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来先说一段闲话。
这几天赶在五一节，年轻人办喜事的比较多，家家户户忙着随份子；有的全家出动还不行，因为许多家庭都在同一天办。随份子吃大餐，妇女儿童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可是当家人的感觉会截然不同，当家人心疼腰包呢。“受不了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成了所有当家人的共同话语。有的还在背地里说难听的话，把随份子说成“吃高价饭”——“走喽，吃高价饭去喽！”
可是等你自己有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也在“吃高价饭”？
这个随份子，说起来还是咱老祖宗留下的美好风俗。过去土地不出财，家家户户没积蓄，如果猛然间出了大事，不但人手不够，财力也不够。于是同村同族能搭上手的都去帮忙，当然还要随手掂只鸡抱壶酒，没鸡没酒的盛二升粮食，总之带些有用的东西。这样以来事主就容易渡过难关了。这不是乡村互助互帮的好风俗吗？可是无论什么好事，演变到后来总变味，总走样。尤其是当下，许多人竟把这种纯朴的民风当成了聚敛财富的手段：一是无事生事，把婚丧嫁娶扩大到商店开业娃娃割毛乔迁升职，更有甚者母牛生犊也要别人“喝喜酒”。二是提高份子的价码。有些人为了巴结领导，好容易找个机会送礼，所以就比别人拿得多。而其他“别人“呢，看到别人拿得比自己多就不好意思，也跟着拿多。这样水涨船高，就把价码抬上去了。就老泉这荒山野岭，最最薄情也是200，交情一般300，交情稍厚500，亲戚500—1000！农村人生孩子又多，如果赶在结婚高峰，真让人受不了。我想我老泉两口子都拿工资都受不了，那些农村人，不会经营的，估计“摊上事了”只有东借西挪了。
举一例吧：假如哪家亲戚有孩子结婚，作为长辈亲戚，随份子要钱，受头（拜）要钱，拜年大红包，马上生孩子又是一笔份子钱。一家有事四次花钱，放在一起是多少？谁家若摊上两三个怎么办？像我们老家伙，身后都是一堆年轻人，这家接那家请，哎哟我的个娘哎……啧啧，受不了！
所以，移风易俗势在必行；移风易俗从我做起！
我老泉一向王婆卖瓜：我嫁女没办酒席，我乔迁之喜偷偷儿进行，我儿子结婚不吃团圆饭给七姑八姨姥爷姥娘省下受头钱，我孩子拜年不但不收红包反而多少撂下一些，农村人不容易……总之能省就省，不给别人添负担，尽量减轻自己的负担。
二
不好意思，上面的“闲话”有点儿长。
话说毛时代农村记功分，农民只要是成年劳动力，无论力气大小，技术程度如何，是勤劳是偷懒，只要出工就给10分。然后按照年度公分总额分配粮食。城市工人呢，一级工二级工一个月三十块三十多块，高级工四十块五十块。至于这些级别是如何评定的，我估计全是定制者嘴里一句话。至于干部，一个月少则30，多则500，高级干部是低级干部的几十倍！那时候有个形象的比喻，叫“大呼隆”，或者“吃大锅饭”。
要问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答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这个很不靠谱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就是马克思为我们设计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家靠着掌握了生产资料剥削工人，要消灭剥削，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然后如何分配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从这里我们看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并不看好，如果不按照劳动的大小分配社会产品，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是让有能力的人，让勤劳的人多得到社会产品。
这也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说，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商品是劳动的结晶，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基础。如何计算商品的价值量呢？劳动强度和劳动技能无法计算，只有用劳动时间。所以农村人只要出工一天就给十分。可是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如果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的价值量，是不是说生产一种商品所用的时间越多，其价值量就越大呢？这不是鼓励偷懒吗？所以马克思又说，计算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用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用一般劳动时间，即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须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又如何计算呢？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同行业的劳动者又那么多？
还有一个问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又该如何评估如何规定？具体操作时如何做到客观？如果忽略不计，“各尽所能”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公有了，没有了市场交换，生产靠计划调配，商品不叫商品，叫产品，产品必须“按需分配”，这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在现阶段，共产主义显然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的道德水平。1959至1961年史无前例的灾难就是这种实践的恶果。后来，从60年代到70年代，虽然开放了市场，但并没有废除生产资料公有，这种“二混头”体制又出了一道难题：谁来给产品定价？定价不准确如何在市场交换？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就出现一个“双轨制”奇葩：那些朝里有人的人低价从计划里买，高价去市场上卖，大发体制的弊端财！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给我们设计的乌托邦完全是一条死路！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还有许多“说不通”，今天不再批判。）
三
请读者暂时忘掉上面的内容，来听听我另外一套说辞。
在从前的从前，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没有产品拿出来交换。后来略微发达了，打猎的和种地的偶尔想调剂一下。打猎的为什么甘愿用猎物换取粮食呢？因为粮食能吃（有用）。就是说，调剂（交换）的基础是“有用”。没用的东西谁也不稀罕。再后来，交换频繁了，人们不再以物易物，而是把产品换取一种大家都承认的固定产品。这时候产品就不再是产品，是商品；那个固定的产品也不是一般的商品了，是一般等价物——货币。
一种产品是如何进入市场变成商品被人接受的呢？第一条是“有用”，第二条是“稀有”，第三条是“喜爱”。产品持有者拿着“这三条”来到市场跟人讨价还价，那种用处大的，生产起来费劲的，市场上又稀缺的，就卖得贵，反之就便宜。“物”是如此，“人”亦如此：袁隆平和姚明以及歌星大腕就比老泉卖的贵。姚明因为稀缺，袁隆平因为知识培养的成本贵。
你看，产品进入市场进行自由交换，其价格形成就自然而然；也合情合理。所以现在就有一句时髦的话：只有市场才能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
而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产品的价格完全由人规定，而人的规定又很难做到公平合理。比如，把能力相差很大的人规定在同一个级别里，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一样多就不合理。有些开始的时候水平相当，后来一个进步了另一个原地踏步，可他们到老工资还是一样的。你想，一个国家，人是那样多，人的特点又那么复杂，怎么可能把每一个人规定得那样合理那样科学呢？还来说姚明，如果按照公务员的标准给姚明定工资，姚明的月工资不过万把块；可是人家进入市场一个月上千万！若在计划经济，姚明要吃多大的亏！还有，一些行业企业，开始参与者少，而需求量大，产品价格就贵，赚钱也多；慢慢地进入者多了，产品不精贵了，赚钱就会少。
社会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律，才能让人们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哩。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七弄八弄，费了吃奶的劲儿，却不合理；而市场经济不用管反而是合理的。
所以除了个别野心家和权力欲妄图以控制天下的财富进而达到控制天下人的目的，谁还喜欢有计划的公有经济呢？
我来总结一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必须要有自由的市场，让产品在市场里自由交换；当然交换者必须是产品的主人（有时候就是主人本身）或者代理人。否则就没有权利参与交换，或者在交换中胡来（吃回扣）；既然财产必须私有，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私有制。
比如当年改革如果彻底一些，把土地所有权归农民而不是“国有”，现在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强拆和强征，导致冤狱遍地上访不断；当年如果将国有企业按股份分给职工，职工下岗就会少些，一夜暴富就会少些，贫富分化就会慢些。那些主张国进民退者，不是权贵就是傻X；权贵指望不劳而获，傻X的钱白白送人还帮人家数数。
最后我可以用一句话结束我的文章了：让既无道理又不实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见鬼去吧！
上来先说一段闲话。
这几天赶在五一节，年轻人办喜事的比较多，家家户户忙着随份子；有的全家出动还不行，因为许多家庭都在同一天办。随份子吃大餐，妇女儿童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可是当家人的感觉会截然不同，当家人心疼腰包呢。“受不了了，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成了所有当家人的共同话语。有的还在背地里说难听的话，把随份子说成“吃高价饭”——“走喽，吃高价饭去喽！”
可是等你自己有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别人也在“吃高价饭”？
这个随份子，说起来还是咱老祖宗留下的美好风俗。过去土地不出财，家家户户没积蓄，如果猛然间出了大事，不但人手不够，财力也不够。于是同村同族能搭上手的都去帮忙，当然还要随手掂只鸡抱壶酒，没鸡没酒的盛二升粮食，总之带些有用的东西。这样以来事主就容易渡过难关了。这不是乡村互助互帮的好风俗吗？可是无论什么好事，演变到后来总变味，总走样。尤其是当下，许多人竟把这种纯朴的民风当成了聚敛财富的手段：一是无事生事，把婚丧嫁娶扩大到商店开业娃娃割毛乔迁升职，更有甚者母牛生犊也要别人“喝喜酒”。二是提高份子的价码。有些人为了巴结领导，好容易找个机会送礼，所以就比别人拿得多。而其他“别人“呢，看到别人拿得比自己多就不好意思，也跟着拿多。这样水涨船高，就把价码抬上去了。就老泉这荒山野岭，最最薄情也是200，交情一般300，交情稍厚500，亲戚500—1000！农村人生孩子又多，如果赶在结婚高峰，真让人受不了。我想我老泉两口子都拿工资都受不了，那些农村人，不会经营的，估计“摊上事了”只有东借西挪了。
举一例吧：假如哪家亲戚有孩子结婚，作为长辈亲戚，随份子要钱，受头（拜）要钱，拜年大红包，马上生孩子又是一笔份子钱。一家有事四次花钱，放在一起是多少？谁家若摊上两三个怎么办？像我们老家伙，身后都是一堆年轻人，这家接那家请，哎哟我的个娘哎……啧啧，受不了！
所以，移风易俗势在必行；移风易俗从我做起！
我老泉一向王婆卖瓜：我嫁女没办酒席，我乔迁之喜偷偷儿进行，我儿子结婚不吃团圆饭给七姑八姨姥爷姥娘省下受头钱，我孩子拜年不但不收红包反而多少撂下一些，农村人不容易……总之能省就省，不给别人添负担，尽量减轻自己的负担。
二
不好意思，上面的“闲话”有点儿长。
话说毛时代农村记功分，农民只要是成年劳动力，无论力气大小，技术程度如何，是勤劳是偷懒，只要出工就给10分。然后按照年度公分总额分配粮食。城市工人呢，一级工二级工一个月三十块三十多块，高级工四十块五十块。至于这些级别是如何评定的，我估计全是定制者嘴里一句话。至于干部，一个月少则30，多则500，高级干部是低级干部的几十倍！那时候有个形象的比喻，叫“大呼隆”，或者“吃大锅饭”。
要问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答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这个很不靠谱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就是马克思为我们设计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家靠着掌握了生产资料剥削工人，要消灭剥削，就要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然后如何分配呢？“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从这里我们看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并不看好，如果不按照劳动的大小分配社会产品，社会生产就会停滞。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是让有能力的人，让勤劳的人多得到社会产品。
这也符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说，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商品是劳动的结晶，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基础。如何计算商品的价值量呢？劳动强度和劳动技能无法计算，只有用劳动时间。所以农村人只要出工一天就给十分。可是这就让人想不通了：如果用劳动时间计算商品的价值量，是不是说生产一种商品所用的时间越多，其价值量就越大呢？这不是鼓励偷懒吗？所以马克思又说，计算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用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用一般劳动时间，即生产某种商品所必须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又如何计算呢？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同行业的劳动者又那么多？
还有一个问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又该如何评估如何规定？具体操作时如何做到客观？如果忽略不计，“各尽所能”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公有了，没有了市场交换，生产靠计划调配，商品不叫商品，叫产品，产品必须“按需分配”，这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在现阶段，共产主义显然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和人的道德水平。1959至1961年史无前例的灾难就是这种实践的恶果。后来，从60年代到70年代，虽然开放了市场，但并没有废除生产资料公有，这种“二混头”体制又出了一道难题：谁来给产品定价？定价不准确如何在市场交换？
所以到了八十年代就出现一个“双轨制”奇葩：那些朝里有人的人低价从计划里买，高价去市场上卖，大发体制的弊端财！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给我们设计的乌托邦完全是一条死路！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还有许多“说不通”，今天不再批判。）
三
请读者暂时忘掉上面的内容，来听听我另外一套说辞。
在从前的从前，由于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没有产品拿出来交换。后来略微发达了，打猎的和种地的偶尔想调剂一下。打猎的为什么甘愿用猎物换取粮食呢？因为粮食能吃（有用）。就是说，调剂（交换）的基础是“有用”。没用的东西谁也不稀罕。再后来，交换频繁了，人们不再以物易物，而是把产品换取一种大家都承认的固定产品。这时候产品就不再是产品，是商品；那个固定的产品也不是一般的商品了，是一般等价物——货币。
一种产品是如何进入市场变成商品被人接受的呢？第一条是“有用”，第二条是“稀有”，第三条是“喜爱”。产品持有者拿着“这三条”来到市场跟人讨价还价，那种用处大的，生产起来费劲的，市场上又稀缺的，就卖得贵，反之就便宜。“物”是如此，“人”亦如此：袁隆平和姚明以及歌星大腕就比老泉卖的贵。姚明因为稀缺，袁隆平因为知识培养的成本贵。
你看，产品进入市场进行自由交换，其价格形成就自然而然；也合情合理。所以现在就有一句时髦的话：只有市场才能完成资源的最优配置！
而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产品的价格完全由人规定，而人的规定又很难做到公平合理。比如，把能力相差很大的人规定在同一个级别里，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一样多就不合理。有些开始的时候水平相当，后来一个进步了另一个原地踏步，可他们到老工资还是一样的。你想，一个国家，人是那样多，人的特点又那么复杂，怎么可能把每一个人规定得那样合理那样科学呢？还来说姚明，如果按照公务员的标准给姚明定工资，姚明的月工资不过万把块；可是人家进入市场一个月上千万！若在计划经济，姚明要吃多大的亏！还有，一些行业企业，开始参与者少，而需求量大，产品价格就贵，赚钱也多；慢慢地进入者多了，产品不精贵了，赚钱就会少。
社会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律，才能让人们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哩。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七弄八弄，费了吃奶的劲儿，却不合理；而市场经济不用管反而是合理的。
所以除了个别野心家和权力欲妄图以控制天下的财富进而达到控制天下人的目的，谁还喜欢有计划的公有经济呢？
我来总结一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必须要有自由的市场，让产品在市场里自由交换；当然交换者必须是产品的主人（有时候就是主人本身）或者代理人。否则就没有权利参与交换，或者在交换中胡来（吃回扣）；既然财产必须私有，那么，这个社会就必须私有制。
比如当年改革如果彻底一些，把土地所有权归农民而不是“国有”，现在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强拆和强征，导致冤狱遍地上访不断；当年如果将国有企业按股份分给职工，职工下岗就会少些，一夜暴富就会少些，贫富分化就会慢些。那些主张国进民退者，不是权贵就是傻X；权贵指望不劳而获，傻X的钱白白送人还帮人家数数。
最后我可以用一句话结束我的文章了：让既无道理又不实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见鬼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