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唐人援引港媒报导，中共海军少将杨毅撰写的一篇文章在网路流传。文章透露，南海仲裁公布之前，习近平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召集军委会议。会上习作出了以军演应对南海仲裁的决定。而习作出该决定之前并未在政治局进行讨论，只是在军委会上作出决定后才通知政治局成员。按照中共通常惯例，重大决定应事先拿到政治局常委会进行讨论，然后由常委们举手表决通过，最后才能形成决议。这次习近平不跟他们玩这个游戏了，而是独自拍板做了决定。文章称，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决策的阻力”。
按照该文章的说法，习近平是因为担心该决定会遭到江派常委的阻挠，所以才抛开政治局独自在军委会议上拍板做出决定的？其实不尽然。不管在政治局范围内还是在常委会，支持习近平的还是多数；在常委会中，习占七分之四的支持率，江派常委只占七分之三。可见，习若有决策要做，江派常委即便反对也无效。所以，习近平这次先斩后奏并非因为担心阻力。当然，南海的情形比较特殊，事件重大，情势紧急，涉及领土争端与可能的军事冲突，习必须迅速做决断。但另一方面，习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诫江派常委，阻挠是没用的，同时也在透露他对中共常委制的态度。
大纪元曾报导，习近平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要废除中共常委制。
一是江派三大常委在前台干扰执政。大纪元援引港媒的报导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江派张德江利用人大权威狙击习近平的权力，江派刘云山利用宣传优势抵消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造势，江派张高丽利用部分经济决策权分化俞正声拉拢的实业界巨头。中共“十九大”前，“二张一刘”全力阻击中纪委，希望其不再完全由王岐山控制。前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向媒体透露，中共执政党是分裂的，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习近平上任后，为了避免和削弱中共江派人马的权力与搅局，只能实施“小组治国”方略。习近平当局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10多个重要小组，由习亲自担任这些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二是常委制权力过于分散，容易形成团伙。港媒《内幕》的一篇署名文章称，常委制这种寡头式制度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正是江泽民设计的这种寡头政治，致使胡锦涛十六大上台后实权被架空。习近平总结了胡锦涛时期的教训，除了使用各种方法摆脱江派常委的控制和干扰，最根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废除常委制。
三是抛弃中共是习近平的一个选择。大纪元去年曾刊发特稿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凶险绝伦、刀刀见血、你死我活的。面对江泽民政变集团，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不仅等于自己政治和肉体上的自杀，也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置于险境。面对反腐攻势，江系人马一直试图制造事端，搅乱中国社会，只要把江泽民抓起来，停止对无辜百姓的迫害，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平静。在抓捕江泽民后，习近平还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抛弃中共。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邪恶的最大制造者与庇护所。它将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并对习近平等构成威胁。如果习近平抛弃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就有望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开创近代中国罕见之新局面。
废除中共常委制，对江派现任常委们来说，如同取消了他们的“铁帽子王”身份，那将是致命的。在据传江泽民被秘密抓捕、中共元老们彻底被禁止干政、江派前任常委们岌岌可危的现实状况下，江派现任常委们尤其把中共常委制看成是一个护身符或一根救命稻草。不是有个说法吗，叫做“入局不死，入常无罪”。倘若中共常委制被取消，习近平、王岐山若要拿下刘云山等罪恶累累的江派现任常委，那将没有任何羁绊和束缚。因此，习近平废除中共常委制，除了有未来政治变革方面的考量，还有打击江派“地下司令部”的需要。如果说《问责条例》是为对付江泽民而量身定做的，那么废除中共常委制则是打击“二张一刘”的制胜法宝。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张德江因习近平要建立总统制而竭力反对，亲赴中共中央党校摇唇鼓舌，辩称常委制如何如何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如何有利于监督，云云。张德江的这些话，在废除常委制、建立总统制已成为一种大势所趋的现实状况之下，岂非显得极为苍白无力？习近平独自在军委会议上拍板做决定说明，“二张一刘”的常委地位其实形同虚设，阻击很难起什么作用。而他们贪腐严重，丑闻不断，等处理他们罪行时机成熟，“铁帽子王”身份就要被拿掉了，随之而来的，或许就是锒铛入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按照该文章的说法，习近平是因为担心该决定会遭到江派常委的阻挠，所以才抛开政治局独自在军委会议上拍板做出决定的？其实不尽然。不管在政治局范围内还是在常委会，支持习近平的还是多数；在常委会中，习占七分之四的支持率，江派常委只占七分之三。可见，习若有决策要做，江派常委即便反对也无效。所以，习近平这次先斩后奏并非因为担心阻力。当然，南海的情形比较特殊，事件重大，情势紧急，涉及领土争端与可能的军事冲突，习必须迅速做决断。但另一方面，习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告诫江派常委，阻挠是没用的，同时也在透露他对中共常委制的态度。
大纪元曾报导，习近平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要废除中共常委制。
一是江派三大常委在前台干扰执政。大纪元援引港媒的报导称，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共高层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江派张德江利用人大权威狙击习近平的权力，江派刘云山利用宣传优势抵消王岐山在反腐方面的造势，江派张高丽利用部分经济决策权分化俞正声拉拢的实业界巨头。中共“十九大”前，“二张一刘”全力阻击中纪委，希望其不再完全由王岐山控制。前中国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向媒体透露，中共执政党是分裂的，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习近平上任后，为了避免和削弱中共江派人马的权力与搅局，只能实施“小组治国”方略。习近平当局反腐运动中拿下大批江派高官，同时不断收回权力，先后成立了10多个重要小组，由习亲自担任这些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或主席。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的“小组治国”方略，其实就是对中共常委制的否定。
二是常委制权力过于分散，容易形成团伙。港媒《内幕》的一篇署名文章称，常委制这种寡头式制度的设计者在考虑到让常委们互相掣肘的同时，还保留了一个立于常委群之外的“太上皇”机制。在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是“太上皇”；在习近平时期，江泽民还想当跨代“太上皇”。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5月刊文称，“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而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正是江泽民设计的这种寡头政治，致使胡锦涛十六大上台后实权被架空。习近平总结了胡锦涛时期的教训，除了使用各种方法摆脱江派常委的控制和干扰，最根本、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废除常委制。
三是抛弃中共是习近平的一个选择。大纪元去年曾刊发特稿说，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凶险绝伦、刀刀见血、你死我活的。面对江泽民政变集团，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江泽民绳之以法，不仅等于自己政治和肉体上的自杀，也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置于险境。面对反腐攻势，江系人马一直试图制造事端，搅乱中国社会，只要把江泽民抓起来，停止对无辜百姓的迫害，中国社会很快就会平静。在抓捕江泽民后，习近平还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抛弃中共。因为中共体制本身就是邪恶的最大制造者与庇护所。它将继续危害中华民族，并对习近平等构成威胁。如果习近平抛弃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就有望成为第一任民选总统，开创近代中国罕见之新局面。
废除中共常委制，对江派现任常委们来说，如同取消了他们的“铁帽子王”身份，那将是致命的。在据传江泽民被秘密抓捕、中共元老们彻底被禁止干政、江派前任常委们岌岌可危的现实状况下，江派现任常委们尤其把中共常委制看成是一个护身符或一根救命稻草。不是有个说法吗，叫做“入局不死，入常无罪”。倘若中共常委制被取消，习近平、王岐山若要拿下刘云山等罪恶累累的江派现任常委，那将没有任何羁绊和束缚。因此，习近平废除中共常委制，除了有未来政治变革方面的考量，还有打击江派“地下司令部”的需要。如果说《问责条例》是为对付江泽民而量身定做的，那么废除中共常委制则是打击“二张一刘”的制胜法宝。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张德江因习近平要建立总统制而竭力反对，亲赴中共中央党校摇唇鼓舌，辩称常委制如何如何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如何有利于监督，云云。张德江的这些话，在废除常委制、建立总统制已成为一种大势所趋的现实状况之下，岂非显得极为苍白无力？习近平独自在军委会议上拍板做决定说明，“二张一刘”的常委地位其实形同虚设，阻击很难起什么作用。而他们贪腐严重，丑闻不断，等处理他们罪行时机成熟，“铁帽子王”身份就要被拿掉了，随之而来的，或许就是锒铛入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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