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7月28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突然抓捕江青等“四人帮”,是中共当代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前中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张根生,曾在《炎黄春秋》上发文回顾了当年华国锋谈论“粉碎四人帮”经过的一些内幕。
酝酿阶段内幕
据张根生在《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一文中披露,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的时候,周恩来和朱德已去世在先,邓小平已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个人了。而且,就在那一年的2月7日,毛在正式任命华国锋为代国务院总理的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并指定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华国锋认为,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攻击叶剑英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华国锋表示,他和叶剑英比较熟悉,对他也非常信任。因此在自己与江青等人“势不两立”,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的紧急关头,想到了叶剑英。
据回忆,9月10日,华先找先念交谈当前形势和四人帮的动向,他们认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没法避免的,要早日解决,早比晚好。因此决定先由李先念去看望叶剑英交换看法。
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然后再悄悄前往西山找叶剑英。
“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华国锋说,“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据华国锋的回忆,当时发现张春桥的弟弟,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已开始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而且宣传舆论部门都被四人帮控制了,还有他们掌控的上海一伙人已经暗中发了大批枪炮。这促使华、叶等人早下决心拿下四人帮。
据《三联生活周刊》总523期刊发的资深记者李菁撰写的《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一文回忆,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就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就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李先念在明确了华国锋的态度后,隔了两天就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等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剑英处。一直到了叶剑英的住宅门口,李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剑英。
据称,当时叶剑英对李先念突然造访很意外,出于谨慎,叶剑英在于李先念交谈时为防止有人窃听还特意打开收音机来掩盖二人的谈话。但叶剑英本来就耳背,再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于是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他们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并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
怀仁堂抓捕四人帮过程
当年的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曾在回忆性文章《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中的叙述,1976年10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里,就除掉“四人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夜里,汪东兴召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武健华来到南楼办公室,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时,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拿下“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
10月6日上午这天,按照已拟定的计划,汪东兴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当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等待,汪东兴则具体指挥抓捕行动。
当晚7时55分,王洪文来到怀仁堂。他刚走进小门,还没来得及吭气,便被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牢牢地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王洪文惶恐万状,还未及作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戴上铐子,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7时58分,张春桥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南向北缓步走来。当他迈进正厅后,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快速出击,把张春桥控制住,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按照预定方案,武健华紧急赶到执行处置江青任务的张耀祠处,然后同张耀祠一起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晚上8时25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逮捕。解决“四人帮”的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直到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酝酿阶段内幕
据张根生在《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一文中披露,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的时候,周恩来和朱德已去世在先,邓小平已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个人了。而且,就在那一年的2月7日,毛在正式任命华国锋为代国务院总理的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并指定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华国锋认为,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攻击叶剑英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
华国锋表示,他和叶剑英比较熟悉,对他也非常信任。因此在自己与江青等人“势不两立”,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的紧急关头,想到了叶剑英。
据回忆,9月10日,华先找先念交谈当前形势和四人帮的动向,他们认为与四人帮的斗争是没法避免的,要早日解决,早比晚好。因此决定先由李先念去看望叶剑英交换看法。
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然后再悄悄前往西山找叶剑英。
“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华国锋说,“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据华国锋的回忆,当时发现张春桥的弟弟,时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已开始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而且宣传舆论部门都被四人帮控制了,还有他们掌控的上海一伙人已经暗中发了大批枪炮。这促使华、叶等人早下决心拿下四人帮。
据《三联生活周刊》总523期刊发的资深记者李菁撰写的《李先念:从乡村木匠到共和国主席》一文回忆,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就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家。两人关上门后华国锋就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李先念在明确了华国锋的态度后,隔了两天就对工作人员说自己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等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剑英处。一直到了叶剑英的住宅门口,李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通知叶剑英。
据称,当时叶剑英对李先念突然造访很意外,出于谨慎,叶剑英在于李先念交谈时为防止有人窃听还特意打开收音机来掩盖二人的谈话。但叶剑英本来就耳背,再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于是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他们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告别前,他们还特别小心地烧掉了纸条。
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并开始进一步酝酿具体行动。
怀仁堂抓捕四人帮过程
当年的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曾在回忆性文章《我在参与逮捕“四人帮”前后的经历》中的叙述,1976年10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里,就除掉“四人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天夜里,汪东兴召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武健华来到南楼办公室,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时,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拿下“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
10月6日上午这天,按照已拟定的计划,汪东兴让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通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当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当晚,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等待,汪东兴则具体指挥抓捕行动。
当晚7时55分,王洪文来到怀仁堂。他刚走进小门,还没来得及吭气,便被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牢牢地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王洪文惶恐万状,还未及作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戴上铐子,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7时58分,张春桥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南向北缓步走来。当他迈进正厅后,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快速出击,把张春桥控制住,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按照预定方案,武健华紧急赶到执行处置江青任务的张耀祠处,然后同张耀祠一起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晚上8时25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逮捕。解决“四人帮”的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直到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