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路透社一条消息惊动西方：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从“僵尸企业”中裁减500-600万名员工，首当其冲是钢铁与煤炭企业。有国人评曰：政治向左，经济向右，认为国企大规模裁员是经济政策向右的产物。
这其实完全是种误解，鉴于中国目前对“左”“右”的理解极富中国特色，本文想围绕中国国企失业这一主题，釐清一些基本事实。
“政右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乌托邦
中国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政右经左”。他们的所谓“政右”，即政治上实践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民族自决权、妇女儿童权利，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女权等在内。所谓经济政策的“左”，这些人的标准是：保护性就业、高福利、低税收，分配公平；“右”则是相反的内容，即就业由市场决定，低福利，高税收、分配不公。
事实上欧美国家的经济并不存在他们设想的纯粹的“左”与“右”的模式。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们理想的“经左”，即使在作为左翼思潮大本营的欧洲，都未能在现实中实践，总体上，欧盟各国通过高福利、高税收达到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但并不实行保护性就业，失业率一直偏高，2016年1月数据是：欧盟平均失业率是10,3%，失业现象严重的国家前三名是：希腊24,6%、西班牙20,5%，克罗地亚16,4%。
要言之，欧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左”与“右”，不体现在政府实施保护性就业政策上，主要体现在税收与福利上，即对工作者与企业课以重税，用来维持对失业者及弱势群体的各种福利与补贴。
“政右经左”之梦，比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更不现实。这个梦想既想要民主制度的权利与好处，又想要社会主义许诺的经济保障。不少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年轻人顽固地相信国企老工人们杜撰的“毛时代没有失业”的神话，这些老工人有意忘记数千万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其实就是城市 失业青年。这种对毛时代的美化的极品是几年前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僵尸企业”大批存在，缘于政府强干预
中共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失业，即使中共在建政初期，在城市中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方式提高就业，并剥夺“地富反坏”等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的工作机会，还是存在不少失业者（贬称为“社会闲散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对逐渐进入劳动年龄的城市青年，中国政府以支援边疆建设为名，强行将他们赶到新疆等建设兵团去，或者让他们“上山下乡”至本省农村。邓小平推行改革以后，采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式让城市青年自谋出路。只有国企这一块，因为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裁员不易。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推行国企改革，1998-2003年间裁员约2800万人，中央政府为此支出约731亿元人民币（112亿美元）安置资金。即便如此，这轮国企裁员一直深为国企工人及香港等地的中国劳工组织所诟病。
到胡温时期，由于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国企寡头，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这类国企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稳定性，都远远超过外企与私企，到国企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就业选择当中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这些国企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福利令中国社会羡慕；但到了经济衰退时期，这类国企就遇到很大麻烦，因为裁员不易。在产品无市场销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令银行发放贷款，支持这些亏损运行的国企。因其长期亏损运营，这类企业被称之为“僵尸企业”。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五大工作任务之首，其中提到，到2017年底必须出清所有僵尸企业，即不赚钱、高负债，不断亏损且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国有企业。
这些僵尸企业集中于八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这些企业长期亏损运行，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在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去产能”任务很重。中国股市上的A股企业就有266家僵尸企业，占比10%。
这样的僵尸企业，只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干预经济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将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的扶助支持，以及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制度，称之为“父爱主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无论私企或公营企业，在雇佣员工问题上，都是根据企业需要。即使有强大的工会与雇主谈判，最多只能争取较好的裁员条件，绝对不会用银行贷款滋养的僵尸企业。即使是《劳工手册》达一公斤重的法国，也无法用这种方式保障劳工的就业权利。
政府还有办法为工人提供饭碗吗？
由于中国政府一向以全知全能自许，对于这波汹涌的国企失业潮，国内工人认为政府有办法，国外观察者问的也是“政府有办法解决吗”这类问题。
很不幸，面对这波失业潮，中国政府计穷力竭，只能将重点放在安抚工人，减少社会冲突之上，并非帮助他们再就业。
以去产能首当其冲的煤炭业钢铁业来说，都是中国容纳就业人口极多的行业，煤炭行业拥有着580馀万的从业者；钢铁行业从业人数为331.8万人；水泥行业从业人员106.36 万人。石化等行业也都曾容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
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主要是基于维稳考量。这些大型钢企、煤企，基本上是工业城，职工一般是“工人世家”，祖孙、父子、兄弟、夫妻都在同一企业工作，失业后家庭收入来源枯竭，另求就业门路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厂区居住的职工是“熟人社会”，组织各种抗议活动时，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血缘、亲缘、地缘这些组织资源可利用，易于聚合与相互声援；二是抗议者居住于当地，组织成本极低，抗议活动很有韧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国企工人的抗议，远较沿海地区企业中那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一盘散沙式的农民工更难对付，这是地方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在《2015年中国经济关键词：失业》与《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两文中，分析过中国的严重失业现象及其成困，以及2015年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与中国经济衰退有关，有兴趣者可参阅那两篇文章。
最后，就本文论及问题做一简单概括：现阶段，由于经济衰退，失业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同，失业者的社会承受能力不一样，因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也不相同。但只有中国比较奇特地将失业问题与政治上的“左”“右”取向挂起钩来，将其高度意识形态化。
──转自《美国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言真
这其实完全是种误解，鉴于中国目前对“左”“右”的理解极富中国特色，本文想围绕中国国企失业这一主题，釐清一些基本事实。
“政右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乌托邦
中国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政右经左”。他们的所谓“政右”，即政治上实践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民族自决权、妇女儿童权利，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女权等在内。所谓经济政策的“左”，这些人的标准是：保护性就业、高福利、低税收，分配公平；“右”则是相反的内容，即就业由市场决定，低福利，高税收、分配不公。
事实上欧美国家的经济并不存在他们设想的纯粹的“左”与“右”的模式。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们理想的“经左”，即使在作为左翼思潮大本营的欧洲，都未能在现实中实践，总体上，欧盟各国通过高福利、高税收达到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但并不实行保护性就业，失业率一直偏高，2016年1月数据是：欧盟平均失业率是10,3%，失业现象严重的国家前三名是：希腊24,6%、西班牙20,5%，克罗地亚16,4%。
要言之，欧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左”与“右”，不体现在政府实施保护性就业政策上，主要体现在税收与福利上，即对工作者与企业课以重税，用来维持对失业者及弱势群体的各种福利与补贴。
“政右经左”之梦，比共产主义乌托邦梦更不现实。这个梦想既想要民主制度的权利与好处，又想要社会主义许诺的经济保障。不少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年轻人顽固地相信国企老工人们杜撰的“毛时代没有失业”的神话，这些老工人有意忘记数千万被迫上山下乡的知青，其实就是城市 失业青年。这种对毛时代的美化的极品是几年前网上流传一篇 《今天才明白，我们都被半截子话坑死了》，文章用六个“三十年前”开头，罗列了作者心目中“计划经济”的好处；再用“如果你们有钱的话”痛诉了“市场经济”的罪恶。在不少国企下岗工人和毛左当中，类似的说法一直颇有市场。
“僵尸企业”大批存在，缘于政府强干预
中共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失业，即使中共在建政初期，在城市中用“低工资、多就业”，“一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方式提高就业，并剥夺“地富反坏”等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者的工作机会，还是存在不少失业者（贬称为“社会闲散人员”）。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对逐渐进入劳动年龄的城市青年，中国政府以支援边疆建设为名，强行将他们赶到新疆等建设兵团去，或者让他们“上山下乡”至本省农村。邓小平推行改革以后，采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式让城市青年自谋出路。只有国企这一块，因为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铁饭碗，裁员不易。朱镕基任总理期间，推行国企改革，1998-2003年间裁员约2800万人，中央政府为此支出约731亿元人民币（112亿美元）安置资金。即便如此，这轮国企裁员一直深为国企工人及香港等地的中国劳工组织所诟病。
到胡温时期，由于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国企寡头，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这类国企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稳定性，都远远超过外企与私企，到国企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就业选择当中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这些国企在经济扩张时期工资福利令中国社会羡慕；但到了经济衰退时期，这类国企就遇到很大麻烦，因为裁员不易。在产品无市场销路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强令银行发放贷款，支持这些亏损运行的国企。因其长期亏损运营，这类企业被称之为“僵尸企业”。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时，将“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列为2016年五大工作任务之首，其中提到，到2017年底必须出清所有僵尸企业，即不赚钱、高负债，不断亏损且处于半停产状态的国有企业。
这些僵尸企业集中于八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这些企业长期亏损运行，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亏损面达80%，利薄如纸。在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去产能”任务很重。中国股市上的A股企业就有266家僵尸企业，占比10%。
这样的僵尸企业，只可能出现在中国这个政府干预经济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当中。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将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的扶助支持，以及国企工人的铁饭碗制度，称之为“父爱主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无论私企或公营企业，在雇佣员工问题上，都是根据企业需要。即使有强大的工会与雇主谈判，最多只能争取较好的裁员条件，绝对不会用银行贷款滋养的僵尸企业。即使是《劳工手册》达一公斤重的法国，也无法用这种方式保障劳工的就业权利。
政府还有办法为工人提供饭碗吗？
由于中国政府一向以全知全能自许，对于这波汹涌的国企失业潮，国内工人认为政府有办法，国外观察者问的也是“政府有办法解决吗”这类问题。
很不幸，面对这波失业潮，中国政府计穷力竭，只能将重点放在安抚工人，减少社会冲突之上，并非帮助他们再就业。
以去产能首当其冲的煤炭业钢铁业来说，都是中国容纳就业人口极多的行业，煤炭行业拥有着580馀万的从业者；钢铁行业从业人数为331.8万人；水泥行业从业人员106.36 万人。石化等行业也都曾容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
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主要是基于维稳考量。这些大型钢企、煤企，基本上是工业城，职工一般是“工人世家”，祖孙、父子、兄弟、夫妻都在同一企业工作，失业后家庭收入来源枯竭，另求就业门路的可能性不大。由于厂区居住的职工是“熟人社会”，组织各种抗议活动时，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血缘、亲缘、地缘这些组织资源可利用，易于聚合与相互声援；二是抗议者居住于当地，组织成本极低，抗议活动很有韧性。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国企工人的抗议，远较沿海地区企业中那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一盘散沙式的农民工更难对付，这是地方政府要维持这些企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曾在《2015年中国经济关键词：失业》与《2015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两文中，分析过中国的严重失业现象及其成困，以及2015年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与中国经济衰退有关，有兴趣者可参阅那两篇文章。
最后，就本文论及问题做一简单概括：现阶段，由于经济衰退，失业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同，失业者的社会承受能力不一样，因而引发的社会动荡程度也不相同。但只有中国比较奇特地将失业问题与政治上的“左”“右”取向挂起钩来，将其高度意识形态化。
──转自《美国之音》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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