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友来信谈到我说过的“贴标签”问题：
“刚才在外面散步，忽而想起你经常说的贴标签，此事一直没和你讨论过。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像动物园的标签似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这样的定义被放在了分类上……”
为此，作答老友，来讲述这个关于贴标签问题的故事，对此的理解，以及涉及洪谦先生及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些事件。
1.
对这句话的推崇和传播的确是始出于我，它大约发生于一九八五年，我的同学，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的学生在走访洪谦先生——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的时候，请洪先生谈谈如何评价当时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研究。这故事的讽刺性还有，这本来是我那位师兄想为许先生索好之笔，不想由于没有对于基本的认识论思想及维也纳学派的了解、缺乏感觉，变成现实版的画蛇添足，为许先生索来如此一句——“还是贴标签”！这其实也说明这位师兄，虽然已经拿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的硕士，可还是不知道经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严密科学带来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从根本上对抗这种“观念论”的产物。
去找一位建立在“反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的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评价一位“以论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这真的是无异于是想把自己的先生放到火上检验一下成色。
我在同一年，八五年到洪先生家拜访他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对洪先生说，这句话给我很深的触动，同时也谈到洪先生那篇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文章，它让我惊讶。洪先生知道我是学物理的，问我对他的关于时空问题中的物理概念的把握的看法。我说在中国学者中我没有看到如此地道、如此准确地把握物理学思想及概念，文字又如此干净的。这样的文字，我只有在西方当代那些着名科学哲学家那里，如罗素、石里克、波普那里看到过，他们都学习甚至从事过物理学和科学研究。学哲学的洪先生竟然能够如此驾轻就熟地驾驭叙述这些物理哲学问题，让我感到非常惊异。这时候，洪先生像个孩子似的，非常真切地笑了，说，你不知道吧，我在维也纳也专门学习了两年多物理。
洪先生的文章让我发自内心的佩服，所以他的这句在别人耳边很快过去的话，在我不会轻易过去，对我触动很深。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一直在思索认识论问题，所以听到这句话后，多年来不断反覆思索这句评断的简单而深刻的含义。真正能够彻底把握它的深意还是在十年后，在充分把握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问题以后，也就是观念论问题后，甚至可以说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基础问题以后。
2.
贴标签在当时社会已经是一句流行的话，那时这三个字被用来指那些动辄就给人上纲上线，贴上反革命或反党的标签的做法。但是这三个字从洪先生嘴里说出来，却和那时报刊上所谓的对假大空的批判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说的不是社会流俗的政治看法，而是从深刻的，涉及根本问题的认识论基础，从另外一种思想研究来看党文化中的所谓“研究”。而对于这个认识论问题，我从七五年第一次见到许良英先生，就和他争论，一直到决裂，他一直否认认识论问题与人们在政治上、学术研究上产生荒谬错误的关系。我认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它对学术研究和政治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出问题就出在它建立在一个虚妄专断的认识论基础上，而我们之所以看不清共产党、毛泽东的谎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这种残暴和丑陋，就是因为在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和我一样完成这个根本的转变，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终究没有成功，而正因为此，这个一路争论了二十八年的认识论问题最终造成了我们无法避免的彻底决裂。
厚道的洪先生说这句话既不想出名，也不想否定别人，只是说出一个事实。因为我在拜访洪先生的时候，曾经想听听洪先生对于我所厌恶的舒伟光写的维特根斯坦一书的评价，因为我知道洪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当年维也纳学派中还活着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为此英国的剑桥大学聘请他担任博士导师。但洪先生始终只是说，人家已经写出来了，我不说什么了。
也是在那次和洪先生的聊天中，洪先生问我还看过他别的文章吗？我说，除了这两篇英文的，中文的只看过他五八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批判马赫的文章。这本《哲学研究》我是因为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废品回收站看到后买下的。此外我从来没看过他的别的文章。听到此他笑了，对我说，他此后再没有写过此类文章。他说，写了这篇批判马赫的文章后，非常后悔，决心再也不写这种昧心的文章了。我问他，在那年代这如何能做到？他又笑了，说，他们每次再找我写，我拒绝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是唯心主义者，写不好变成放毒就不好了。我这才明白，洪先生永远述而不作，只从事编辑一些现代哲学文集的原因。这大约也是他也不指责那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人的原因。所以，这句“还是贴标签”，他自己一定认为，不过是说出了一种他所不同意的方法、非学术研究方法的客观事实。
但是，正是因为此，洪先生的这句大实话，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注定了一定会越来越着名起来，且以后一定会更加着名！因为它涉及的是根本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宣传，以论带史的根本区别。而这个着名起来，流传起来，我则也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完全是因为我。因为我的反叛，我在对抗真理部培养的两代知识精英的时候，方法论、认识论问题一直是我最关注，思考最多的问题；也因为我对于思想史问题的执着，在经过多年持续地、从不同层面来思索、理解这句话后，我经常藉助及阐释洪先生的这句话，来对抗真理部的所谓学术。我有意识地努力把它推向中天，来照耀当代中国知识界，因为它真的是太深刻了！
3.
这位老友所说，用来说明什么是贴标签的例子，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的。但还是没有生动、准确地揭示出它在更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面的意义。因为他说的动物园中的那个归类，还是动物学的，而贴标签中的这个归类却是以政治化意识形态、观念，强加给一切对象身上的归类。
如果依然套用这位朋友的比喻性说法，更形象地、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共产党人的贴标签的做法是他们不再把动物分成从动物学出发做出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而是公开地声称要“用政治统帅对动物的分类学“，他们会如此行文：
“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动物学分类法。新的无产阶级分类法通过深刻的辩证思辨，从本质上把动物分成唯物主义目和唯心主义目。长蹄子的属于唯物主义目，长蹼的属于唯心主义目。但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发现这样的分法还不够辩证，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现在，我们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通过‘启蒙’，发现长蹼的动物在行走上还是有特点的，为此我们发展了我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长蹼的还是可以被归为朴素的唯物主义目。”
仔细想想，那些人推崇的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不就是这类货色吗？
可笑吗，一点也不，由于没有经过认识论、方法论的否定和反省，就是到如今那些人演练着的不依然还是这一套吗！
4.
贴标签是一种观念论，意识形态化的表现：以论带史，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分类法代替真正的探究和讨论，一种专断的妄自尊大。这就好像一台黑白电视，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非黑即白，认为用黑白可以穷尽天下的一切。在真理部及其培养的后代那里就是，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他们始终认为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评断天下的一切。七十年代初期以前的几十年，他们批判爱因斯坦为唯心主义，后来以为把爱因斯坦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己的研究就很进步了。这就好像过去你说孔雀是黑的，现在说孔雀还有点白一样，由于你的眼界还是依旧，知识框架、认识论基础没变，所以依然没有给出任何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没有跳出原来的窠臼。
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哲学史还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研究，只要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就根本无法理解和看到哲学家们曾经做出过的努力的价值所在。在西方哲学史上后来局部出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过是这个大树上的某些思想问题极端化的一个枝条，而妄自尊大的唯物主义者们居然声称，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历史，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
当年洪先生因为功力深厚，而觉得很平常地说出来的一句话，对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研究的评价，他自己肯定不觉得，这么说是深刻的，并且是尖锐刺人的。因为洪先生从来是收敛的。可就是因为根本，这话等于直接颠覆了许先生的一生的所谓“研究工作“。而这话因为我而流行起来，则又是因为我对自己曾经受到的共产党教育有了觉悟和反省，想要真正回归到研究之路，传统的学术之路，因此不屈不挠地强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许先生和我之所以争论了将近三十年而最后彻底决裂也正是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唯物主义”的“观念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以及为此而建立的“真理部”六十多年来带来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是谁也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问题。而就因为无法回避所造成的对抗及争论，贴标签和洪先生的治学，因为我的执着而流传，并且在中国知识界一定还会持续地发酵、产生影响。
我以为，也就是这句话，“还是贴标签“，将让洪先生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界的星空发出刺目光芒。而这就是知识的威力！
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通过这件事，洪先生的言与行让我看到，深刻的人在最平常，最心平气和的语言中涉及的一定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位一生不愿意得罪人的洪先生，并不知道这五个字对于许先生的杀伤力，对于精神和知识界产生的影响。同样的情况还曾经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期，在洪先生和冯友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洪先生也是心平气和地写下一句话：西方的形而上学推崇者的形而上学还有一些启发作用，而冯友兰自诩的形而上学则毫无用处。这句一直不被外行的人注意理解的评断，其实已经彻底否定了冯友兰对于哲学的理解，以及他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冯友兰们自己当然是感到了的，所以这使得洪先生在四九年前也只好从哲学系转到外语系工作。而在这个意义上，四九年后，共产党来了，无法言说自己的哲学的洪先生在哲学界的地位反而是有所变化。而这就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知识界的荒诞。
返回认识论和哲学问题，冯友兰一生在政治上四处卖身投靠，当然在思想上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个一二三的问题我相信早晚也会在思想史上有所解析。现在没有，是因为具有能够认识到，并且揭示这个问题的能力的人太少。为此，可惜有能力的老马（马元德，着名翻译家）去世了，可惜入木三分的赵葆禹（我在八十六中当中学物理老师时的忘年交朋友，北大六零年历史系毕业）去世了，不然对于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定可以记叙出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2016.6.21德国·埃森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刚才在外面散步，忽而想起你经常说的贴标签，此事一直没和你讨论过。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像动物园的标签似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这样的定义被放在了分类上……”
为此，作答老友，来讲述这个关于贴标签问题的故事，对此的理解，以及涉及洪谦先生及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一些事件。
1.
对这句话的推崇和传播的确是始出于我，它大约发生于一九八五年，我的同学，也是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的学生在走访洪谦先生——我太太还学文的导师的时候，请洪先生谈谈如何评价当时许先生对爱因斯坦研究。这故事的讽刺性还有，这本来是我那位师兄想为许先生索好之笔，不想由于没有对于基本的认识论思想及维也纳学派的了解、缺乏感觉，变成现实版的画蛇添足，为许先生索来如此一句——“还是贴标签”！这其实也说明这位师兄，虽然已经拿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的硕士，可还是不知道经验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严密科学带来的“科学哲学”思想正是从根本上对抗这种“观念论”的产物。
去找一位建立在“反形而上学”基础上的的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评价一位“以论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这真的是无异于是想把自己的先生放到火上检验一下成色。
我在同一年，八五年到洪先生家拜访他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对洪先生说，这句话给我很深的触动，同时也谈到洪先生那篇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文章，它让我惊讶。洪先生知道我是学物理的，问我对他的关于时空问题中的物理概念的把握的看法。我说在中国学者中我没有看到如此地道、如此准确地把握物理学思想及概念，文字又如此干净的。这样的文字，我只有在西方当代那些着名科学哲学家那里，如罗素、石里克、波普那里看到过，他们都学习甚至从事过物理学和科学研究。学哲学的洪先生竟然能够如此驾轻就熟地驾驭叙述这些物理哲学问题，让我感到非常惊异。这时候，洪先生像个孩子似的，非常真切地笑了，说，你不知道吧，我在维也纳也专门学习了两年多物理。
洪先生的文章让我发自内心的佩服，所以他的这句在别人耳边很快过去的话，在我不会轻易过去，对我触动很深。这当然也是因为我一直在思索认识论问题，所以听到这句话后，多年来不断反覆思索这句评断的简单而深刻的含义。真正能够彻底把握它的深意还是在十年后，在充分把握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问题以后，也就是观念论问题后，甚至可以说宗教世俗化的思想基础问题以后。
2.
贴标签在当时社会已经是一句流行的话，那时这三个字被用来指那些动辄就给人上纲上线，贴上反革命或反党的标签的做法。但是这三个字从洪先生嘴里说出来，却和那时报刊上所谓的对假大空的批判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它说的不是社会流俗的政治看法，而是从深刻的，涉及根本问题的认识论基础，从另外一种思想研究来看党文化中的所谓“研究”。而对于这个认识论问题，我从七五年第一次见到许良英先生，就和他争论，一直到决裂，他一直否认认识论问题与人们在政治上、学术研究上产生荒谬错误的关系。我认为，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它对学术研究和政治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出问题就出在它建立在一个虚妄专断的认识论基础上，而我们之所以看不清共产党、毛泽东的谎言，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这种残暴和丑陋，就是因为在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和我一样完成这个根本的转变，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终究没有成功，而正因为此，这个一路争论了二十八年的认识论问题最终造成了我们无法避免的彻底决裂。
厚道的洪先生说这句话既不想出名，也不想否定别人，只是说出一个事实。因为我在拜访洪先生的时候，曾经想听听洪先生对于我所厌恶的舒伟光写的维特根斯坦一书的评价，因为我知道洪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当年维也纳学派中还活着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为此英国的剑桥大学聘请他担任博士导师。但洪先生始终只是说，人家已经写出来了，我不说什么了。
也是在那次和洪先生的聊天中，洪先生问我还看过他别的文章吗？我说，除了这两篇英文的，中文的只看过他五八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批判马赫的文章。这本《哲学研究》我是因为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在废品回收站看到后买下的。此外我从来没看过他的别的文章。听到此他笑了，对我说，他此后再没有写过此类文章。他说，写了这篇批判马赫的文章后，非常后悔，决心再也不写这种昧心的文章了。我问他，在那年代这如何能做到？他又笑了，说，他们每次再找我写，我拒绝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是唯心主义者，写不好变成放毒就不好了。我这才明白，洪先生永远述而不作，只从事编辑一些现代哲学文集的原因。这大约也是他也不指责那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人的原因。所以，这句“还是贴标签”，他自己一定认为，不过是说出了一种他所不同意的方法、非学术研究方法的客观事实。
但是，正是因为此，洪先生的这句大实话，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中注定了一定会越来越着名起来，且以后一定会更加着名！因为它涉及的是根本的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宣传，以论带史的根本区别。而这个着名起来，流传起来，我则也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完全是因为我。因为我的反叛，我在对抗真理部培养的两代知识精英的时候，方法论、认识论问题一直是我最关注，思考最多的问题；也因为我对于思想史问题的执着，在经过多年持续地、从不同层面来思索、理解这句话后，我经常藉助及阐释洪先生的这句话，来对抗真理部的所谓学术。我有意识地努力把它推向中天，来照耀当代中国知识界，因为它真的是太深刻了！
3.
这位老友所说，用来说明什么是贴标签的例子，可以说基本上是对的。但还是没有生动、准确地揭示出它在更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面的意义。因为他说的动物园中的那个归类，还是动物学的，而贴标签中的这个归类却是以政治化意识形态、观念，强加给一切对象身上的归类。
如果依然套用这位朋友的比喻性说法，更形象地、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共产党人的贴标签的做法是他们不再把动物分成从动物学出发做出的偶蹄目，猫科，灵长类，而是公开地声称要“用政治统帅对动物的分类学“，他们会如此行文：
“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彻底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动物学分类法。新的无产阶级分类法通过深刻的辩证思辨，从本质上把动物分成唯物主义目和唯心主义目。长蹄子的属于唯物主义目，长蹼的属于唯心主义目。但是，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发现这样的分法还不够辩证，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现在，我们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通过‘启蒙’，发现长蹼的动物在行走上还是有特点的，为此我们发展了我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长蹼的还是可以被归为朴素的唯物主义目。”
仔细想想，那些人推崇的八十年代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不就是这类货色吗？
可笑吗，一点也不，由于没有经过认识论、方法论的否定和反省，就是到如今那些人演练着的不依然还是这一套吗！
4.
贴标签是一种观念论，意识形态化的表现：以论带史，以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分类法代替真正的探究和讨论，一种专断的妄自尊大。这就好像一台黑白电视，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非黑即白，认为用黑白可以穷尽天下的一切。在真理部及其培养的后代那里就是，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他们始终认为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评断天下的一切。七十年代初期以前的几十年，他们批判爱因斯坦为唯心主义，后来以为把爱因斯坦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己的研究就很进步了。这就好像过去你说孔雀是黑的，现在说孔雀还有点白一样，由于你的眼界还是依旧，知识框架、认识论基础没变，所以依然没有给出任何新的信息、新的思想，没有跳出原来的窠臼。
实际上无论是对于哲学史还是对于爱因斯坦的研究，只要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框架就根本无法理解和看到哲学家们曾经做出过的努力的价值所在。在西方哲学史上后来局部出现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过是这个大树上的某些思想问题极端化的一个枝条，而妄自尊大的唯物主义者们居然声称，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历史，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
当年洪先生因为功力深厚，而觉得很平常地说出来的一句话，对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研究的评价，他自己肯定不觉得，这么说是深刻的，并且是尖锐刺人的。因为洪先生从来是收敛的。可就是因为根本，这话等于直接颠覆了许先生的一生的所谓“研究工作“。而这话因为我而流行起来，则又是因为我对自己曾经受到的共产党教育有了觉悟和反省，想要真正回归到研究之路，传统的学术之路，因此不屈不挠地强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许先生和我之所以争论了将近三十年而最后彻底决裂也正是因为这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唯物主义”的“观念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以及为此而建立的“真理部”六十多年来带来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是谁也无法绕过和回避的问题。而就因为无法回避所造成的对抗及争论，贴标签和洪先生的治学，因为我的执着而流传，并且在中国知识界一定还会持续地发酵、产生影响。
我以为，也就是这句话，“还是贴标签“，将让洪先生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界的星空发出刺目光芒。而这就是知识的威力！
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通过这件事，洪先生的言与行让我看到，深刻的人在最平常，最心平气和的语言中涉及的一定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位一生不愿意得罪人的洪先生，并不知道这五个字对于许先生的杀伤力，对于精神和知识界产生的影响。同样的情况还曾经发生在四十年代初期，在洪先生和冯友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洪先生也是心平气和地写下一句话：西方的形而上学推崇者的形而上学还有一些启发作用，而冯友兰自诩的形而上学则毫无用处。这句一直不被外行的人注意理解的评断，其实已经彻底否定了冯友兰对于哲学的理解，以及他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冯友兰们自己当然是感到了的，所以这使得洪先生在四九年前也只好从哲学系转到外语系工作。而在这个意义上，四九年后，共产党来了，无法言说自己的哲学的洪先生在哲学界的地位反而是有所变化。而这就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知识界的荒诞。
返回认识论和哲学问题，冯友兰一生在政治上四处卖身投靠，当然在思想上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个一二三的问题我相信早晚也会在思想史上有所解析。现在没有，是因为具有能够认识到，并且揭示这个问题的能力的人太少。为此，可惜有能力的老马（马元德，着名翻译家）去世了，可惜入木三分的赵葆禹（我在八十六中当中学物理老师时的忘年交朋友，北大六零年历史系毕业）去世了，不然对于这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定可以记叙出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2016.6.21德国·埃森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