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之间，已经临近2015年岁末。回首2013年以来，中华大地，变局初起，反腐灭蝇，改革建制，大戏连连，时而高潮迭起，时而乱象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看似扑朔迷离。面对这出正在上演的纷繁大戏，面对这盘正在博弈的复杂棋局，对于中国的当下时局和未来大势，我们可以给出怎样的观察和判断？从中，有人看到了权力斗争，有人看到了习式集权，有人看到了改革重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仁见智。
显然，权力斗争、习式集权、改革重启三种视角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局限于这三种视角，其观察和判断就可能失之于简单化甚至不准确，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眼下，在权力斗争中，江泽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拿下江泽民，只待时机，清算江泽民作恶集团，几无悬念。三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正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棋，也就是，拿下江泽民之后，下一步大棋该怎么走？这不是一盘紧盯当下权力斗争的小棋，而很可能是一盘面向未来民族复兴的大棋，这下一步大棋很可能不是保党改革，而是搭建各种平稳过渡的转型平台，为最终彻底抛弃中共做好各项准备。对此，笔者认为，权斗、集权和威权转型三者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观察和判断中国的当下时局和未来大势。
一、权斗视角：权力斗争，江泽民已成瓮中之鳖
2012年初以来，胡温习李和江曾周薄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海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胡温十年，江泽民因为贪腐荒淫、祸国殃民种种罪恶而担心被清算，而从政治局常委、军委、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个系统全面架空胡温，继续维系中共作恶体制。习近平上任以来，江泽民作恶集团故伎重演，妄图继续架空习近平。2012年2月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江曾周薄密谋薄熙来上位中共常委并在将来拿下习近平的政变计划曝光，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大幕开启。在权力斗争中，胡锦涛裸退，胡温习王联手，以反腐作为抓手，强力反击江系血债派，江泽民集团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习王上任三年以来，铁腕反腐，从政治局到军委，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老虎纷纷落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江系血债派成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更是江系血债派大员要员。目前，习王反腐大网正在从江系外围向江系老巢、大本营逐步逼近，层层收网。中纪委巡视已经深入到宣传、教育、三峡、南水北调、金融、电信等江系血债派掌控的要害部门，军队改革将进一步清理江泽民军中残馀势力，江泽民的江苏老窝已经沦陷，王岐山亲信、上海纪委书记候凯正在对上海市十多个部门展开巡视，其中科委、城建等多个部门正是江绵恒、江绵康所盘踞的核心部门，江泽民的上海老巢也将沦陷，江泽民已经成了瓮中鳖和死老虎，只待时机成熟就会被拿下。
从习近平上任的背景来看，从江泽民集团的凶残来看，一切都注定了习近平与江泽民之间的权斗必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是习近平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如果不在权斗中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习王连自己身家性命都难保，更谈不上干成改革建制的大事，更不能平复民众对于江泽民集团贪腐、荒淫、维稳、祸国、殃民的深重民怨。以反腐作为抓手，既拿下了江泽民集团，又可以暂时避免大的震荡，还能够赢得民心支持，一举多得。可见，权斗视角抓住了当下中国变局的关键和要害，从权斗视角，可以对中国时局、乱象和走向做出非常好的观察和判断。但是，仅仅局限于权斗视角，还不足以观察和判断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权斗之后的当下改革举措和长远时局走向。
二、集权视角：全面集权，习近平大权集于一身
在习王胡温与江泽民集团之间的权斗过程中，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在不断抓权，在全面加强集权，而且，其集权表面是权集中央、权集中共、权集中共常委，实则是权集习近平一身。上位之初，习近平表面上集党权军权于一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习近平接手的是江泽民集团操控下的胡温党政遗产，而江泽民集团实际上先后架空了朱镕基作为政府总理的权力，瓜分和架空了胡温党政军大权。习近平接手之际，不愿做江泽民集团的“儿皇帝”，先是将中共政治局从九常委改成七常委，后又亲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长或主席，强化“小组治国”，逐步坐实、掌控和集中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外交等党政军大权于其一身。在中共人事安排中，习近平亲信人马纷纷出任中央和地方要职。军队改革将进一步彻底集军权于一身。对此，有人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全面超过江泽民、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直逼毛泽东，甚至将成为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大的极权者。更有甚者，中共新修纪律条例还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实际上就是不得妄议习近平的各种做法。
对于习近平以反腐名义在权力斗争中清算江泽民集团，有识之士反对的不多，基本上赞成。但是，对于习近平全面集权的做法，则颇有争议和批评。不过，其中也有一定共识。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要想有效推进反腐治党、全面改革，就必须加强集权，结束政治老人干政，防止江泽民集团反扑，直至彻底清算江泽民集团，否则，就会像胡温时代那样“政令不出中南海”，因此，习式集权与权力斗争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习近平加强集权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共识仅止于此，更多的则是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被权力欲望冲昏了头脑，有人戏称习近平为“习特勒”、“习泽东”。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反腐和改革应该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应通过独裁和集权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种观点可能低估了江泽民集团的凶残本性，低估了中共政治的残酷现实，低估了转型期的复杂风险，忽视了“改革未成身先死”的悲剧后果。这些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习式集权与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等现代文明政治背道而驰，忧心中国将继续遭受中共黑暗专政统治。应该说，这些忧虑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按照正常社会，这些做法与现代文明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其中有些做法简直是倒行逆施，甚至是邪恶至极，不可理喻。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政治乱象纷呈，逆流不断。例如，高智晟律师因为法轮功群体伸张正义，而身陷囹圄、遭受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迄今不能恢复真正自由。中共当局还在颁恶法，行恶政，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和维权民众，大肆抓捕律师，恶意丑化公知和民主人士，打压非政府组织，反宪政，抹黑人类普世价值。不过，从权斗视角来看，这些恶法恶政、倒行逆施许多都是江泽民集团及其追随者的惯性作恶、搅局作乱，而不是习近平自己的直接所为。不排除某些法律和政策措施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授意或认可，而且习近平也没有立即彻底全面终结恶法恶政。但是，自由主义者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些乱象和逆流可能只是暂时的，习近平可能正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棋局，一盘威权转型的大棋局。从威权转型视角来看，习近平对于某些乱象和逆流的容忍甚至放任，可能是出于威权转型考虑，而不是为了维护习式个人集权和中共一党专政。因此，习式集权可能不仅是为了权斗，也不仅是为了集权，而很可能是为了威权转型。
三、转型视角：威权转型，名为党化，实则国家化，或为平稳过渡搭建平台
同样有目共睹的是，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加强集权的过程中，也在废除恶法恶政，实施良法良政，全面重启改革。例如，废除劳教制度，释放被劳教人员；重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推行宪法宣誓制度，削权政法委，重推司法改革，推行法官独立办案制，推行法官终身责任制，推行立案登记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重大决策法定程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提倡复兴儒家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反对“去中国化”；对外推行互利共赢友好合作和负责任大国战略。
表面看，这些改革举措是不得不如此的被动举措，所谓不反腐、不改革将亡党亡国。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仍然反覆标榜坚持中共指导思想，在谈依法治国时，反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在谈军队改革时，反覆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外，习近平还讲过“竟无一人是男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等话。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改革和“中国梦”，不过是形势逼迫下的保党、救党、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和一党专政的“中共梦”。
然而，仔细看，这些改革举措实则很可能有其全盘考虑和深远打算，表面上是党化，实则是国家化，其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将来和平转型搭建平稳过渡的平台。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列邪教是最大的“去中国化”，而习近平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习近平反对“去中国化”，提倡复兴儒家传统文化，这很可能是在为转型之后提供“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再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平台。在依法治国方面，其实质内容是削弱政法委的干预，增强法官独立性，与其说是“党化”的法治，不如说是“国家化”的法治，实则很可能是为转型之后提供司法独立的法治平台。在军队改革方面，其实质内容是确立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美式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党的绝对领导只是个壳，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接转成军队国家化，这很可能是为转型之后的军队国家化搭建平台。以此类推，实施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是在为将来转型提供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在内政外交方面坐实国家元首的党政军大权，很可能是为将来转型之后的国家元首制度搭建平台，等等。
从习近平的家庭环境来看，习近平的父亲不支持中共专政整人，坚决支持胡耀邦，这些都可能对习近平产生重要影响。从习近平所作所为来看，习敢想敢干，经常不按常理出牌，频频打破中共惯例、禁忌。例如，高调纪念胡耀邦，以两岸最高领导人身份举行“习马会”，会见缅甸民主化领袖昂山素季，等等。当然，与自由主义者的期待相比，习还没有放开党禁、报禁、结社自由、选举自由，而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视为现代民主宪政的试金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习将来不会走出这一步。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将直指中共专政死穴，其可控度较小，其风险性很大，所以，很可能是放在威权转型的后期来操作。从王岐山对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重视来看，习王很可能不是拒绝民主化转型，而是既反对激进化的转型，也反对顽固化的保守，而试图走出一条自上而下、渐进可控、平稳过渡的威权转型道路。
种种迹象表明，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权斗、集权和威权转型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习近平很可能试图以加强党化为名，坐实国家化，搭建平稳过渡的各项平台，一旦时机成熟，抛弃中共，祛党退壳，国家的还给国家，顺利实现民主宪政转型，这是一条威权转型的可控道路。当然，这只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习近平果真有此胆识，有此智慧，则对民族、对国家幸甚！对于习近平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择机拿下江泽民，彻底清算江泽民作恶集团，继续终结各种恶法恶政，为威权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值此之际，各方有识之士，广大中国民众，当认清历史大势，抛弃中共，助推中华民族复兴。
显然，权力斗争、习式集权、改革重启三种视角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局限于这三种视角，其观察和判断就可能失之于简单化甚至不准确，而忽视了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性。眼下，在权力斗争中，江泽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拿下江泽民，只待时机，清算江泽民作恶集团，几无悬念。三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可能正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棋，也就是，拿下江泽民之后，下一步大棋该怎么走？这不是一盘紧盯当下权力斗争的小棋，而很可能是一盘面向未来民族复兴的大棋，这下一步大棋很可能不是保党改革，而是搭建各种平稳过渡的转型平台，为最终彻底抛弃中共做好各项准备。对此，笔者认为，权斗、集权和威权转型三者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观察和判断中国的当下时局和未来大势。
一、权斗视角：权力斗争，江泽民已成瓮中之鳖
2012年初以来，胡温习李和江曾周薄之间的权力斗争是海内外有目共睹的事实。胡温十年，江泽民因为贪腐荒淫、祸国殃民种种罪恶而担心被清算，而从政治局常委、军委、中央和地方政府等各个系统全面架空胡温，继续维系中共作恶体制。习近平上任以来，江泽民作恶集团故伎重演，妄图继续架空习近平。2012年2月王立军出走美领馆，江曾周薄密谋薄熙来上位中共常委并在将来拿下习近平的政变计划曝光，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大幕开启。在权力斗争中，胡锦涛裸退，胡温习王联手，以反腐作为抓手，强力反击江系血债派，江泽民集团在权力斗争中节节败退。习王上任三年以来，铁腕反腐，从政治局到军委，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老虎纷纷落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江系血债派成员，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更是江系血债派大员要员。目前，习王反腐大网正在从江系外围向江系老巢、大本营逐步逼近，层层收网。中纪委巡视已经深入到宣传、教育、三峡、南水北调、金融、电信等江系血债派掌控的要害部门，军队改革将进一步清理江泽民军中残馀势力，江泽民的江苏老窝已经沦陷，王岐山亲信、上海纪委书记候凯正在对上海市十多个部门展开巡视，其中科委、城建等多个部门正是江绵恒、江绵康所盘踞的核心部门，江泽民的上海老巢也将沦陷，江泽民已经成了瓮中鳖和死老虎，只待时机成熟就会被拿下。
从习近平上任的背景来看，从江泽民集团的凶残来看，一切都注定了习近平与江泽民之间的权斗必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是习近平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如果不在权斗中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习王连自己身家性命都难保，更谈不上干成改革建制的大事，更不能平复民众对于江泽民集团贪腐、荒淫、维稳、祸国、殃民的深重民怨。以反腐作为抓手，既拿下了江泽民集团，又可以暂时避免大的震荡，还能够赢得民心支持，一举多得。可见，权斗视角抓住了当下中国变局的关键和要害，从权斗视角，可以对中国时局、乱象和走向做出非常好的观察和判断。但是，仅仅局限于权斗视角，还不足以观察和判断拿下江泽民、清算江泽民集团、权斗之后的当下改革举措和长远时局走向。
二、集权视角：全面集权，习近平大权集于一身
在习王胡温与江泽民集团之间的权斗过程中，另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在不断抓权，在全面加强集权，而且，其集权表面是权集中央、权集中共、权集中共常委，实则是权集习近平一身。上位之初，习近平表面上集党权军权于一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习近平接手的是江泽民集团操控下的胡温党政遗产，而江泽民集团实际上先后架空了朱镕基作为政府总理的权力，瓜分和架空了胡温党政军大权。习近平接手之际，不愿做江泽民集团的“儿皇帝”，先是将中共政治局从九常委改成七常委，后又亲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组长或主席，强化“小组治国”，逐步坐实、掌控和集中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外交等党政军大权于其一身。在中共人事安排中，习近平亲信人马纷纷出任中央和地方要职。军队改革将进一步彻底集军权于一身。对此，有人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全面超过江泽民、胡锦涛，甚至超过邓小平，直逼毛泽东，甚至将成为毛泽东以后中国最大的极权者。更有甚者，中共新修纪律条例还规定中共党员不得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实际上就是不得妄议习近平的各种做法。
对于习近平以反腐名义在权力斗争中清算江泽民集团，有识之士反对的不多，基本上赞成。但是，对于习近平全面集权的做法，则颇有争议和批评。不过，其中也有一定共识。很多人认为，习近平要想有效推进反腐治党、全面改革，就必须加强集权，结束政治老人干政，防止江泽民集团反扑，直至彻底清算江泽民集团，否则，就会像胡温时代那样“政令不出中南海”，因此，习式集权与权力斗争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习近平加强集权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共识仅止于此，更多的则是争议和批评。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被权力欲望冲昏了头脑，有人戏称习近平为“习特勒”、“习泽东”。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反腐和改革应该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应通过独裁和集权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这种观点可能低估了江泽民集团的凶残本性，低估了中共政治的残酷现实，低估了转型期的复杂风险，忽视了“改革未成身先死”的悲剧后果。这些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习式集权与自由、法治、民主、宪政等现代文明政治背道而驰，忧心中国将继续遭受中共黑暗专政统治。应该说，这些忧虑和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按照正常社会，这些做法与现代文明政治理念格格不入，其中有些做法简直是倒行逆施，甚至是邪恶至极，不可理喻。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政治乱象纷呈，逆流不断。例如，高智晟律师因为法轮功群体伸张正义，而身陷囹圄、遭受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迄今不能恢复真正自由。中共当局还在颁恶法，行恶政，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和维权民众，大肆抓捕律师，恶意丑化公知和民主人士，打压非政府组织，反宪政，抹黑人类普世价值。不过，从权斗视角来看，这些恶法恶政、倒行逆施许多都是江泽民集团及其追随者的惯性作恶、搅局作乱，而不是习近平自己的直接所为。不排除某些法律和政策措施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授意或认可，而且习近平也没有立即彻底全面终结恶法恶政。但是，自由主义者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些乱象和逆流可能只是暂时的，习近平可能正在布局一盘更大的棋局，一盘威权转型的大棋局。从威权转型视角来看，习近平对于某些乱象和逆流的容忍甚至放任，可能是出于威权转型考虑，而不是为了维护习式个人集权和中共一党专政。因此，习式集权可能不仅是为了权斗，也不仅是为了集权，而很可能是为了威权转型。
三、转型视角：威权转型，名为党化，实则国家化，或为平稳过渡搭建平台
同样有目共睹的是，习近平在权力斗争、加强集权的过程中，也在废除恶法恶政，实施良法良政，全面重启改革。例如，废除劳教制度，释放被劳教人员；重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推行宪法宣誓制度，削权政法委，重推司法改革，推行法官独立办案制，推行法官终身责任制，推行立案登记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行“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重大决策法定程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提倡复兴儒家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反对“去中国化”；对外推行互利共赢友好合作和负责任大国战略。
表面看，这些改革举措是不得不如此的被动举措，所谓不反腐、不改革将亡党亡国。而且，习近平执政以来仍然反覆标榜坚持中共指导思想，在谈依法治国时，反覆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在谈军队改革时，反覆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此外，习近平还讲过“竟无一人是男儿”、“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等话。这很容易让人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改革和“中国梦”，不过是形势逼迫下的保党、救党、坚持和强化党的领导和一党专政的“中共梦”。
然而，仔细看，这些改革举措实则很可能有其全盘考虑和深远打算，表面上是党化，实则是国家化，其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将来和平转型搭建平稳过渡的平台。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列邪教是最大的“去中国化”，而习近平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集体学习上的讲话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习近平反对“去中国化”，提倡复兴儒家传统文化，这很可能是在为转型之后提供“去马克思主义化”和“再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平台。在依法治国方面，其实质内容是削弱政法委的干预，增强法官独立性，与其说是“党化”的法治，不如说是“国家化”的法治，实则很可能是为转型之后提供司法独立的法治平台。在军队改革方面，其实质内容是确立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美式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党的绝对领导只是个壳，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直接转成军队国家化，这很可能是为转型之后的军队国家化搭建平台。以此类推，实施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可能是在为将来转型提供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在内政外交方面坐实国家元首的党政军大权，很可能是为将来转型之后的国家元首制度搭建平台，等等。
从习近平的家庭环境来看，习近平的父亲不支持中共专政整人，坚决支持胡耀邦，这些都可能对习近平产生重要影响。从习近平所作所为来看，习敢想敢干，经常不按常理出牌，频频打破中共惯例、禁忌。例如，高调纪念胡耀邦，以两岸最高领导人身份举行“习马会”，会见缅甸民主化领袖昂山素季，等等。当然，与自由主义者的期待相比，习还没有放开党禁、报禁、结社自由、选举自由，而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视为现代民主宪政的试金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习将来不会走出这一步。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将直指中共专政死穴，其可控度较小，其风险性很大，所以，很可能是放在威权转型的后期来操作。从王岐山对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重视来看，习王很可能不是拒绝民主化转型，而是既反对激进化的转型，也反对顽固化的保守，而试图走出一条自上而下、渐进可控、平稳过渡的威权转型道路。
种种迹象表明，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是，权斗、集权和威权转型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习近平很可能试图以加强党化为名，坐实国家化，搭建平稳过渡的各项平台，一旦时机成熟，抛弃中共，祛党退壳，国家的还给国家，顺利实现民主宪政转型，这是一条威权转型的可控道路。当然，这只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习近平果真有此胆识，有此智慧，则对民族、对国家幸甚！对于习近平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尽快择机拿下江泽民，彻底清算江泽民作恶集团，继续终结各种恶法恶政，为威权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值此之际，各方有识之士，广大中国民众，当认清历史大势，抛弃中共，助推中华民族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