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大唐之风广传，培养更多的相关人才，日本朝廷亦仿效唐朝，建立了各级学校，广泛传授汉学。
设立学校 广传汉学
663年，天智天皇在京城首度设立教授汉学的学校。此外，天武时期除了京城有大学外，地方还有国学，另有私人办的私塾等。大学招收人数为400人，学生主要来自官僚子弟和贡生等，他们要学习明经、纪传、明法、音、书、算诸学，但以明经科为主。
地方上的国学则招收地方官吏子弟和少量平民子弟，大约在20到50人，主要学习纪传，即史书的一种写作体裁。而私塾除了贵族公卿办的外，还有僧人办的以讲授佛、儒、文及唐诗为主的学校，招收平民子弟和一般僧人，其中以828年僧人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最为有名。
日本僧人空海画像（公有领域）
上述学校中的众多教师主要是大批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学问僧和东渡日本且定居在那里的唐朝学者，他们的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华璀璨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此必须提及的两个人，一个是吉备真备，一个是袁晋卿。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入大唐朝拜、交流。在大唐的近十九年中，真备研究了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他带回日本的《唐礼》130卷，使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的礼制，日本的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其带回的《太衍历经》、《太衍历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此外，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另有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因为真备在大唐留学时就已是围棋高手，不过此说尚有争议。
吉备真备画像，菊池容斋绘。（公有领域）
吉备真备回国后，曾在大学任大学助，他增设了音韵学新课，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时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更值得注意的是，吉备真备还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过重要作用，许多着述都论证过此事。
袁晋卿，大唐人，唐玄宗开元时旅居日本。在日本时历任音博士、大学头、日向守、玄藩头、安房守等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大唐之风随着遣唐使的回国、随着教授汉学的学校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除了前文所述的政治、经济制度、礼仪和佛法等外，大唐恢宏的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风俗等方面。现分述如下。
语言文字之影响
日本古代有语言而无文字，日本古老的书文都是用汉字汉语写成的，只是个别场合用汉字表示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会混杂有一点日本语法。
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根据史志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现，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当时，汉字的小篆体和隶书体多以铭刻在铜镜上的形式，经由辽东、朝鲜传入日本的九州、福冈等地。这些文字被日本人视为庄严、神圣、吉祥的象征符号。此后日本在仿制铜镜时，也开始仿制汉字铭文。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年（公元3世纪末），《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传入日本。加之有大批懂汉文的朝鲜人渡海到达日本，大大推动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汉字传入日本后，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不仅政府用以记录史实，而且一般学者也用以着作写书。不过，汉字在日本的读法有训读及音读两种。前者即日本原来的语言，而后者则系外来传入之音。
奈良时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广唐音，唐音至今仍保存在日语中。平安时代初，学问僧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古代的第一部汉语字典。与此同时，用汉字表示日语读音的现象越来越多。如奈良时代的和歌集《万叶集》虽然全部用汉字写成，但汉字只作为读音符号，后来被称为“万叶假名”。
元历校本《万叶集》（ReijiYamashina／维基百科）
8世纪中叶，日人始用汉字楷书的偏旁，造出片假名，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为平假名，以为注汉字音及标注日本语音之用。日本有学者认为吉备真备作片假名，空海作平假名，也有人认为是由他们两人集其大成而已。
虽然自公元9世纪初叶以来，因日本所谓的“国风文化”的确立，绝大多数书籍都采用日本文字（假名）记述，但汉字至明治初年，一直为公家官方用来记事的正式文字。迄今，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掉，日语中常用汉字仍有近2000个。
经史之影响
很早，日本统治者就将儒家思想视为治理国家的圭臬。圣德太子改革时，其颁布的《宪法》、“冠位”充满了儒家之气。奈良时代，大量汉文经典输入日本，日本朝廷更加重视儒学的政治功能，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学儒明理。大学开设明经科的目的就在于此。
明经，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唐朝时，明经与进士二科成为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考试之法，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毛诗》、《周礼》、《仪礼》称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而上述典籍，都是日本修习汉学之人要学的东西。
唐代吴道子的孔子画像（公有领域）
768年，在曾去过大唐的大臣的建议下，日本天皇敕尊孔子号为文宣王，由此尊孔读经之风更盛，孔子也成为日本的圣人，官私文书常常引用“子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国法”、“家法”。
在史学方面，日本同样受到中国的影响。众多遣唐使、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大量中国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大学的纪传科讲授的课本就是这些史书。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日本人编撰了自己的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等，采用的正是来自中国正史的编年体例。@#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设立学校 广传汉学
663年，天智天皇在京城首度设立教授汉学的学校。此外，天武时期除了京城有大学外，地方还有国学，另有私人办的私塾等。大学招收人数为400人，学生主要来自官僚子弟和贡生等，他们要学习明经、纪传、明法、音、书、算诸学，但以明经科为主。
地方上的国学则招收地方官吏子弟和少量平民子弟，大约在20到50人，主要学习纪传，即史书的一种写作体裁。而私塾除了贵族公卿办的外，还有僧人办的以讲授佛、儒、文及唐诗为主的学校，招收平民子弟和一般僧人，其中以828年僧人空海创办的综艺种智院最为有名。
日本僧人空海画像（公有领域）
上述学校中的众多教师主要是大批从唐朝归来的留学生、学问僧和东渡日本且定居在那里的唐朝学者，他们的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华璀璨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此必须提及的两个人，一个是吉备真备，一个是袁晋卿。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入大唐朝拜、交流。在大唐的近十九年中，真备研究了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他带回日本的《唐礼》130卷，使日本开始全面学习中国的礼制，日本的礼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备；其带回的《太衍历经》、《太衍历立成》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唐代历法得以在日本推广和使用。此外，吉备真备带回的乐器和乐书对于唐乐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早已失传的《乐书要录》现仍在日本保存，成为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资料。另有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大唐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因为真备在大唐留学时就已是围棋高手，不过此说尚有争议。
吉备真备画像，菊池容斋绘。（公有领域）
吉备真备回国后，曾在大学任大学助，他增设了音韵学新课，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江浙一带的语音，在六朝时传入日本）而学用汉音（唐代长安一带的语音）。更值得注意的是，吉备真备还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过重要作用，许多着述都论证过此事。
袁晋卿，大唐人，唐玄宗开元时旅居日本。在日本时历任音博士、大学头、日向守、玄藩头、安房守等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大唐之风随着遣唐使的回国、随着教授汉学的学校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社会。除了前文所述的政治、经济制度、礼仪和佛法等外，大唐恢宏的文明对日本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风俗等方面。现分述如下。
语言文字之影响
日本古代有语言而无文字，日本古老的书文都是用汉字汉语写成的，只是个别场合用汉字表示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会混杂有一点日本语法。
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根据史志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现，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当时，汉字的小篆体和隶书体多以铭刻在铜镜上的形式，经由辽东、朝鲜传入日本的九州、福冈等地。这些文字被日本人视为庄严、神圣、吉祥的象征符号。此后日本在仿制铜镜时，也开始仿制汉字铭文。
据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载，应神天皇十六年公元年（公元3世纪末），《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传入日本。加之有大批懂汉文的朝鲜人渡海到达日本，大大推动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汉字传入日本后，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不仅政府用以记录史实，而且一般学者也用以着作写书。不过，汉字在日本的读法有训读及音读两种。前者即日本原来的语言，而后者则系外来传入之音。
奈良时代，日本政府大力推广唐音，唐音至今仍保存在日语中。平安时代初，学问僧空海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古代的第一部汉语字典。与此同时，用汉字表示日语读音的现象越来越多。如奈良时代的和歌集《万叶集》虽然全部用汉字写成，但汉字只作为读音符号，后来被称为“万叶假名”。
元历校本《万叶集》（ReijiYamashina／维基百科）
8世纪中叶，日人始用汉字楷书的偏旁，造出片假名，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为平假名，以为注汉字音及标注日本语音之用。日本有学者认为吉备真备作片假名，空海作平假名，也有人认为是由他们两人集其大成而已。
虽然自公元9世纪初叶以来，因日本所谓的“国风文化”的确立，绝大多数书籍都采用日本文字（假名）记述，但汉字至明治初年，一直为公家官方用来记事的正式文字。迄今，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掉，日语中常用汉字仍有近2000个。
经史之影响
很早，日本统治者就将儒家思想视为治理国家的圭臬。圣德太子改革时，其颁布的《宪法》、“冠位”充满了儒家之气。奈良时代，大量汉文经典输入日本，日本朝廷更加重视儒学的政治功能，并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学儒明理。大学开设明经科的目的就在于此。
明经，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唐朝时，明经与进士二科成为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考试之法，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毛诗》、《周礼》、《仪礼》称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而上述典籍，都是日本修习汉学之人要学的东西。
唐代吴道子的孔子画像（公有领域）
768年，在曾去过大唐的大臣的建议下，日本天皇敕尊孔子号为文宣王，由此尊孔读经之风更盛，孔子也成为日本的圣人，官私文书常常引用“子曰”。孔子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国法”、“家法”。
在史学方面，日本同样受到中国的影响。众多遣唐使、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大量中国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大学的纪传科讲授的课本就是这些史书。在中国史书的影响下，日本人编撰了自己的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等，采用的正是来自中国正史的编年体例。@#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