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8月19日讯】（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极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的呜咽起来，我知道那呜咽声里埋着道不尽的委屈与无助，他过来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老三，再哪里都不要去了，中国太危险了，他们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讲道理，即便是别人家里的猪、羊你能不能随便抓走？抓走别人家的一个狗娃子你还得给主人打声招呼，我们的一口子人，啥时想抓啥时抓，连个招呼都不给你打，每次抓了过上几个月就不承认啦，天底下还能有这种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呆在村里，我们养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苍苍白发的、像孩子般哭着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泪水滚面。我知道我的亲人们这几年所受的常人难以感到的伤害，这常让我犹历锥心痛，但我实在不能获得久伏于苟安的能力。我为了亲人们，不止一次地尝试过，而终于都归于无效，因为让我目睹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而不开口，比让我立死都难受。那种对心灵的煎迫、痛苦憋屈，绝不比遭囚禁时好受，这于甚么高尚、勇气绝无交涉。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至少是个性中我无力遏抑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对当局谈话对像说过，要让我对明明白白的罪恶无动于衷，惟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条件，我就会大着声说出我看到的罪恶。一部分人无法无天的罪恶为甚么能在化日下畅行无阻，就是因为受害者和旁观者一律的闭嘴。这种一律闭嘴实际上成全了罪恶，成全了这民族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苦难与不名誉。
有些人对当局花惊人的力量规模来扼控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恶政权少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一，他们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是最善于利益计算的，打压我“一年要花费上千万元（于泓源语）”，划不来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就在我和大哥泪水滚面之际，那“和尚”一手掌竖立，一手快捻佛珠，双目紧闭而口中则念念有词，一副蹙额苦容状。若不明究竟者，必以为那是因着大哥的哭诉所致；那浩辽幽深的权力罪恶正与“出家人”胸怀的善办理着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让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儿子打来一个电话时的一句话。侄子打来电话，大哥来不及擦把眼泪即下意识地告诉侄子“你三叔回来了”，大概是侄子问了一句“就三叔一个人吗？”，大哥脱口而说：“哪能是他一个人，还跟了一个假和尚。”和尚听得一愣，大哥却看了出来，说：“你不要愣，共产党能比家里人更了解你吗？你的性格，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悄无声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给家里人来一个电话呢？怎么可能带着个‘和尚’回家呢？连咱家里三岁孩子都骗不了。”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头不语。
这次回家适逢清明节，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给父母扫墓，全程在家呆了不到两天时间。4月5日中午后，我与“和尚”一同打车赶至榆林宾馆与在那里的“和尚”的领导们会合，并于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别去了十四个月的小关的家里。
家，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那个家从来没有像那样凄凉过，他们娘仨成就了那个家温暖和欢乐的全部。她们的离去，使家成了一个空壳。
暂时没有了家，却不是没有了人“关心”我，不仅夜里有人在门外面值守，就是身边也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颇似羞惭满容地将一个数码录音笔塞进我的兜里，说便是睡觉也要放在枕头旁，说政府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保护你，不允许关掉，他们每天夜里有人来调适一次。其实他们也只是一种侥幸心理，对我是否服从心里没有底。我一进门就把它给关了。第二天一大早，孙荻、张雪就来找我，孙荻一来就问录音笔放在哪里，想看看录音效果，我从厨房找出来递给他，他一看录音笔是关着的即大为不悦，问为甚么把录音笔关了，我回答他因为昨晚我是这录音笔的主人，他一下急了，说这怎么能行，这东西不能关了，我说昨天关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危险，如果你觉得开着它很重要，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带在你身上，他不再说话，过一会儿，他说你一会去见美联社记者时必须打开，否则今天的见面就取消。我立即答应。我心里有数，届时开关这死物的权力还不是操在我手里。他走时一脸疑惑却也唯能如此。
吃过早饭，我按约定与美联社四位记者在一茶馆见面，虽然这是当局策划演戏的一部分，却仍有大批特务游荡在我的周围，由孙荻担负现场指挥，在外围大批特务的拱卫下，我完成了与美联社记者的见面，其中汉茨乐是老相识了。这是我近五年来第一次与媒体朋友见面，我关了录音笔，与他们谈了我这几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实处境，谈完后我打开了录音笔接受了“采访”。
我非常感谢他们及所有持续关注我这些年来际遇的记者朋友们，他们清一色的是属于境外媒体，正是由于他们，才使得全世界的关爱关注即正义力量与我在困难时期的信心坚韧地联结在一起，正是他们坚韧的追寻、追问，构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力量。他们，是中国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他们，是构成中国和平改变力量的结构性一极，在拓通中国和平改变路途上有他们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见证他们对中国非正义现状关注的焦虑、坚持和无畏。而这种焦虑、坚持和无畏，将与中国和平抗争力量一道，负起中国和平趋向自由、民主宪政的重轭。
他们是永被我纪念的，无论何时何地。
2010年4月8日的绑架及其后的酷刑和囚禁
我刚与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钟，孙荻和张雪就蹑踪而至。一来就索要录音笔，说于局急着要听。我说物理是最诚实的，当然它还会发生诚实的技术故障，把录音笔递给他们。孙突然接了个电话，起身就走，我知道这是外面了望哨发现了新情况，孙刚走，有几位外国朋友来看我，他们带来了真挚的关怀和问候。真的，这绝不是倾向性的认识，他们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诚是表里如一的。那种眼神于人工藻饰无涉，那是长期在真爱和信仰的环境中才能成就的。那两天时间里，看望我的来访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见到我喜极而泣，有些人从头至尾泪水滚面。
但这些往来的人群及其频率引起了当局的恐慌，第二天下午，几位外国朋友刚走的间暇，孙荻和张雪又来交涉，说回来让你平静比登天都难，说外面观察记录与我往来人员情况的并非只他们一个系统的，分属不同的系统，说你就这样不拒绝与外界往来若一直保持着，“连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会被抓，希望你从现在起不要再见外人，有人敲门你也不要开。”孙说。我拒绝了孙。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时，当局再次将我绑架。这次回家，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接触到了十几批 、几十名中外朋友。这对我和朋友们都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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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高智晟及其家人。）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极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的呜咽起来，我知道那呜咽声里埋着道不尽的委屈与无助，他过来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老三，再哪里都不要去了，中国太危险了，他们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讲道理，即便是别人家里的猪、羊你能不能随便抓走？抓走别人家的一个狗娃子你还得给主人打声招呼，我们的一口子人，啥时想抓啥时抓，连个招呼都不给你打，每次抓了过上几个月就不承认啦，天底下还能有这种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呆在村里，我们养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苍苍白发的、像孩子般哭着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泪水滚面。我知道我的亲人们这几年所受的常人难以感到的伤害，这常让我犹历锥心痛，但我实在不能获得久伏于苟安的能力。我为了亲人们，不止一次地尝试过，而终于都归于无效，因为让我目睹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而不开口，比让我立死都难受。那种对心灵的煎迫、痛苦憋屈，绝不比遭囚禁时好受，这于甚么高尚、勇气绝无交涉。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至少是个性中我无力遏抑的东西。我不止一次对当局谈话对像说过，要让我对明明白白的罪恶无动于衷，惟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条件，我就会大着声说出我看到的罪恶。一部分人无法无天的罪恶为甚么能在化日下畅行无阻，就是因为受害者和旁观者一律的闭嘴。这种一律闭嘴实际上成全了罪恶，成全了这民族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苦难与不名誉。
有些人对当局花惊人的力量规模来扼控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恶政权少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一，他们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是最善于利益计算的，打压我“一年要花费上千万元（于泓源语）”，划不来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就在我和大哥泪水滚面之际，那“和尚”一手掌竖立，一手快捻佛珠，双目紧闭而口中则念念有词，一副蹙额苦容状。若不明究竟者，必以为那是因着大哥的哭诉所致；那浩辽幽深的权力罪恶正与“出家人”胸怀的善办理着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让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儿子打来一个电话时的一句话。侄子打来电话，大哥来不及擦把眼泪即下意识地告诉侄子“你三叔回来了”，大概是侄子问了一句“就三叔一个人吗？”，大哥脱口而说：“哪能是他一个人，还跟了一个假和尚。”和尚听得一愣，大哥却看了出来，说：“你不要愣，共产党能比家里人更了解你吗？你的性格，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悄无声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给家里人来一个电话呢？怎么可能带着个‘和尚’回家呢？连咱家里三岁孩子都骗不了。”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头不语。
这次回家适逢清明节，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给父母扫墓，全程在家呆了不到两天时间。4月5日中午后，我与“和尚”一同打车赶至榆林宾馆与在那里的“和尚”的领导们会合，并于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别去了十四个月的小关的家里。
家，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那个家从来没有像那样凄凉过，他们娘仨成就了那个家温暖和欢乐的全部。她们的离去，使家成了一个空壳。
暂时没有了家，却不是没有了人“关心”我，不仅夜里有人在门外面值守，就是身边也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颇似羞惭满容地将一个数码录音笔塞进我的兜里，说便是睡觉也要放在枕头旁，说政府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保护你，不允许关掉，他们每天夜里有人来调适一次。其实他们也只是一种侥幸心理，对我是否服从心里没有底。我一进门就把它给关了。第二天一大早，孙荻、张雪就来找我，孙荻一来就问录音笔放在哪里，想看看录音效果，我从厨房找出来递给他，他一看录音笔是关着的即大为不悦，问为甚么把录音笔关了，我回答他因为昨晚我是这录音笔的主人，他一下急了，说这怎么能行，这东西不能关了，我说昨天关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危险，如果你觉得开着它很重要，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带在你身上，他不再说话，过一会儿，他说你一会去见美联社记者时必须打开，否则今天的见面就取消。我立即答应。我心里有数，届时开关这死物的权力还不是操在我手里。他走时一脸疑惑却也唯能如此。
吃过早饭，我按约定与美联社四位记者在一茶馆见面，虽然这是当局策划演戏的一部分，却仍有大批特务游荡在我的周围，由孙荻担负现场指挥，在外围大批特务的拱卫下，我完成了与美联社记者的见面，其中汉茨乐是老相识了。这是我近五年来第一次与媒体朋友见面，我关了录音笔，与他们谈了我这几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实处境，谈完后我打开了录音笔接受了“采访”。
我非常感谢他们及所有持续关注我这些年来际遇的记者朋友们，他们清一色的是属于境外媒体，正是由于他们，才使得全世界的关爱关注即正义力量与我在困难时期的信心坚韧地联结在一起，正是他们坚韧的追寻、追问，构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力量。他们，是中国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他们，是构成中国和平改变力量的结构性一极，在拓通中国和平改变路途上有他们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见证他们对中国非正义现状关注的焦虑、坚持和无畏。而这种焦虑、坚持和无畏，将与中国和平抗争力量一道，负起中国和平趋向自由、民主宪政的重轭。
他们是永被我纪念的，无论何时何地。
2010年4月8日的绑架及其后的酷刑和囚禁
我刚与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钟，孙荻和张雪就蹑踪而至。一来就索要录音笔，说于局急着要听。我说物理是最诚实的，当然它还会发生诚实的技术故障，把录音笔递给他们。孙突然接了个电话，起身就走，我知道这是外面了望哨发现了新情况，孙刚走，有几位外国朋友来看我，他们带来了真挚的关怀和问候。真的，这绝不是倾向性的认识，他们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诚是表里如一的。那种眼神于人工藻饰无涉，那是长期在真爱和信仰的环境中才能成就的。那两天时间里，看望我的来访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见到我喜极而泣，有些人从头至尾泪水滚面。
但这些往来的人群及其频率引起了当局的恐慌，第二天下午，几位外国朋友刚走的间暇，孙荻和张雪又来交涉，说回来让你平静比登天都难，说外面观察记录与我往来人员情况的并非只他们一个系统的，分属不同的系统，说你就这样不拒绝与外界往来若一直保持着，“连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会被抓，希望你从现在起不要再见外人，有人敲门你也不要开。”孙说。我拒绝了孙。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时，当局再次将我绑架。这次回家，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我接触到了十几批 、几十名中外朋友。这对我和朋友们都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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