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26日讯】据明慧网报导，今年四十二岁的李石头，十七岁考入河北工业大学，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一九九六年与父母一同修炼法轮大法的他，因身心健康，工作认真努力，做人诚实善良守信，受到学生、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
就在他对未来怀着无限美好憧憬的时候，一场残酷的对好人的迫害，不仅使他美好的青春在冤狱中度过，还得面对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哀痛。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十六年中，李石头总共被非法关押六年多，辗转于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劳教所、天津建新劳教所、邯郸第二看守所、邯郸劳教所、石家庄劳教所等多个劳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难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李石头于今年八月四日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控告已送交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回顾这些年自己和全家的悲惨遭遇，李石头认为：“造成我们家十几年惨烈遭遇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我们现在告他，是为让更多的人能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李石头在他的控告书中陈述的事实：
我从小勤奋好学，十七岁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更加用功读书，成绩优异，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任教期间，工作勤勤恳恳，踏实认真，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深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称赞。
一九九六年，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使我从物欲横流的不良社会风气中超脱出来，身心健康，工作认真努力，做人诚实善良守信，受到学生、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镇压开始后，我仍坚持到公园里炼功，以行动来证明大法的清白，抵制人权及信仰自由的被践踏，遭绑架，后被单位接回。二零零零年初，因与校内坚持修炼大法的学生有联系，在探亲时，被从家接回直接投入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给同修送师父的经文，再次被绑架，并被判劳教一年半，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由于我最终不配合强制转化，不放弃修炼，一年半的劳教期满后，又被连续几次加期至两年半。在被非法关押两年半到期后不但还不放人，又把我强行送到洗脑班进行迫害。洗脑失败后，又判我两年半劳教，转送到天津蓟县劳教所。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又转到天津市建新劳教所。最后，在被非法关押迫害四年多后，于二零零四年底释放。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早，恶党“十七大”前，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派出所一行几人，非法闯入我家中，把我绑架，并劫持到邯郸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还非法抄家并把弟媳妇陪嫁的电脑主机抢走。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早，所谓的“奥运安保”期间，我去一位同修家串门，又被早已在那里蹲坑的胜利桥派出所绑架，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
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这十六年来，我总共被非法关押六年多，辗转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劳教所、天津建新劳教所、邯郸第二看守所、邯郸劳教所、石家庄劳教所等多个劳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难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这些地方尤其是各劳教所，大都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而臭名昭着，那里都曾打死、打残、逼疯过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身处其中的人所遭遇的恐怖残酷是不在其中的人无法想像和理解的。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很多，例如：没有人权，伙食和卫生条件很差（尽管表面的环境卫生并不都很恶劣），长时间高强度劳动，随意打骂侮辱体罚，克扣家人送来的钱物，生活用品和食品价格比正常高很多，限制上厕所和长时间不让睡觉，限制甚至禁止家人会见等等。
在那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据理力争，要求人权和信仰自由，甚至绝食抗议那非人的折磨，而迫害我的警察不止一次、不止一人说过：“我说煤球是白的，你们就得说白的。”“对你们不讲理、不讲法律。”
天津青泊洼劳教所是劳教人员的中转站，几次在这里中转，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饥饿，因为伙食极脏差且太少。天津双口劳教所是关押男性大法弟子的基地，各队警察的涨工资晋级都与强制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所谓的“转化”）的数量挂钩，“转化”一个现金三百元，刑事犯帮助“转化”一个减刑三天，所以迫害非常残酷。
酷刑演示：毒打（明慧网）
从入所开始，我多次遭受电击、毒打，皮肉被烧焦，身上被打的肿胀黑紫；被当众剥光衣服羞辱；强制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等惨无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目的就是为强制转化。
天津蓟县渔山劳教所，又称采石场，那里的恐怖环境和繁重的奴役使曾经来过这儿的犯人谈虎色变。第一次在天津青泊洼劳教所中转时，我亲眼见到一个被分到蓟县劳教所的劳教（人员），为了不被送到那里，在下楼时故意自己摔断了胳膊。我在这里被强制关小号并长时间不让睡觉近两个月后，绝食抗议强制转化，遭到野蛮灌食（灌又咸又辣的生水玉米面糊），口腔和食道都被烧坏。因拒绝教导员李占的无理体罚，即被李占和恶犯周海英等拳打脚踢、电击，近视镜被打碎。他们还印制了许多诽谤李洪志师父和大法的大字报和标语，贴得满楼道、班房、厕所、会议室等地方都是，极力制造邪恶的“文革”时期的恐怖气氛。还把大量师父的相片贴在地上强迫我和所有人踩踏，甚至塞进我们的内裤中，侮辱大法弟子的人格，摧残意志。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明慧网）
天津建新劳教所位置处于市内，除关押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成人劳教人员外，还有许多少年劳教，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而那里劳动强度之高，把人的潜力真的逼到了极限。每到节假日之前，堆积如山的手工活（例如折纸、粘手提袋等）给我感觉永远也干不完，而那些孩子们，如果能被允许凌晨一两点睡觉，都会乐得蹦起来。
石家庄劳教所更是把整人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出令人压抑的恐怖环境。死气沉沉的楼道里，每一扇门后面发生着甚么，是严禁我们知道的。在这里，我经受了最残酷的精神折磨，前后共被隔离关小号一年多，头发都花白了。伙食差的使我和许多人口腔多处溃疡，因为不配合转化，被禁止购物（价格比正常高很多的日常用品和食品）和会见家人，甚至近一年的时间被禁止见到其他大法弟子，也没有出过那个楼层。
在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和蓟县劳教所，我都因为连续二次毫无理由的被劳教，按照法律程序写过申诉。我在申诉书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正常的讲法制的国家，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判他有罪，更何况是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强制能改变人心吗？”为了不给他们任何把柄，我拒绝写和说任何口头和文字上的东西，但还是被以思想顽固为由，再一次剥夺了自由。而这些申诉，都没有被正常发出，而是遭到扣压甚至不知去向。在蓟县劳教所，恶警指导员李占甚至恐吓我放弃申诉。
以上这些不过是几年中遭受非人迫害的点滴回忆，比起遭受更残酷迫害和被折磨致死致残的大法弟子，我这些经历还算不得甚么。但是，和许多年轻的大法弟子一样，我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那邪恶至极的环境中失去了。
想不到的是，等待我的还有失去家庭和亲人的痛苦。
在经过四年漫长的人间地狱般的魔难，二零零四年底我被释放时，父亲才告诉我，早在三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的时候，我的母亲刘焕青就因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而被邯郸公安及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五十八岁。母亲曾三次被复兴区公安分局恶警关进第二看守所。第一次关押一个月，第二次关押五个月，最后一次，二零零零年十月六日警察从家中将父母两人绑架，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二看守所长达十个月之久。其间母亲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恶警所长赵某、副所长崔树敏殴打折磨她，电棍击打全身，使她身体和精神受尽了野蛮摧残，体重由原来一百四十斤降到不足八十斤。直到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时，才允许家属把她接回家，但母亲的身体已无法恢复，回家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离开了人世，致死也未能与日夜思念牵挂的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我的父亲李刚林，是邯郸市医药公司职工，一生忠厚老实，为人本份，深得人们的敬重。他和我母亲刘焕青于一九九五年一同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好人做起，很快达到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一九九九年后为法轮功鸣冤，和母亲一起去北京，又一同遭受一次次的迫害。在母亲被迫害去世后，他又多次被绑架、抄家、罚款、骚扰，并被非法劳教关押多次，时间也长达数年。
在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我刚新婚不久，妻子田庆伟也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我被迫害期间，她也长期被迫流离失所，最后因承受不住种种的巨大压力和打击，和我离了婚。
邪恶的迫害，拆散了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使我家破人亡。我所有的亲人也都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压力。同时由于我工作的学校也配合了迫害，最终我被迫放弃了热爱的教育工作，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我的学生和同事。
就在他对未来怀着无限美好憧憬的时候，一场残酷的对好人的迫害，不仅使他美好的青春在冤狱中度过，还得面对母亲被迫害致死的哀痛。自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十六年中，李石头总共被非法关押六年多，辗转于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劳教所、天津建新劳教所、邯郸第二看守所、邯郸劳教所、石家庄劳教所等多个劳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难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李石头于今年八月四日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控告已送交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回顾这些年自己和全家的悲惨遭遇，李石头认为：“造成我们家十几年惨烈遭遇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我们现在告他，是为让更多的人能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李石头在他的控告书中陈述的事实：
我从小勤奋好学，十七岁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更加用功读书，成绩优异，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任教期间，工作勤勤恳恳，踏实认真，后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深得领导的赏识和同事们的称赞。
一九九六年，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使我从物欲横流的不良社会风气中超脱出来，身心健康，工作认真努力，做人诚实善良守信，受到学生、同事们的尊重和好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的铺天盖地的镇压开始后，我仍坚持到公园里炼功，以行动来证明大法的清白，抵制人权及信仰自由的被践踏，遭绑架，后被单位接回。二零零零年初，因与校内坚持修炼大法的学生有联系，在探亲时，被从家接回直接投入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给同修送师父的经文，再次被绑架，并被判劳教一年半，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由于我最终不配合强制转化，不放弃修炼，一年半的劳教期满后，又被连续几次加期至两年半。在被非法关押两年半到期后不但还不放人，又把我强行送到洗脑班进行迫害。洗脑失败后，又判我两年半劳教，转送到天津蓟县劳教所。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日，又转到天津市建新劳教所。最后，在被非法关押迫害四年多后，于二零零四年底释放。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早，恶党“十七大”前，邯郸市复兴区胜利桥派出所一行几人，非法闯入我家中，把我绑架，并劫持到邯郸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还非法抄家并把弟媳妇陪嫁的电脑主机抢走。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早，所谓的“奥运安保”期间，我去一位同修家串门，又被早已在那里蹲坑的胜利桥派出所绑架，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
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发动这场迫害的这十六年来，我总共被非法关押六年多，辗转天津市看守所、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天津青泊洼劳教所、天津双口劳教所、天津蓟县劳教所、天津建新劳教所、邯郸第二看守所、邯郸劳教所、石家庄劳教所等多个劳教所和看守所，遭受到令正常人难以想像的非人折磨。
这些地方尤其是各劳教所，大都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而臭名昭着，那里都曾打死、打残、逼疯过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身处其中的人所遭遇的恐怖残酷是不在其中的人无法想像和理解的。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很多，例如：没有人权，伙食和卫生条件很差（尽管表面的环境卫生并不都很恶劣），长时间高强度劳动，随意打骂侮辱体罚，克扣家人送来的钱物，生活用品和食品价格比正常高很多，限制上厕所和长时间不让睡觉，限制甚至禁止家人会见等等。
在那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我和其他大法弟子据理力争，要求人权和信仰自由，甚至绝食抗议那非人的折磨，而迫害我的警察不止一次、不止一人说过：“我说煤球是白的，你们就得说白的。”“对你们不讲理、不讲法律。”
天津青泊洼劳教所是劳教人员的中转站，几次在这里中转，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饥饿，因为伙食极脏差且太少。天津双口劳教所是关押男性大法弟子的基地，各队警察的涨工资晋级都与强制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所谓的“转化”）的数量挂钩，“转化”一个现金三百元，刑事犯帮助“转化”一个减刑三天，所以迫害非常残酷。
酷刑演示：毒打（明慧网）
从入所开始，我多次遭受电击、毒打，皮肉被烧焦，身上被打的肿胀黑紫；被当众剥光衣服羞辱；强制长时间的超强度劳动，长时间不让睡觉等等惨无人道的精神、肉体的残酷折磨，目的就是为强制转化。
天津蓟县渔山劳教所，又称采石场，那里的恐怖环境和繁重的奴役使曾经来过这儿的犯人谈虎色变。第一次在天津青泊洼劳教所中转时，我亲眼见到一个被分到蓟县劳教所的劳教（人员），为了不被送到那里，在下楼时故意自己摔断了胳膊。我在这里被强制关小号并长时间不让睡觉近两个月后，绝食抗议强制转化，遭到野蛮灌食（灌又咸又辣的生水玉米面糊），口腔和食道都被烧坏。因拒绝教导员李占的无理体罚，即被李占和恶犯周海英等拳打脚踢、电击，近视镜被打碎。他们还印制了许多诽谤李洪志师父和大法的大字报和标语，贴得满楼道、班房、厕所、会议室等地方都是，极力制造邪恶的“文革”时期的恐怖气氛。还把大量师父的相片贴在地上强迫我和所有人踩踏，甚至塞进我们的内裤中，侮辱大法弟子的人格，摧残意志。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明慧网）
天津建新劳教所位置处于市内，除关押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成人劳教人员外，还有许多少年劳教，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而那里劳动强度之高，把人的潜力真的逼到了极限。每到节假日之前，堆积如山的手工活（例如折纸、粘手提袋等）给我感觉永远也干不完，而那些孩子们，如果能被允许凌晨一两点睡觉，都会乐得蹦起来。
石家庄劳教所更是把整人的手段运用到了极致，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出令人压抑的恐怖环境。死气沉沉的楼道里，每一扇门后面发生着甚么，是严禁我们知道的。在这里，我经受了最残酷的精神折磨，前后共被隔离关小号一年多，头发都花白了。伙食差的使我和许多人口腔多处溃疡，因为不配合转化，被禁止购物（价格比正常高很多的日常用品和食品）和会见家人，甚至近一年的时间被禁止见到其他大法弟子，也没有出过那个楼层。
在天津红桥区看守所和蓟县劳教所，我都因为连续二次毫无理由的被劳教，按照法律程序写过申诉。我在申诉书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正常的讲法制的国家，都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判他有罪，更何况是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强制能改变人心吗？”为了不给他们任何把柄，我拒绝写和说任何口头和文字上的东西，但还是被以思想顽固为由，再一次剥夺了自由。而这些申诉，都没有被正常发出，而是遭到扣压甚至不知去向。在蓟县劳教所，恶警指导员李占甚至恐吓我放弃申诉。
以上这些不过是几年中遭受非人迫害的点滴回忆，比起遭受更残酷迫害和被折磨致死致残的大法弟子，我这些经历还算不得甚么。但是，和许多年轻的大法弟子一样，我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那邪恶至极的环境中失去了。
想不到的是，等待我的还有失去家庭和亲人的痛苦。
在经过四年漫长的人间地狱般的魔难，二零零四年底我被释放时，父亲才告诉我，早在三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的时候，我的母亲刘焕青就因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而被邯郸公安及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五十八岁。母亲曾三次被复兴区公安分局恶警关进第二看守所。第一次关押一个月，第二次关押五个月，最后一次，二零零零年十月六日警察从家中将父母两人绑架，非法关押在邯郸市第二看守所长达十个月之久。其间母亲被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恶警所长赵某、副所长崔树敏殴打折磨她，电棍击打全身，使她身体和精神受尽了野蛮摧残，体重由原来一百四十斤降到不足八十斤。直到生命垂危奄奄一息时，才允许家属把她接回家，但母亲的身体已无法恢复，回家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离开了人世，致死也未能与日夜思念牵挂的儿子见上最后一面。
我的父亲李刚林，是邯郸市医药公司职工，一生忠厚老实，为人本份，深得人们的敬重。他和我母亲刘焕青于一九九五年一同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做好人做起，很快达到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一九九九年后为法轮功鸣冤，和母亲一起去北京，又一同遭受一次次的迫害。在母亲被迫害去世后，他又多次被绑架、抄家、罚款、骚扰，并被非法劳教关押多次，时间也长达数年。
在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时，我刚新婚不久，妻子田庆伟也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我被迫害期间，她也长期被迫流离失所，最后因承受不住种种的巨大压力和打击，和我离了婚。
邪恶的迫害，拆散了我们原本幸福的家庭，使我家破人亡。我所有的亲人也都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压力。同时由于我工作的学校也配合了迫害，最终我被迫放弃了热爱的教育工作，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我的学生和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