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这个天才变得很晦暗，沉浸在他心的苦井中。
——荷尔德林
中国人爱说叶落归根，所以有些海外华人到了晚年，会选择回国定居，有些人即便死在国外，也会让子孙把骨灰带回祖国安葬。与他们相比，着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临死前他竟留下遗言：骨灰不埋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那么董乐山为什么拒绝把骨灰埋在祖国呢？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个着名的文化人，如果不是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有过痛彻心扉的大悲凉大绝望，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董乐山独特的人生经历。
1924年，他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年轻时思想左倾，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虽然后来因故失去了联系。1949年，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但被急于投身为新政权服务的他断然拒绝了。1950年，董乐山考上了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去：“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也分到了北京。董乐山嘱咐他：“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然而，董乐山热烈拥抱的新时代和新政权却很快对他本人露出了狰狞。1957年，刚在中共“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品质不好。“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文革”期间，有位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了一个子乌虚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于是他被关入了牛棚，受到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他一个人。再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
受董乐山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都没有躲过一轮轮的政治运动。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的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文革后，平反了的董乐山可以说是时来运转功成名就，他翻译的《1984》、《光荣与梦想》、《中午的黑暗》、《第三次浪潮》等外国名着风靡一时，但他耿直孤傲的内心却并没有因此从毛时代的创伤中平复过来，不但没平复，越到晚年还变得愈发敏感抑郁。
据说，董乐山生前很少向人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他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在亲人们的回忆中，董乐山忧郁焦虑，“好似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董乐山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才偶然袒露心迹。据董森林回忆：“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有论者分析，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这个分析我想是有道理的。
在董乐山翻译的诸多外国名着中，有不少都极权主义有关，这一点绝非偶然。其实，何止是他的译着与极权主义有关，他的一生不亦如此吗？他的大悲凉大绝望，乃至他拒绝将自己的骨灰埋在祖国，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的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如今，他长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座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着中国。
——荷尔德林
中国人爱说叶落归根，所以有些海外华人到了晚年，会选择回国定居，有些人即便死在国外，也会让子孙把骨灰带回祖国安葬。与他们相比，着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临死前他竟留下遗言：骨灰不埋在中国。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在一篇题为《与命运抗争》的序文中告知世人：“1999年3月的一天，董乐山的家人将他的骨灰带离祖国。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已经结束。”
那么董乐山为什么拒绝把骨灰埋在祖国呢？我相信，像他这样一个着名的文化人，如果不是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有过痛彻心扉的大悲凉大绝望，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是董乐山独特的人生经历。
1924年，他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宁波中产商人家庭，年轻时思想左倾，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虽然后来因故失去了联系。1949年，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但被急于投身为新政权服务的他断然拒绝了。1950年，董乐山考上了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去：“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浙江大学毕业后也分到了北京。董乐山嘱咐他：“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然而，董乐山热烈拥抱的新时代和新政权却很快对他本人露出了狰狞。1957年，刚在中共“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品质不好。“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文革”期间，有位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了一个子乌虚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于是他被关入了牛棚，受到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他一个人。再后来，他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
受董乐山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都没有躲过一轮轮的政治运动。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的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文革后，平反了的董乐山可以说是时来运转功成名就，他翻译的《1984》、《光荣与梦想》、《中午的黑暗》、《第三次浪潮》等外国名着风靡一时，但他耿直孤傲的内心却并没有因此从毛时代的创伤中平复过来，不但没平复，越到晚年还变得愈发敏感抑郁。
据说，董乐山生前很少向人诉说自己内心的痛苦。即使他的亲哥哥董鼎山从美国归来，想要了解弟弟所遭受的苦难，他也只是稍微讲了一些皮毛，“此后就封口”。在亲人们的回忆中，董乐山忧郁焦虑，“好似有种有苦难言的神态，他的愁眉苦脸好似已经成型，笑颜难开。”即使到美国旅行探亲，董乐山也常常陷入忧思，对观光毫无兴趣。只有在和侄儿董森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才偶然袒露心迹。据董森林回忆：“一九九八年，三叔病重，我去京探视。……那天他精神尚好，对我说，二十世纪是黑暗、恐怖、杀人、专制的世纪。他一生追求社会公正、公平的理想已付之东流。”有论者分析，董乐山说上面这段话的时间是1998年。如果说，像他这样在八十年代平反的老右派，在当时还曾对共产党的改革寄托过一点希望的话，到了“六四”镇压之后，他对那个政权已经彻底绝望。这个分析我想是有道理的。
在董乐山翻译的诸多外国名着中，有不少都极权主义有关，这一点绝非偶然。其实，何止是他的译着与极权主义有关，他的一生不亦如此吗？他的大悲凉大绝望，乃至他拒绝将自己的骨灰埋在祖国，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清人有咏梅诗云：“老死空山人不见，也应强似洛阳花。” 1999年1月16日，病入膏肓的董乐山拒绝了最后抢救，静静的在北京一家医院去世。如今，他长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临近太平洋的一个山岗上的陵园里。骨灰安放处座东朝西，面对太平洋遥望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