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3月16日讯】3月9号，中共“人大”会议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尽管“开门立法”的过程曾被称作《慈善法》立法的所谓进步，但一些条款被“闭门通过”，被业界人士指是给特权和腐败留下了空间。
中国首部《慈善法》在经历了所谓的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的“开门立法”的一审、二审过程后，3月9号，人大对此进行了第三次审议。
不过，三审稿中突然增加了一些公开意见之外的条款，被“闭门通过”，受到业界人士的质疑。
如草案第60条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70%，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出当年总支出的15%。”该条款在全国人大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的一审、二审草案中都没有。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撰稿指出，在《慈善法》中继续保留“管理费”，这很容易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和官办慈善机构预留的特权和腐败空间。
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官办慈善公益组织人员工资、房租及办公经费由公共财政拨款，收的“管理费”怎么花掉的，从来就是秘而不宣。
匿名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直接捐给他的钱里面，他可以自己直接留15%做他们的秘密经费，他可以发奖金、发甚么东西呀。3这么多年，我们跟官办基金会打交道，那么有些就收你5%，就从那儿过一下帐就是5%，那钱来的太简单了，那你管理费在哪儿？现在15%都可以喊了。”
此外，业界人士也指出，还有些条款给特权和腐败提供了法律的上条件。
另外，按照《慈善法》三审稿第23条规定，民政部门是慈善组织“公募”资格的审批机构。而草案第28条又把第23条规定的政府“公权”转移给以官办慈善组织为主的、取得“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
才让多吉在文中表示，《慈善法》这两条规定从法律上混淆了行为人资格和行为资格，允许获得行为人资格的官办慈善组织转让“行为资格”，因而从法律上给获得行为人资格，也就是公募权的官办慈善组织制造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且认定为所谓“合法”提取“管理费”。
匿名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这里面出现寻租，很简单，你找到一个资助很大的企业想捐给我，但是企业看重的是接收方的品牌，这时候，你就要找带国字型大小的，那国字型大小的，那你要到我这里来，那我就要收5%、10%或者15%。他是一种天然的代价，这是没办法说的。”
才让多吉的文章还指出，草案的一些条文看似送来蜜枣，实际却暗藏砒霜。前面是70%的公益支出和15%管理费的挤压，后面是与官办慈善组织“合作”的后门，民间慈善组织要想存活只有选择，一是和政府监管部门“媾和”，在财务上弄虚作假，要不选择向官办慈善组织“购买”公募权。
文章表示，《慈善法》可能成为挤压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工具，成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为自己预留的特权和腐败空间的“法律武器”。而中国慈善公益行业就永远摆脱不了“郭美美”的阴影。
采访编辑/易如
中国首部《慈善法》在经历了所谓的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的“开门立法”的一审、二审过程后，3月9号，人大对此进行了第三次审议。
不过，三审稿中突然增加了一些公开意见之外的条款，被“闭门通过”，受到业界人士的质疑。
如草案第60条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开展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不得低于前三年收入平均数额的70%，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出当年总支出的15%。”该条款在全国人大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的一审、二审草案中都没有。
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撰稿指出，在《慈善法》中继续保留“管理费”，这很容易成为政府主管部门和官办慈善机构预留的特权和腐败空间。
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向新唐人表示，官办慈善公益组织人员工资、房租及办公经费由公共财政拨款，收的“管理费”怎么花掉的，从来就是秘而不宣。
匿名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直接捐给他的钱里面，他可以自己直接留15%做他们的秘密经费，他可以发奖金、发甚么东西呀。3这么多年，我们跟官办基金会打交道，那么有些就收你5%，就从那儿过一下帐就是5%，那钱来的太简单了，那你管理费在哪儿？现在15%都可以喊了。”
此外，业界人士也指出，还有些条款给特权和腐败提供了法律的上条件。
另外，按照《慈善法》三审稿第23条规定，民政部门是慈善组织“公募”资格的审批机构。而草案第28条又把第23条规定的政府“公权”转移给以官办慈善组织为主的、取得“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
才让多吉在文中表示，《慈善法》这两条规定从法律上混淆了行为人资格和行为资格，允许获得行为人资格的官办慈善组织转让“行为资格”，因而从法律上给获得行为人资格，也就是公募权的官办慈善组织制造了“权钱交易”的腐败空间，且认定为所谓“合法”提取“管理费”。
匿名大陆慈善公益业界资深人士：“这里面出现寻租，很简单，你找到一个资助很大的企业想捐给我，但是企业看重的是接收方的品牌，这时候，你就要找带国字型大小的，那国字型大小的，那你要到我这里来，那我就要收5%、10%或者15%。他是一种天然的代价，这是没办法说的。”
才让多吉的文章还指出，草案的一些条文看似送来蜜枣，实际却暗藏砒霜。前面是70%的公益支出和15%管理费的挤压，后面是与官办慈善组织“合作”的后门，民间慈善组织要想存活只有选择，一是和政府监管部门“媾和”，在财务上弄虚作假，要不选择向官办慈善组织“购买”公募权。
文章表示，《慈善法》可能成为挤压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工具，成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为自己预留的特权和腐败空间的“法律武器”。而中国慈善公益行业就永远摆脱不了“郭美美”的阴影。
采访编辑/易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