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人权律师的大规模打压，广州的隋牧青律师是重要目标。第一波就被带走，从此人间蒸发，据说是“指定监视居住”，而且罪名大得吓人，居然涉嫌“煽颠”。
我跟隋牧青律师交往多年。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固然很性情，但同时更是专业的法律人，法律理性渗透到骨子里。对所谓“煽颠”之说，我压根就不屑，我想隋牧青律师也不屑。他所作所为，无非基于对法治的信仰，对当事人的责任，并无逾越法律之处。
听说隋牧青律师的人，估计大多因为郭飞雄案。郭飞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不仅多次身陷囹圄，而且受尽酷刑折磨，但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始终不屈不挠，每次出狱，都是他投身维权运动的新的起点。2013年初，作为南周事件街头政治集会发起人的郭飞雄，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特意委托隋牧青为他辩护。
不得不佩服郭飞雄的眼力，隋牧青对得起他的信任。在他被捕之后，隋牧青完全不计安危，倾尽全力为他鼓与呼。本来郭所涉罪名只是所谓扰序，无关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依法应予律师会见。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隋牧青的会见要求都被一概拒绝。郭的法定权利几无任何保障，考虑到他屡受酷刑的历史，其处境更令人担忧。我知道那段时间隋牧青怎样的愤怒，怎样的忧心如焚。在穷尽法律之途后，隋牧青不得不诉诸舆论和诉诸法律人共同体，引来舆论和法律共同体铺天盖地的谴责，让老大哥极其被动。我想，这或许是隋牧青跟老大哥结怨的开始？即他被敏感的开始？
客观地说，在维权界，隋牧青并非资深。尽管1993年就开始做律师，甚至曾全程参与八九学潮，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被通缉，逃亡数月，继而被羁押三月。但执业后他的确一度埋头业务，很少过问公共领域。直到2011年郭飞雄获释，与他在广州相识。郭飞雄强大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他，唤醒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激情。
2012年4月，他参与由郭飞雄组建的广州举牌五君子辩护律师团，此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随同郭飞雄的步伐，在维权运动中打了不少硬仗。2012年7月，他与郭飞雄、郭春平、朱日坤等一道前往江西新余，声援因独立参选而遭迫害乃至虐打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夜间遭当地大批警察针对性查房、骚扰。这是他跟郭飞雄的第一次实质性合作。同年10月、11月，他为维权人士陈启棠提供法律援助，11月，为因受暴力伤害而瘫痪的揭阳女子吴木琴提供法律援助，同时代理广东南海三山农民人大代表郭伙佳诉南海区政府非法征地案二审。12月，与王全平律师共同为维权人士黄文勋提供法律援助。从这份密集的日程表，不难想见维权路上的隋牧青何等辛劳，更不难想见他何等投入。
隋牧青开始崭露头角，同时也开始被老大哥关注。2013年1月1日，他遭遇第一次喝茶。但他没有被吓住，反而在网上公开了喝茶记录。随后就是着名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他到现场为南海三山农民声援南周提供法律帮助；直到郭飞雄被捕前，他一直保持着每月至少接手两个维权案的高记录。而且每个案子都全力以赴。最成功的是成都曾蓉案。旅居广州的成都人曾蓉因发文质疑四川彭州石化项目，而遭成都警方跨省追捕。隋牧青接受曾蓉委托，与成都警方交涉并随时网上公布相关信息，最终迫使成都警方放弃了抓捕计划。
正是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他得到了维权界尤其郭飞雄的充分认可。郭飞雄被捕前不仅委托他辩护，而且把后续律师团队的整个组织工作，都全权委托给他一人。事实证明他不负厚望。
一个原来埋头业务的隋牧青，就这样一头扎进维权运动，再也出不来了，他心无旁骛，一切都为维权让路。而维权不仅没有高额代理费，甚至往往需要贴本。时间一长，经济上的困窘不言而喻。政治上代价更大，被限制出境，年审被刁难，都是家常便饭。电话中跟我谈天，他也会谈到他的很多困难，很多苦衷，这些往往难为人道。他也是血肉之躯，也常常喊累，也想停一停，至少，多跟家人亲近。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欠家人太多，他一直非常内疚，非常挣扎。但叹息归叹息，转过身，他又接了一桩新的维权案。他不会拒绝，不忍拒绝，他见不得不公平，见不得弱者的眼泪。他的悲悯推着他往前走，让他身不由己，停不下来。最终，被逼到了墙角。
用义薄云天来形容隋牧青，一点也不夸张。作为当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作为八九一代人，他懂政治，他有他的价值追求。但他并不喜欢高蹈凌虚的政治，而更强调从专业入手，从一个一个案子入手，来具体地推动中国的进步，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要的只是公平正义，要的只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定的公民权利。他对权力没有半点兴趣。所以，跟我的很多受迫害的朋友一样，归根结底，他无非一个执着的人道主义者。把他的人道主义、把他的执着视为冒犯，视为威胁，甚至上升到涉嫌“煽颠”的高度，只能反映权力对权利的仇恨，权力对人道主义的仇恨。这只能更印证体制的荒诞，印证改变中国之刻不容缓。
跟这波所有因良知而遭受打压的律师一样，隋牧青律师的遭际，也为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多少朋友为他忧心如焚，一如他当初为郭飞雄忧心如焚；多少朋友冒着风险为他呐喊和奔波，一如他当初为郭飞雄呐喊和奔波。爱人者，人恒爱之。充满爱和公义的隋牧青，一旦受难，有那么多爱和公义来护佑他，真是善有善报。我想隋牧青对这也有足够自信，所以前几天从被监禁地传给家人的信，行文非常从容坦然，再没有私下通话时的那种焦虑、那种不确定感。专政体制的本性，就是跟爱和公义为敌，就是要迫害爱和公义的践行者，否则就不叫专政了。既然这是命，是给定的时代条件，那也没法回避，只有面对。这点，智慧如隋牧青者，我想现在已经想透了、看开了吧。
对这种人，迫害有什么用呢？无非更凸显迫害者的愚妄罢了。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第29卷第30期
我跟隋牧青律师交往多年。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固然很性情，但同时更是专业的法律人，法律理性渗透到骨子里。对所谓“煽颠”之说，我压根就不屑，我想隋牧青律师也不屑。他所作所为，无非基于对法治的信仰，对当事人的责任，并无逾越法律之处。
听说隋牧青律师的人，估计大多因为郭飞雄案。郭飞雄是中国维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不仅多次身陷囹圄，而且受尽酷刑折磨，但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始终不屈不挠，每次出狱，都是他投身维权运动的新的起点。2013年初，作为南周事件街头政治集会发起人的郭飞雄，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特意委托隋牧青为他辩护。
不得不佩服郭飞雄的眼力，隋牧青对得起他的信任。在他被捕之后，隋牧青完全不计安危，倾尽全力为他鼓与呼。本来郭所涉罪名只是所谓扰序，无关国家安全或国家机密，依法应予律师会见。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隋牧青的会见要求都被一概拒绝。郭的法定权利几无任何保障，考虑到他屡受酷刑的历史，其处境更令人担忧。我知道那段时间隋牧青怎样的愤怒，怎样的忧心如焚。在穷尽法律之途后，隋牧青不得不诉诸舆论和诉诸法律人共同体，引来舆论和法律共同体铺天盖地的谴责，让老大哥极其被动。我想，这或许是隋牧青跟老大哥结怨的开始？即他被敏感的开始？
客观地说，在维权界，隋牧青并非资深。尽管1993年就开始做律师，甚至曾全程参与八九学潮，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被通缉，逃亡数月，继而被羁押三月。但执业后他的确一度埋头业务，很少过问公共领域。直到2011年郭飞雄获释，与他在广州相识。郭飞雄强大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他，唤醒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激情。
2012年4月，他参与由郭飞雄组建的广州举牌五君子辩护律师团，此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随同郭飞雄的步伐，在维权运动中打了不少硬仗。2012年7月，他与郭飞雄、郭春平、朱日坤等一道前往江西新余，声援因独立参选而遭迫害乃至虐打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夜间遭当地大批警察针对性查房、骚扰。这是他跟郭飞雄的第一次实质性合作。同年10月、11月，他为维权人士陈启棠提供法律援助，11月，为因受暴力伤害而瘫痪的揭阳女子吴木琴提供法律援助，同时代理广东南海三山农民人大代表郭伙佳诉南海区政府非法征地案二审。12月，与王全平律师共同为维权人士黄文勋提供法律援助。从这份密集的日程表，不难想见维权路上的隋牧青何等辛劳，更不难想见他何等投入。
隋牧青开始崭露头角，同时也开始被老大哥关注。2013年1月1日，他遭遇第一次喝茶。但他没有被吓住，反而在网上公开了喝茶记录。随后就是着名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他到现场为南海三山农民声援南周提供法律帮助；直到郭飞雄被捕前，他一直保持着每月至少接手两个维权案的高记录。而且每个案子都全力以赴。最成功的是成都曾蓉案。旅居广州的成都人曾蓉因发文质疑四川彭州石化项目，而遭成都警方跨省追捕。隋牧青接受曾蓉委托，与成都警方交涉并随时网上公布相关信息，最终迫使成都警方放弃了抓捕计划。
正是因为他的出色表现，他得到了维权界尤其郭飞雄的充分认可。郭飞雄被捕前不仅委托他辩护，而且把后续律师团队的整个组织工作，都全权委托给他一人。事实证明他不负厚望。
一个原来埋头业务的隋牧青，就这样一头扎进维权运动，再也出不来了，他心无旁骛，一切都为维权让路。而维权不仅没有高额代理费，甚至往往需要贴本。时间一长，经济上的困窘不言而喻。政治上代价更大，被限制出境，年审被刁难，都是家常便饭。电话中跟我谈天，他也会谈到他的很多困难，很多苦衷，这些往往难为人道。他也是血肉之躯，也常常喊累，也想停一停，至少，多跟家人亲近。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欠家人太多，他一直非常内疚，非常挣扎。但叹息归叹息，转过身，他又接了一桩新的维权案。他不会拒绝，不忍拒绝，他见不得不公平，见不得弱者的眼泪。他的悲悯推着他往前走，让他身不由己，停不下来。最终，被逼到了墙角。
用义薄云天来形容隋牧青，一点也不夸张。作为当年的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作为八九一代人，他懂政治，他有他的价值追求。但他并不喜欢高蹈凌虚的政治，而更强调从专业入手，从一个一个案子入手，来具体地推动中国的进步，捍卫社会的公平正义。他要的只是公平正义，要的只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定的公民权利。他对权力没有半点兴趣。所以，跟我的很多受迫害的朋友一样，归根结底，他无非一个执着的人道主义者。把他的人道主义、把他的执着视为冒犯，视为威胁，甚至上升到涉嫌“煽颠”的高度，只能反映权力对权利的仇恨，权力对人道主义的仇恨。这只能更印证体制的荒诞，印证改变中国之刻不容缓。
跟这波所有因良知而遭受打压的律师一样，隋牧青律师的遭际，也为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多少朋友为他忧心如焚，一如他当初为郭飞雄忧心如焚；多少朋友冒着风险为他呐喊和奔波，一如他当初为郭飞雄呐喊和奔波。爱人者，人恒爱之。充满爱和公义的隋牧青，一旦受难，有那么多爱和公义来护佑他，真是善有善报。我想隋牧青对这也有足够自信，所以前几天从被监禁地传给家人的信，行文非常从容坦然，再没有私下通话时的那种焦虑、那种不确定感。专政体制的本性，就是跟爱和公义为敌，就是要迫害爱和公义的践行者，否则就不叫专政了。既然这是命，是给定的时代条件，那也没法回避，只有面对。这点，智慧如隋牧青者，我想现在已经想透了、看开了吧。
对这种人，迫害有什么用呢？无非更凸显迫害者的愚妄罢了。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第29卷第3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