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2月29日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为了吸引更多的农民为共产党卖命，在其占领控制的“根据地”发动了抢夺地主财产进行再分配的所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中国大陆知名的《炎黄春秋》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对当时晋绥土改的纪实报导。其中，几位历史亲历者讲述的那些“斗地主、分浮财”的斗争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极端残酷、惨烈，骇人听闻。
中国当代人文学者智效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上发表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提到了他曾看到的两份关于土改的材料，其中记述了1946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共在晋绥地区搞“土改”时的惨烈情况。
第一份材料是着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这篇文章中回忆录1946年夏，薄一波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时永年县的土改运动。当时，李新被派到永年县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
据李新回忆，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斗争对象宋品忍被绑在前台柱子上，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批斗会进行到最后，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尖刀，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非常利索地抓住宋的耳朵，嚓的一声，耳朵被齐根切断，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没想到宋品忍被枪决后，等到人群基本散去时，李新在现场看到宋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第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第二份材料是中共党内部自相残杀的事例。
据《牛荫冠纪念集》中记述，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晋绥党史座谈会”上发言时曾讲了下面这段话：“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
曾任《山西文学》编辑部副主编的鲁顺民，曾经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之后，他在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
据这篇采访手记的叙述，受访者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他才十六七岁。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因此亲身参与了这场残酷惨烈的运动。
据张老汉回忆，土改一开始时，村里先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对当地所有的人划分阶级成分，包括“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普通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恶霸”等等。
定好成份以后，就开始斗争了。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就是要抢夺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在开会斗的时候，对被斗的人采取的酷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锋利的菠菜籽。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把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张老汉讲了一个极其惨烈的事例：贫农团知道县城东门外有个姓周的药铺掌柜有钱，就开始斗他。周掌柜开始时“拒不交代”，就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当两个贫农团成员用手提着他的脚后跟在场上拉来拉去的时候，还有人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乱响。一两个回合后，周二掌柜只好坦白了藏钱的地方。贫农团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就继续拿周掌柜“磨地”。这时，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然后自己坐了上去，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
于是几个人把周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全部裸露在外，一根一根白生生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进去，盖上盖子。外面的人再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颠来倒去。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直到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押到三四丈高的四方墩上往下一推，摔死受刑的人。有时候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照受刑的人的脑袋上砸，直到他死亡为止。
据张老汉回忆，当时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人看到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韩妻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不肯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韩妻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被剥光上身的衣服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地摊。
张老汉的外祖母是个寡妇，因为经营了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一摊子家业，土改是也遭到非人的折磨。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枪崩了。”
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张老汉说：“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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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明轩
中国当代人文学者智效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上发表的《晋绥土改中的酷刑》，提到了他曾看到的两份关于土改的材料，其中记述了1946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共在晋绥地区搞“土改”时的惨烈情况。
第一份材料是着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这篇文章中回忆录1946年夏，薄一波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工作时永年县的土改运动。当时，李新被派到永年县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
据李新回忆，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斗争对象宋品忍被绑在前台柱子上，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批斗会进行到最后，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着，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尖刀，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非常利索地抓住宋的耳朵，嚓的一声，耳朵被齐根切断，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没想到宋品忍被枪决后，等到人群基本散去时，李新在现场看到宋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第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第二份材料是中共党内部自相残杀的事例。
据《牛荫冠纪念集》中记述，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个“晋绥党史座谈会”上发言时曾讲了下面这段话：“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
曾任《山西文学》编辑部副主编的鲁顺民，曾经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之后，他在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
据这篇采访手记的叙述，受访者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他才十六七岁。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因此亲身参与了这场残酷惨烈的运动。
据张老汉回忆，土改一开始时，村里先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对当地所有的人划分阶级成分，包括“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普通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恶霸”等等。
定好成份以后，就开始斗争了。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就是要抢夺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在开会斗的时候，对被斗的人采取的酷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锋利的菠菜籽。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把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张老汉讲了一个极其惨烈的事例：贫农团知道县城东门外有个姓周的药铺掌柜有钱，就开始斗他。周掌柜开始时“拒不交代”，就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当两个贫农团成员用手提着他的脚后跟在场上拉来拉去的时候，还有人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乱响。一两个回合后，周二掌柜只好坦白了藏钱的地方。贫农团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就继续拿周掌柜“磨地”。这时，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然后自己坐了上去，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
于是几个人把周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全部裸露在外，一根一根白生生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进去，盖上盖子。外面的人再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颠来倒去。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直到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押到三四丈高的四方墩上往下一推，摔死受刑的人。有时候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照受刑的人的脑袋上砸，直到他死亡为止。
据张老汉回忆，当时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人看到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韩妻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不肯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韩妻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被剥光上身的衣服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地摊。
张老汉的外祖母是个寡妇，因为经营了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一摊子家业，土改是也遭到非人的折磨。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枪崩了。”
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张老汉说：“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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