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故事，真可谓伤天害理，古今中外的怪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各种政治运动造成的后果。在那个时期造假、说谎已经成为人们的习俗，不以为羞耻，反习以为常。
在政治运动中，培训出一些胡作非为的干部，专吃政治饭。他们成了日后的继承人，得到主子的赞赏，升官发财。他们一切为了个人利益，为了钱，只要私利，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哪管老百姓的死活。上行下效，中国造出来很多会作坏事的人们。
5-28-1，假如你是个病人
当大夫会有病人或家属来求医问药…… 医生出名了，会有记者来采访；片警执法，来问长问短，美其名曰“慰问”，对记者来访多不放心。特别是我退休之后的生活，投入抗艾、救孤工作之后，其环境遭遇日渐险恶，深感“高处不胜寒”。
1996年我开始做爱滋病预防工作，惹来更多人的关注。便衣人员看守在我楼门外，我外出他们追随；我坐交通车，他们开专车追踪。这伙人真费尽心机，甚至冒充爱滋病病人家属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政府的态度。不管他们怎么样说，我的态度始终如一，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血浆经济”引起的，铁案如山，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胡说八道只是留下笑柄。
卖血、输血引发爱滋病是这一灾难的真相。十五多年前政府完全否认这一事实，现在中国政府选择性承认“血浆经济”造成爱滋病流行，这是一大进步，值得肯定。虽然没有惩处医界“血浆经济”的始作庸者，没有对爱滋病受害病人进行赔偿，但是比捂住盖子，死不承认爱滋病的事实存在，好得太多了。时至今日，血传播爱滋病案例仍未停止，这是祸国殃民之大灾害。假如你是个病人，医界罪责难免。此类案例、媒体的报导较多。如下：
1，11岁男童查出患爱滋病(摘要) 。
澎湃新闻报导：2015年7月12日，11岁的男孩可哥(化名)瘫睡在沙发上，两腿间摆着尿壶。身上有一些肉瘤，还有一些肉瘤消下去的疤痕。冲他说话，他就“啊啊”笑，递给他东西，他就伸手去接，但手臂乱晃，不会说话。
可哥父亲齐哲(化名)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丹水镇农民。齐哲和前妻（可哥生母）、其他近亲属的爱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均为阴性。齐哲说：“我们都没有，孩子又那么小，不会去嫖娼，更不会吸毒，怎么会得爱滋病？”
可哥2004年10月21日在丹水镇卫生院足月出生，但出生后的第五天可哥生病曾进行过手术输过血，只有这—感染途径。
齐哲说：在北京天坛医院确诊为爱滋病后，他连续数夜失眠，不敢通知家里，想着他和家人也可能是爱滋病病人。加上儿子病情加重，瘫痪在床，确诊后没多久，可哥转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高烧20多天，医生要齐哲做好心理准备。幸运的是，高烧逐渐消退。
齐哲谈艾色变，他对预防爱滋病的知识了解太少了，科室里都是爱滋病患者，他慢慢他认识到，爱滋病没那么可怕。 但巨额治疗费用，还有心理压力，正拖垮这个家庭。“我心里的苦，别人不会懂。”齐哲突然落泪说。
2，一位艾滋儿童的遗书 陈秉中/文
在我们将要离开商丘在旅馆的最后时刻说，10多岁的女孩张鑫诉说她的苦难经历。妈妈1997年生她时输血感染爱滋病毒同时也传染给她，产后3个月就出现发烧、拉肚子和起疱疹。9年后的2006年妈妈生第二胎剖腹产做化验才发现上次生女儿时因为输血感染爱滋病毒，母女都是爱滋病毒携带者，这一情况张鑫父亲一直瞒着没有和妻子说，2011年才知晓。这之前的10多年只当感冒治疗，误诊误治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一天张鑫的父亲对母女俩说，“和你们得爱滋病的住在一起我天天恐怖”，竟狠心于2008年抛弃母女出走了，至今音信皆无。艾滋儿童张鑫看到家庭就这样破败压力特别大，不想活了，并写下遗书，想离开这个世界去追求自由找弟弟。
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三个月就出现爱滋病症状，咳嗽一止，孩子爹在没有告诉孩子娘的情况下就把出生6个月的可能是携带爱滋病毒的男婴给送出去了，急疯了的孩子娘问丈夫，你把我的亲骨肉送哪去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呀！对方回答说，“只剩一口气了，活不成了，送福利院了”。他这样一说如同五雷轰顶，把张鑫妈妈几乎气疯，怒不可遏。因为手机换号了，至今谁也不晓得那个无良之人身在何方。
身染爱滋病毒已经懂事的12岁女孩张鑫，目睹支离破碎的家庭，政府又不追究一家三口感染爱滋病毒的责任，也不给赔偿，幼小的心灵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绝望中这个女童竟给苦难深重的妈妈写下了令人心碎的遗书。
“亲爱的妈妈：每天的我都要开开心心，因为只有我每天开心你才能开心，我不开心也要装作非常开心。我深知妈妈为了我付出很多很多，我也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小时候每天都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非常幸福，可是爸爸不争气，抛弃了我和你，每次想到这些我都偷偷地哭……我今天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每天都有很大的压力，已经快撑不住了，每天都活在黑暗的世界中。现在我就想做一件事，下定决心去找我的弟弟……，请妈妈原谅，我也是迫不得已。”
妈妈看了唯一的亲人也要离她而去的遗书，如万箭穿心，紧紧把女儿揽入怀中，“你不能死，你要是走了我还怎么活呀！”母女俩撕心裂肺，泪流满面，抽泣不已，“对我们怎么这样不公，是老天不睁眼，还是有谁造孽把所有苦难都给了我们！”那一天一夜母女二人心如汤煮，魂不附体，在死亡线上徘徊。经过妈妈苦口婆心的规劝，女儿才回心转意。“亲爱的妈妈，我不能做对不起妈妈的事，要陪着生我养我的妈妈活下去，共度难关。”
张鑫对我说：“我高中毕业若能考上大学就学法律，为妈妈和所有无辜染上爱滋病的人维权，我也要去找可能还活在人间的弟弟，重建幸福家园。
上述事件均发生在近二年内，说明了什么？
5-28-2，医患关系紧张
医患关系紧张，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文革后人心大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人们一切向钱看。不少医生要伸手要红包，处处设法刁难病人，不该输血的病人也给输血，因为医生要吃回扣。河南宁陵县妇幼保健就是个典型，开大处方贵药品“宰”病人，以拿回扣，太多了无处不在。病人送不上礼，有的医生就不经心看病、推脱、冷言、冷语，甚至公开索取财物，举例如下：
1，北京来的赵女士说: “C我眼睛动手术动到一半，医生在手术台上问我还有没有钱，让我增加手术费。”广州的李女士证明：“我在南方医院生孩子，肚子疼得叫唤，医生装看不见听不见。我老公去塞了几百块钱，那医生赶紧就来了。”医生增加了病人的负担与痛苦，钱变成了勒索病人的工具。
2，2014年仍然歧视爱滋病病人，最典型的事例：四川省西充县，爱滋病患儿8岁的坤坤，他是母婴传播的爱滋病患者。在他出生十个月，他妈己离去，留给他奶奶爷爷抚养。从他记事起，生活中就没有小伙伴，经常躲在角落里自己玩耍，学校不收他读书。他终日乱跑，躺地上打滚，爬树上摘果子，拉网捉野鸡，村民公认他是个野孩子。他因感染爱滋病病毒而饱受所在地村民种种不公待遇，甚至险遭“活埋”，最终被全村203名村名联名驱逐，引起媒体报导。经过84天的评论，他爷爷把他送到了临汾红丝带学校，校方收了这位特殊的学生。他接受到正常的治疗和教育，找到了“回家”的路。坤坤是中国所有患爱滋病孩子的缩影，不知多少这类的孩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间了。
3，再如手术输血感染艾滋，2015年7月19日《大河报》报导(摘要)：去年6月，河南开封市51岁女子在通许县人民医院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术前检查一切正常，术后竟感染了艾滋。医院称可能是输的血有问题，开封中心血站称也有可能是手术刀消毒不彻底。但面对记者，血站改口说不排除有爱滋病人在窗口期献血，而此阶段病毒无法检测。该女子手术后感染艾滋，这责任不在患者，要么在医院，要么在血站。而医院和血站互相推诿，既是对患者的不尊重，也是严重违反医风医德的行为，甚至连起码的人文关怀都被狗吃了。患者术后感染艾滋，医院无疑应该首先担起责任。不予赔偿，这种情况增加了医患关系上的对立甚至打闹。
能被记者报出的案例极少，感染了爱滋病不被人知者更多，特别是爱滋病病人与家属怕受歧视者居多数，他们更恨医院的医生。
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自2002年2月进入中国内地防艾领域，主持救助爱滋病死者的遗孤工作。前十年遇到爱滋病患儿很少，近来却逐年增加。杜聪介绍:于2015年春统计，智行总共救助了18,000艾滋孤儿。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艾滋遗孤中有2,143名大学生。目前尚在资助9,000名 (因新学期刚开始，具体资料还在统计。) 不幸的—是其中有632名孤儿本身是爱滋病感染者，占总人数的7%左右，年龄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的感染途径只有输血和母婴传播。年幼的孩子不可能有性行为，不可能吸毒，他们的爱滋病来源于医院，即便母婴传播，医院也难辞其咎 (多是母亲分娩时输血的恶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人并非全有医疗保险，多数人看病困难，一人生病可致倾家荡产。时间长了，病人很畏惧医护。这些“吃病人” 的现象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制止。
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医方放下架子，一切为病人着想，耐心为病人解决病痛，主动与病人沟通，倾听病人的诉说；也需要病人勿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医护人员，既要相信医者仁心，又要相信人间真情；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医患一家人，医患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医患关系由不协调发展到对立、仇视乃至敌视，各地出现医患打架斗殴现象。特别医院出现病人伤亡时，病人与家属就要大闹。有的雇佣专人在医院打闹（当地称“医闹”），甚至杀伤、杀死医生或护士，这种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而且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弄得医院工作人员，终日战战兢兢担惊受怕。有的年轻人不想学医术，认为医务工作太危险。一向受人尊敬的医生职业，如今也成了“高危”行业。
医患关系闹到这个地步，病人也没少吃苦头，医务界怨声载道，事至今日怪罪谁呢？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形成一切向钱看的恶果。不独在医患关系中发生问题，其他行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何时解决？
5-28-3，两种不同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家居住的地区，我也受到无端的歧视。派出所片警陈兰英，经常来我家教训我们，她恶声恶气赫赫唬唬地说：“老实点，不准你乱说乱动，外出要向我请假……。”这话她对我儿子说过无数次，我们不理睬她，随便她乱说，随她使耍权威吧。
我儿子13岁时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冤狱三年。1971年刑满释放，这时我天天不停地外出、忙碌着找有关单位，为申诉这一冤案，找他们讲事实，说道理，与有关人谈判……
1973年春，中原区法院王院长己承认我儿子的判刑是个错案，查找审判人员，办理平反手续。陈兰英不是不知道个问题，但是她一直来我家进行敌对性批判，态度非常恶劣，她说：“你应当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不听党的话，没有好下场……”她那个脸色凶神恶煞，我不理睬她，玩我的猫咪，全当房间里只有我和猫咪嬉戏。如图：
高耀洁在和猫咪玩耍（文章附图）
1974年我和儿子的冤案全部平反，郑州市革委会、统战部、卫生局、中原区法院、郑州市中医院五个单位，各派出一人登门来我家和我新工作单位向我宣布，并赔礼道歉，向周围环境人们进行“消毒”。从此陈兰英再不来我家耀武扬威了。
苍天有知，人道循环。在1981年春，陈兰英患了葡萄胎，住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刮了两次子宫出医院了。到家第二天阴道又出血，她害怕是恶性葡萄胎，赶快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求医。
次日她丈夫陪她到了北京，她丈夫每天去协和医院排队挂号，第三天才挂上号。四个小时后进入妇产科门诊，见到绒毛膜癌病区的王主任，陈兰英细谈病情之后，即要求住医院。检查之后，王主任说：“回郑州吧，我们医院没有床位。郑州人民路中医一附院，收治你这类病人，前天转去一例，是山西妇女，她患恶性葡萄胎肺转移，我给该院高耀洁主任写个条子，回到郑州后，我保证她会收你住医院，快回去吧。”
陈兰英心中有梗，再三要求住协和医院。
王主任给了她一纸介绍信：信上只有几个字，写着“葡萄胎病人陈兰英，请高主任收治。”
陈兰英内心明白，她自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高耀洁很多过不去，整她骂她。陈不想找这位高主任，高主任给我看病不会经心，怎么办？但又不敢说出口来，再次要求住协和医院。王主任去诊断另一个病人了，不再跟她说话了，护士赶着她出诊查室。
陈兰英次日又挂号，进入诊查室门，护士看了病例，不往大夫办公室转了，立即说己给你办妥了，你回郑州去住医院吧。
陈兰英这时很是无奈，与丈夫商量回郑州，往日的恩怨只靠这张介绍信能消除吗？去找高耀洁怕她不理睬，即便住了医院，高耀洁来个应付了事，谁拿她也没办法！我的生命不能当儿戏……
陈的丈夫又想出一个办法，明天去北京市妇产科医院。次日陈兰英到妇产科医院，检查后叫她转协和医院。她不敢作声，当日晚上阴道出血增多，陈和她丈夫午夜乘特快火车返回郑州。
陈兰英回到郑州之后更愁上加愁。她母亲出了一个主意，给高耀洁送礼，先了解她喜欢什么东西。上午就了解到高耀洁最烦送礼，不但拒绝收礼，还惹她烦恼生气。
陈的丈夫出个主意，买了大量高级水果，说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让捎来的，送到医院办公室。
这时陈兰英已从门诊收入病房，住院医生告诉我23床住进个葡萄胎患者。我说：“你问一下病史，化验一下，抽血的绒毛膜激素 (HCG) 的数值，血象有无异常、是否有感染，下午我检查。”
陈兰英谈了病情，特别强调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转来的，那里医生给高主任捎来东西，己送到医院办公室。护士长告诉我了，我说：“协和医院的大夫不会捎东西，我看一下是啥东西？”午后护士长给我说：“大包高级水果，外包装纸证明是在郑州买的。”我说：“谁收这些水果谁处理，不要往我们科室拿。”水果最后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下午四时我见了陈兰英，好像没有发生以往的过结，像对新病人一样。妇科内诊后，发现子宫稍大、质软、软度压痛、宫口微张，出血萄状胎块组织。明日看HCG 检查的结果，再考虑清宫(刮宫)，我来参加看看。
陈兰英这时满脸通红，只谈病史，没说任何闲话。
次日HCG检查结果，体温37.8摄氏度，体温稍高，用三天消炎药后再作诊断刮宫。这时陈兰英态度和顺，从没有耍泼妇言行。
三天后一个下午，陈兰英的经治医生在常规消毒下给她刮子宫，在子宫内取出残存小水泡样的碎组织，出血不多。最后我让检查，我又用刮匙在子宫腔内检查，四壁光滑，手术告终，出血不多，刮出组织送病理检查。病人陈兰英术中合作，送回病房休息。
从此病人再无阴道出血，七天过去了，病理检查结果良性葡萄胎组织，血HCG扴查结果正常。是日下午做B型超声波子宫探查，子宫腔内无残存组织，让病人出医院。叮嘱陈兰英半个月来医院检查一次，如有腹痛、阴道出血，随时来医院，最后诊断：水泡小状胎块不全流产。陈兰英及家属表示感谢，赠送给医院一面锦旗，高高兴兴离开了医院，她临走时向我深深地鞠个躬，一个劲说: “谢谢。”
事情经过，彼时与此时不到十年，陈兰英的态度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我以医者的精神不能报复。但她自认理亏，不敢来我科就医，在外地折腾了半个多月，受了不少罪，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求医于我科，这种奇遇经过就这么可笑！可怜！
在政治运动中，像陈兰英这样的变脸演员太多了，不足为奇。
－－原载纵览中国
在政治运动中，培训出一些胡作非为的干部，专吃政治饭。他们成了日后的继承人，得到主子的赞赏，升官发财。他们一切为了个人利益，为了钱，只要私利，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哪管老百姓的死活。上行下效，中国造出来很多会作坏事的人们。
5-28-1，假如你是个病人
当大夫会有病人或家属来求医问药…… 医生出名了，会有记者来采访；片警执法，来问长问短，美其名曰“慰问”，对记者来访多不放心。特别是我退休之后的生活，投入抗艾、救孤工作之后，其环境遭遇日渐险恶，深感“高处不胜寒”。
1996年我开始做爱滋病预防工作，惹来更多人的关注。便衣人员看守在我楼门外，我外出他们追随；我坐交通车，他们开专车追踪。这伙人真费尽心机，甚至冒充爱滋病病人家属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政府的态度。不管他们怎么样说，我的态度始终如一，中国的爱滋病主要是“血浆经济”引起的，铁案如山，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胡说八道只是留下笑柄。
卖血、输血引发爱滋病是这一灾难的真相。十五多年前政府完全否认这一事实，现在中国政府选择性承认“血浆经济”造成爱滋病流行，这是一大进步，值得肯定。虽然没有惩处医界“血浆经济”的始作庸者，没有对爱滋病受害病人进行赔偿，但是比捂住盖子，死不承认爱滋病的事实存在，好得太多了。时至今日，血传播爱滋病案例仍未停止，这是祸国殃民之大灾害。假如你是个病人，医界罪责难免。此类案例、媒体的报导较多。如下：
1，11岁男童查出患爱滋病(摘要) 。
澎湃新闻报导：2015年7月12日，11岁的男孩可哥(化名)瘫睡在沙发上，两腿间摆着尿壶。身上有一些肉瘤，还有一些肉瘤消下去的疤痕。冲他说话，他就“啊啊”笑，递给他东西，他就伸手去接，但手臂乱晃，不会说话。
可哥父亲齐哲(化名)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丹水镇农民。齐哲和前妻（可哥生母）、其他近亲属的爱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均为阴性。齐哲说：“我们都没有，孩子又那么小，不会去嫖娼，更不会吸毒，怎么会得爱滋病？”
可哥2004年10月21日在丹水镇卫生院足月出生，但出生后的第五天可哥生病曾进行过手术输过血，只有这—感染途径。
齐哲说：在北京天坛医院确诊为爱滋病后，他连续数夜失眠，不敢通知家里，想着他和家人也可能是爱滋病病人。加上儿子病情加重，瘫痪在床，确诊后没多久，可哥转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治疗。高烧20多天，医生要齐哲做好心理准备。幸运的是，高烧逐渐消退。
齐哲谈艾色变，他对预防爱滋病的知识了解太少了，科室里都是爱滋病患者，他慢慢他认识到，爱滋病没那么可怕。 但巨额治疗费用，还有心理压力，正拖垮这个家庭。“我心里的苦，别人不会懂。”齐哲突然落泪说。
2，一位艾滋儿童的遗书 陈秉中/文
在我们将要离开商丘在旅馆的最后时刻说，10多岁的女孩张鑫诉说她的苦难经历。妈妈1997年生她时输血感染爱滋病毒同时也传染给她，产后3个月就出现发烧、拉肚子和起疱疹。9年后的2006年妈妈生第二胎剖腹产做化验才发现上次生女儿时因为输血感染爱滋病毒，母女都是爱滋病毒携带者，这一情况张鑫父亲一直瞒着没有和妻子说，2011年才知晓。这之前的10多年只当感冒治疗，误诊误治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一天张鑫的父亲对母女俩说，“和你们得爱滋病的住在一起我天天恐怖”，竟狠心于2008年抛弃母女出走了，至今音信皆无。艾滋儿童张鑫看到家庭就这样破败压力特别大，不想活了，并写下遗书，想离开这个世界去追求自由找弟弟。
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三个月就出现爱滋病症状，咳嗽一止，孩子爹在没有告诉孩子娘的情况下就把出生6个月的可能是携带爱滋病毒的男婴给送出去了，急疯了的孩子娘问丈夫，你把我的亲骨肉送哪去了，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呀！对方回答说，“只剩一口气了，活不成了，送福利院了”。他这样一说如同五雷轰顶，把张鑫妈妈几乎气疯，怒不可遏。因为手机换号了，至今谁也不晓得那个无良之人身在何方。
身染爱滋病毒已经懂事的12岁女孩张鑫，目睹支离破碎的家庭，政府又不追究一家三口感染爱滋病毒的责任，也不给赔偿，幼小的心灵怎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绝望中这个女童竟给苦难深重的妈妈写下了令人心碎的遗书。
“亲爱的妈妈：每天的我都要开开心心，因为只有我每天开心你才能开心，我不开心也要装作非常开心。我深知妈妈为了我付出很多很多，我也知道现在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小时候每天都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非常幸福，可是爸爸不争气，抛弃了我和你，每次想到这些我都偷偷地哭……我今天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我每天都有很大的压力，已经快撑不住了，每天都活在黑暗的世界中。现在我就想做一件事，下定决心去找我的弟弟……，请妈妈原谅，我也是迫不得已。”
妈妈看了唯一的亲人也要离她而去的遗书，如万箭穿心，紧紧把女儿揽入怀中，“你不能死，你要是走了我还怎么活呀！”母女俩撕心裂肺，泪流满面，抽泣不已，“对我们怎么这样不公，是老天不睁眼，还是有谁造孽把所有苦难都给了我们！”那一天一夜母女二人心如汤煮，魂不附体，在死亡线上徘徊。经过妈妈苦口婆心的规劝，女儿才回心转意。“亲爱的妈妈，我不能做对不起妈妈的事，要陪着生我养我的妈妈活下去，共度难关。”
张鑫对我说：“我高中毕业若能考上大学就学法律，为妈妈和所有无辜染上爱滋病的人维权，我也要去找可能还活在人间的弟弟，重建幸福家园。
上述事件均发生在近二年内，说明了什么？
5-28-2，医患关系紧张
医患关系紧张，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文革后人心大变，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人们一切向钱看。不少医生要伸手要红包，处处设法刁难病人，不该输血的病人也给输血，因为医生要吃回扣。河南宁陵县妇幼保健就是个典型，开大处方贵药品“宰”病人，以拿回扣，太多了无处不在。病人送不上礼，有的医生就不经心看病、推脱、冷言、冷语，甚至公开索取财物，举例如下：
1，北京来的赵女士说: “C我眼睛动手术动到一半，医生在手术台上问我还有没有钱，让我增加手术费。”广州的李女士证明：“我在南方医院生孩子，肚子疼得叫唤，医生装看不见听不见。我老公去塞了几百块钱，那医生赶紧就来了。”医生增加了病人的负担与痛苦，钱变成了勒索病人的工具。
2，2014年仍然歧视爱滋病病人，最典型的事例：四川省西充县，爱滋病患儿8岁的坤坤，他是母婴传播的爱滋病患者。在他出生十个月，他妈己离去，留给他奶奶爷爷抚养。从他记事起，生活中就没有小伙伴，经常躲在角落里自己玩耍，学校不收他读书。他终日乱跑，躺地上打滚，爬树上摘果子，拉网捉野鸡，村民公认他是个野孩子。他因感染爱滋病病毒而饱受所在地村民种种不公待遇，甚至险遭“活埋”，最终被全村203名村名联名驱逐，引起媒体报导。经过84天的评论，他爷爷把他送到了临汾红丝带学校，校方收了这位特殊的学生。他接受到正常的治疗和教育，找到了“回家”的路。坤坤是中国所有患爱滋病孩子的缩影，不知多少这类的孩子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间了。
3，再如手术输血感染艾滋，2015年7月19日《大河报》报导(摘要)：去年6月，河南开封市51岁女子在通许县人民医院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术前检查一切正常，术后竟感染了艾滋。医院称可能是输的血有问题，开封中心血站称也有可能是手术刀消毒不彻底。但面对记者，血站改口说不排除有爱滋病人在窗口期献血，而此阶段病毒无法检测。该女子手术后感染艾滋，这责任不在患者，要么在医院，要么在血站。而医院和血站互相推诿，既是对患者的不尊重，也是严重违反医风医德的行为，甚至连起码的人文关怀都被狗吃了。患者术后感染艾滋，医院无疑应该首先担起责任。不予赔偿，这种情况增加了医患关系上的对立甚至打闹。
能被记者报出的案例极少，感染了爱滋病不被人知者更多，特别是爱滋病病人与家属怕受歧视者居多数，他们更恨医院的医生。
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自2002年2月进入中国内地防艾领域，主持救助爱滋病死者的遗孤工作。前十年遇到爱滋病患儿很少，近来却逐年增加。杜聪介绍:于2015年春统计，智行总共救助了18,000艾滋孤儿。令人欣喜的是这些艾滋遗孤中有2,143名大学生。目前尚在资助9,000名 (因新学期刚开始，具体资料还在统计。) 不幸的—是其中有632名孤儿本身是爱滋病感染者，占总人数的7%左右，年龄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的感染途径只有输血和母婴传播。年幼的孩子不可能有性行为，不可能吸毒，他们的爱滋病来源于医院，即便母婴传播，医院也难辞其咎 (多是母亲分娩时输血的恶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人并非全有医疗保险，多数人看病困难，一人生病可致倾家荡产。时间长了，病人很畏惧医护。这些“吃病人” 的现象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制止。
建立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医方放下架子，一切为病人着想，耐心为病人解决病痛，主动与病人沟通，倾听病人的诉说；也需要病人勿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医护人员，既要相信医者仁心，又要相信人间真情；需要全社会共同营造“医患一家人，医患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医患关系由不协调发展到对立、仇视乃至敌视，各地出现医患打架斗殴现象。特别医院出现病人伤亡时，病人与家属就要大闹。有的雇佣专人在医院打闹（当地称“医闹”），甚至杀伤、杀死医生或护士，这种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而且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弄得医院工作人员，终日战战兢兢担惊受怕。有的年轻人不想学医术，认为医务工作太危险。一向受人尊敬的医生职业，如今也成了“高危”行业。
医患关系闹到这个地步，病人也没少吃苦头，医务界怨声载道，事至今日怪罪谁呢？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形成一切向钱看的恶果。不独在医患关系中发生问题，其他行业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何时解决？
5-28-3，两种不同的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我家居住的地区，我也受到无端的歧视。派出所片警陈兰英，经常来我家教训我们，她恶声恶气赫赫唬唬地说：“老实点，不准你乱说乱动，外出要向我请假……。”这话她对我儿子说过无数次，我们不理睬她，随便她乱说，随她使耍权威吧。
我儿子13岁时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冤狱三年。1971年刑满释放，这时我天天不停地外出、忙碌着找有关单位，为申诉这一冤案，找他们讲事实，说道理，与有关人谈判……
1973年春，中原区法院王院长己承认我儿子的判刑是个错案，查找审判人员，办理平反手续。陈兰英不是不知道个问题，但是她一直来我家进行敌对性批判，态度非常恶劣，她说：“你应当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不听党的话，没有好下场……”她那个脸色凶神恶煞，我不理睬她，玩我的猫咪，全当房间里只有我和猫咪嬉戏。如图：
高耀洁在和猫咪玩耍（文章附图）
1974年我和儿子的冤案全部平反，郑州市革委会、统战部、卫生局、中原区法院、郑州市中医院五个单位，各派出一人登门来我家和我新工作单位向我宣布，并赔礼道歉，向周围环境人们进行“消毒”。从此陈兰英再不来我家耀武扬威了。
苍天有知，人道循环。在1981年春，陈兰英患了葡萄胎，住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刮了两次子宫出医院了。到家第二天阴道又出血，她害怕是恶性葡萄胎，赶快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求医。
次日她丈夫陪她到了北京，她丈夫每天去协和医院排队挂号，第三天才挂上号。四个小时后进入妇产科门诊，见到绒毛膜癌病区的王主任，陈兰英细谈病情之后，即要求住医院。检查之后，王主任说：“回郑州吧，我们医院没有床位。郑州人民路中医一附院，收治你这类病人，前天转去一例，是山西妇女，她患恶性葡萄胎肺转移，我给该院高耀洁主任写个条子，回到郑州后，我保证她会收你住医院，快回去吧。”
陈兰英心中有梗，再三要求住协和医院。
王主任给了她一纸介绍信：信上只有几个字，写着“葡萄胎病人陈兰英，请高主任收治。”
陈兰英内心明白，她自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高耀洁很多过不去，整她骂她。陈不想找这位高主任，高主任给我看病不会经心，怎么办？但又不敢说出口来，再次要求住协和医院。王主任去诊断另一个病人了，不再跟她说话了，护士赶着她出诊查室。
陈兰英次日又挂号，进入诊查室门，护士看了病例，不往大夫办公室转了，立即说己给你办妥了，你回郑州去住医院吧。
陈兰英这时很是无奈，与丈夫商量回郑州，往日的恩怨只靠这张介绍信能消除吗？去找高耀洁怕她不理睬，即便住了医院，高耀洁来个应付了事，谁拿她也没办法！我的生命不能当儿戏……
陈的丈夫又想出一个办法，明天去北京市妇产科医院。次日陈兰英到妇产科医院，检查后叫她转协和医院。她不敢作声，当日晚上阴道出血增多，陈和她丈夫午夜乘特快火车返回郑州。
陈兰英回到郑州之后更愁上加愁。她母亲出了一个主意，给高耀洁送礼，先了解她喜欢什么东西。上午就了解到高耀洁最烦送礼，不但拒绝收礼，还惹她烦恼生气。
陈的丈夫出个主意，买了大量高级水果，说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让捎来的，送到医院办公室。
这时陈兰英已从门诊收入病房，住院医生告诉我23床住进个葡萄胎患者。我说：“你问一下病史，化验一下，抽血的绒毛膜激素 (HCG) 的数值，血象有无异常、是否有感染，下午我检查。”
陈兰英谈了病情，特别强调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转来的，那里医生给高主任捎来东西，己送到医院办公室。护士长告诉我了，我说：“协和医院的大夫不会捎东西，我看一下是啥东西？”午后护士长给我说：“大包高级水果，外包装纸证明是在郑州买的。”我说：“谁收这些水果谁处理，不要往我们科室拿。”水果最后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下午四时我见了陈兰英，好像没有发生以往的过结，像对新病人一样。妇科内诊后，发现子宫稍大、质软、软度压痛、宫口微张，出血萄状胎块组织。明日看HCG 检查的结果，再考虑清宫(刮宫)，我来参加看看。
陈兰英这时满脸通红，只谈病史，没说任何闲话。
次日HCG检查结果，体温37.8摄氏度，体温稍高，用三天消炎药后再作诊断刮宫。这时陈兰英态度和顺，从没有耍泼妇言行。
三天后一个下午，陈兰英的经治医生在常规消毒下给她刮子宫，在子宫内取出残存小水泡样的碎组织，出血不多。最后我让检查，我又用刮匙在子宫腔内检查，四壁光滑，手术告终，出血不多，刮出组织送病理检查。病人陈兰英术中合作，送回病房休息。
从此病人再无阴道出血，七天过去了，病理检查结果良性葡萄胎组织，血HCG扴查结果正常。是日下午做B型超声波子宫探查，子宫腔内无残存组织，让病人出医院。叮嘱陈兰英半个月来医院检查一次，如有腹痛、阴道出血，随时来医院，最后诊断：水泡小状胎块不全流产。陈兰英及家属表示感谢，赠送给医院一面锦旗，高高兴兴离开了医院，她临走时向我深深地鞠个躬，一个劲说: “谢谢。”
事情经过，彼时与此时不到十年，陈兰英的态度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我以医者的精神不能报复。但她自认理亏，不敢来我科就医，在外地折腾了半个多月，受了不少罪，花了不少钱，最终还是求医于我科，这种奇遇经过就这么可笑！可怜！
在政治运动中，像陈兰英这样的变脸演员太多了，不足为奇。
－－原载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