中国经济一样的难题：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健全市场机制，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怪圈。但怪圈一旦打破，违约会大面积发生，投资信心受挫，数以万亿计的信托产品就卖不掉，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会引发金融危机。如不打破怪圈，信托市场的参与者会绑架政府，让黑洞越来越深，最终也会拖垮影子银行。政府可能有意建立市场化的风险机制，但作为信托产品实际上的受益人，中共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把风险推向市场、推向民众。
中国业界人士说“刚性兑付”像根腐朽的立柱，撑起了中国金融的大厦。如果砍掉立柱，将引发大面积坍塌，威胁大厦的安全；但如果不砍掉立柱，腐朽的立柱还能支撑多久呢？
文章来源：第424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党媒帮利益集团卖房、忽悠百姓当房奴，其实还算小事，因为忽悠和欺骗，是红朝六十年来一直在做的。如今有件更滑稽、怪异的事，披上了现代、金融的外衣，就是中国信托业的“刚性兑付”。
所谓“刚性兑付”，按中国媒体的解释，就是信托产品到期后，信托公司必须把本金及收益分给投资者；如信托计画不能如期兑付，信托公司就要“兜底处理”。在中国，也没有法律条文这样限定，“刚性兑付”只是信托业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4月中大陆4省6城市有近万投资人同日示威，抗议担保公司倒闭、集资人卷款跑路。去年，中诚信托旗下30亿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画、吉林信托的“松花江77号”信托计画，都让投资者心惊胆战。房企资金链断裂的传闻甚嚣尘上，引起人们对信托产品违约的关注。挽救了这些信托产品的，就是所谓“刚性兑付的怪圈”。
中外信托业大不同
信托业在中国和中国之外，内涵其实不同。英美信托（trust）的本意是委托人（trustor）把财产委托给受托人（trustee）来管理和处置，最终使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beneficiary）获益。比方一个富翁将死，身后的遗产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物品、存款和实业，可能还有无形资产如保险单、专利、商标，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一笔钱。但富翁的孩子还年幼，尚不能继承和管理这些财产。这时富翁（委托人）就可以建立一个信托，把财产托付给一个会理财的人（受托人），让这人在信托之下管理这笔财富，直到孩子（受益人）长大成人，可以接管为止。委托人不能是未成年人，任何人只要有财产，包括公司法人，都可成为委托人。个人、公司、团体、非营利组织、甚至政府都可以作为受益人。
香港信托的本意和美英类似，主要提供家庭信托，为高资产人士提供财产保障、继承和税务服务。但在大陆，信托的内涵已经不同了。大陆信托公司的业务是将信托作为一种集合投资的工具，通过向公众发行信托计画，为某项目募集资金。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信托，而是像一种项目债券。尤其是，中国的信托多是政府主导的，这种信托其实就是政府债券，只不过叫了个隐晦的名字。
信托，本来应该是一种非银行（non-banking）的金融业务，但在中国大陆，变异的信托与银行有大量的重叠和竞争。现代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它们本来各司所职、互相补充，受不同政府部门、不同法律条款的监管、约束。而在政府权力无边、法律形同虚设的中国，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的界限都被人为地模糊化，造成金融风险的高度积累。
事实上，上世纪中共开始信托业务时，不是为了保障私人财产、确保财产的继承，而是把它作为政府吸纳闲置资金、引进外资和拓展投资渠道的工具。今天，中国的信托更是成为权贵瓜分金融市场、从民众手中吸金、圈钱、敛财的工具。
中国信托业市场定位不清，业务无所不在，被称为“金融百货”。信托公司违规经营，像银行一样吸纳存款，代理发行股票、债券，甚至非法集资。虽然中共明确禁止银行业和信托业的兼营，但这些规定没得到实施。更遗憾的是，业内人士更是混水摸鱼、从中渔利、为虎作伥。
真正的信托，是按委托人的意图经营和管理的，信托的风险由委托人和受益人承担，但中国的信托更像是银行业务或政府债券。银行本来就必须承担起信贷资金的营运风险，破产前必须对存款保本付息。政府债券更是如此，只要政府还在，债券就必须用政府的信用和税收做担保、全额支付。也就是说，中国的信托产品其实是不能破产的，也没资格破产。信托的受益人——中共政府，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影子银行风险恐危及中共政权
什么是“刚性兑付”？相对于“刚性兑付 ”，难道还有“软性兑付”、“柔性兑付”，或“弹性兑付”？兑付就是兑付，就应该是刚性、强制的。欠债还钱，兑现和付款本来就应该不能搪塞。但中共炒作这个话题，有另外的动机。
中共银监会说，对信托公司的监管思路要转变，准备允许信托公司暴露风险，并希望用“市场机制”化解兑付危机。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准备要抛包袱、准备放弃“刚性兑付”了。如果中国的信托产品从本质上讲其实就是政府发行的债券，也用于政府的基建；那信托产品出现问题，从根本上说，只能由政府承担。
中共最害怕的，是包括信托业在内的非银行融资体系（影子银行）的规模太大、风险累计太高，一旦失控，会危及中共政权。中共一直在用新贷还旧贷的办法在拖延金融体系的破产，但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终究会撞上南墙。
中共金融决策者面对的，是与中国经济一样的难题：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健全市场机制，需要打破刚性兑付的怪圈。但怪圈一旦打破，违约会大面积发生，投资信心受挫，数以万亿计的信托产品就卖不掉，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会引发金融危机。如不打破怪圈，信托市场的参与者会绑架政府，让黑洞越来越深，最终也会拖垮影子银行。政府可能有意建立市场化的风险机制，但作为信托产品实际上的受益人，中共没有道德上的理由把风险推向市场、推向民众。
中国业界人士说“刚性兑付”像根腐朽的立柱，撑起了中国金融的大厦。如果砍掉立柱，将引发大面积坍塌，威胁大厦的安全；但如果不砍掉立柱，腐朽的立柱还能支撑多久呢？
文章来源：第424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