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6日，甘肃省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28岁村民杨改兰，先用斧背锤杀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后喝农药自杀。9月4日，她的丈夫办完妻子儿女的后事后，再度喝农药自杀身亡。家中留下70岁的奶奶杨兰芳和52岁的父亲杨满堂。
在切入评论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逼近真相。虽然人死不能复生，很多真相已经永远埋藏于地下。但任何远离真相的评论和情怀，都是廉价的甚至是伪崇高的。接下来的行文中，关于事实方面的描述，分别来自中国青年报（2016/09/11）《甘肃农妇杀四子案追踪：村主任解释为何取消其低保》，杨璐《甘肃一家六口了断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为了尽可能行文简洁，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奶奶杨兰芳。70岁，1946年生。虽然与孙女各干各的活各开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物。杨兰芳父亲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就入赘了女婿，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女婿离家出走（一说是杨兰芳看不上把他赶走了），给杨兰芳留下4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喝农药自杀身亡。
期间，杨兰芳曾带着一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临洮县的一对父子。因为与丈夫关系不和，她又带着女儿回到了阿姑山村，与儿子杨满堂生活在一起。
父亲杨满堂。52岁。有些痴呆，平日里说话干活都不利索。杨满堂长大后娶曹姓女子结婚，婚后生下杨改兰和杨改转，在长女杨改兰11岁时（一说6岁），妻子又因为家境贫寒，离家出走。杨满堂将杨改兰养大，把杨改转送给了本村高姓人家。
孙女杨改兰。悲剧主角。生下来就是重担一肩挑。从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10岁开始，杨改兰学会了做饭，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务活都被她包了。
19岁时，和本村李克英结婚，李克英入赘到杨家。此后几年，先后4个孩子降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作为姐姐，杨改兰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照顾全家。
杨改兰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镇上猪场打工时。丈夫走后，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一声不吭，眼泪掉个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杨改兰开始哭诉，“他以前出去也没挣到钱，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丈夫不大会挣钱，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个三四千元。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让丈夫出门吗？不可以！贫贱家庭百事哀。家里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仅如此，家里也一直在千百计增加“增量”，拿人拼命：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3亩地。在村里，这么大范围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农忙时节还要请人帮忙。除了种地，杨改兰还打理着一个小菜园。
奶奶杨兰芳腿脚不便，已经不能下地。父亲杨满堂只会放牛种菜，地里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时才回家帮忙。为了操持这个家庭，杨改兰还养了3只山羊和3头牛。因为没有积蓄，杨改兰找奶奶杨兰芳借了600块钱，买了一只母羊，母羊又下了两个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带着牛出门吃草，下地里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回家。忙起来，她有时顾不上做饭，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也得跟着挨饿。眼看着最大的孩子杨某帆马上要入学了，杨改兰更是焦虑。过去一年，杨某帆在阿姑山大庄幼稚园上学，光是送孩子上学走路来回都要一个小时。一年的学，孩子缺勤半年。杨改兰曾向辈分高、比她年纪小的堂姑杨雪丽谈起：不要太早结婚，20多岁再结。她说，“家里的负担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对于杨改兰们来说，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苦役，漫长的负担，漫长的贫困，漫长的绝望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助。一辈子像牲口一样活着，除了无尽的责任，了无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们自由自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一口吃饱，全家不饿。
在那样的小国寡民里，没有任何人剥削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的交换体系——如果他们进入了这种交换体系，被资本家和商业社会“剥削”，他们的命运绝对不至于这么悲惨。
是的，在那样半原始的农业社会里，几乎没有人来剥削他们——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会的压迫无时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气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没有这种无形的“社会压迫”，杨改兰们也许可以“安贫乐道”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辈子，虽然悲苦，却也得过且过。因为大家的生存状况彼此都差不多，差别也许只是房子好一点差一点。在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哀莫大于心死。身体苦累和自我层层加压不在话下，但是来自社会的无形压迫制造的心灵绝望，或许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种压迫，可能恰恰都来自道德婊们一再呼吁的“政府救济”如“精准扶贫”！它来自两方面：
一是杨改兰家被村民“集体评议”取消了低保。这个过程，取消的不仅仅是低保本身，而是牵涉到一个小社会里的基本信任和“社会排斥”问题。像杨改兰这样的家庭，往往是越贫困，社会交往面越窄，“人缘”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导致心灵也越封闭。恶性循环。同时，杨改兰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挣个六七千元（很多时候没活干），能拿回家的不过三四千，但是在“集体评议”中，却被评估为打工收入2万。这样，在她和村民之间，基本的信任就破产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权力压迫。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在老爷湾社，近年来，一些农户陆续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新建了住房。如今，走进老爷湾社，很少见到像杨家一样的土坯房。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脸上的伤疤。但这又是杨家经济条件不可承受之重。“1万多元（建房补助）我们给匠人的烟酒钱都不够。”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说，杨改兰曾不止一次这样答覆他。而杨兰芳回忆道，魏公辉来过，让尽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们一家去哪住，我年龄这么大了，又有病。”杨兰芳说。在魏公辉看来，杨家听说其他乡镇有过5万元到6万元的建房补贴，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额的补助，因而几次没有答应新建房子。但是对杨改兰一家来说，他们却是拿不出足够的“配套资金”！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句话的后面，藏着杨改兰怎样的心灵密码？
廉价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谴责都轻佻而弱智。有人谴责政府的救助无力。比如连续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文章说：这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陞、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预设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作者说，第一种办法基本没有可能，比较现实的是第二种。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却被刷屏，当然也被不断删帖。只能说明：中国的落后是由精英的落后决定的。
一方面，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着扩大不均衡的方向迈进。只要看清楚财富本质，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类悲剧。相反，人类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伟大理想与情怀，恰恰是百年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之源。乌托邦理想无时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门邪道上。
中国社会近年来通胀非常严重，但事实上通胀造成的主要是中产以上社会阶层的财富大缩水，对底层社会，反而让政府有更多的钱来给底层输血。社会上层的大量财富拥有者，比如企业家，对企业和财富本质也不是“占有”，而是“管理”企业和社会财富。换上别人，也许管理自己尚没有馀力，何况管理企业和社会。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们的物质帮助可能适得其反，在执行中异化成了心灵的压迫。这种文章诉诸的理想，只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和惨剧。又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云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剧》（2016-09-11）一文中写道：“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唤起社会和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其保护弱势群体的数量来平息民粹的呼声。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的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变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义的输血理想把政府当成了万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们不是想启动人内在的活力与觉醒，不是想着如何让人们进入更广阔更文明的商业社会。所以我对此作出如此决绝的评价：“智慧死绝的时候，民粹野草般疯长——有感于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我想说，你和政府都没有你笔下那么万能，你的理想、情怀除了制造更多灾难和悲剧，一文不值，得换一个脑袋思考问题了。”
另有一种声音，是用文明社会的眼光，谴责杨改兰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在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面前，在绝对的封闭绝对的苦役绝对的无望面前，谴责和上面的同情一样，都显得格外的廉价格外的无知格外的无情。在她封闭的小心灵里，她把孩子们一起带走，就是对他们最深沉的母爱！因为她无法想像，离开了她的庇护，孩子们会过得多么悲惨多么没有尊严。她自己拼尽一生的努力，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百年以来，从晏阳初，到费孝通，到厉以宁，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情怀，我们的社会精英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百年来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只知道“就地解决”，永远把农民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输血，不知道解放农民，让他们自我造血。甚至，把户籍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想，这种情怀，甚至被不断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诸如善待弱势群体啦，区域均衡发展啦。却不知，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之“道”，人类的“德”，又将何附哉？
中国若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从根本上减少农民上来，杨改兰们的悲剧，还将不断重演。在道德婊们的道德指挥下，黑暗永无尽头。
──转自《东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附录】格隆：盛世中的蝼蚁
一、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
如果没有杨改兰令人窒息的“自我灭门”，谁会相信我们这个“盛世”下有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态与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条羊肠小道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一一砍杀，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
奶奶杨兰芳闻讯赶去时，杨改兰还没断气，马上要报名读一年级的6岁的大重孙女也没断气，但看起来十分痛苦。她曾经请求，让杨改兰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改兰没同意——这个女人很决绝、近乎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机会。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电话赶回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他一言不发、没流眼泪，抱起还没死的小儿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儿子断气了，他又木然把儿子抱回家。
在平静料理完一家人的后事后，这个男人也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二、
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
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
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
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
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着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
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抗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
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
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
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
那件色彩艳丽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为了永远也不会再见阳光的希望。
三、
杨改兰并不孤独。之所以社会会形成他们是“社会的少数”的错觉，多半是因为“形势大好”的阳光宣传，以及镜头从来没有对准过他们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始终都是金字塔型的，杨改兰这样的底层一直都是大多数，无论是在建国前的私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公有时期”。
90年代下岗工人因生活无着、谋生无路而举家上吊的事情，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其实稍微近一点，这种案例也毫不罕见。2014年一名妇女因盗窃两个面包，被店主当场抓住，店主为防止妇人下次继续作案，将其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社会给这个群体人格和尊严的估值，有时候只值两块面包。
如果记忆力不坏，应该也不会忘记，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偷一个鸡腿的新闻。
儿童节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获一个奇怪的小偷，对女子进行搜查后，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盗的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而检查到腰部时，则发现了一本儿童读物。
女子姓刘，生了双胞胎女儿，但肾脏都有问题，她这次带着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医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每天在废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这次来南京看病总共带了3000元，也都是跟亲戚借的。
“为什么不偷多一点鸡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刘女士十分后悔，声音也带着哽咽：“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昨天一早，孩子就说想要礼物，说想吃鸡腿，但是超市的鸡腿要7块钱一个。还想要一本三字经，学校早读课上要背，之前一直没舍得给她买，她常和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没有，我总跟她说再等等，过段时间买。昨天下午去超市，本来是想买点玉米大豆，给她吃消肿，结果看到有鸡腿和三字经，可我身上只有5块钱，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后还是一个糊涂……”
1、哪个更真实？
是杨改兰和四个孩子？偷面包和鸡腿的母亲？还是“盛世”？
2、谁的错？
杨改兰们的？还是这个社会的？
四、
81年前，美国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诘问。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着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会有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提醒格隆：杨改兰们的贫困是自己不够努力的结果，与社会何干？
我们回到杨改兰“灭门”现场。奶奶杨兰芳见到还未断气的杨改兰时，看到了她的笑容。亲手了结4个亲生骨肉后，她的情绪竟然那么平静而欢愉。奶奶问她究竟怎么了，她用方言说：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这四个字，我相信，绝大部分习惯了俯视众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会理解。脾气和善，几乎从不抱怨的杨改兰如同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逆来顺受，勤扒苦做，早已习惯了穷困。对她们而言，穷，并不可怕；比穷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我想，杨改兰说的“你不理解”，应该是指那种对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希望的绝望感，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端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靠自身力量，再怎么勤扒苦做，也完全没可能走出贫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对于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几乎从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杨改兰，杨改兰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励志鸡汤，对杨改兰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梦想。
所以：真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
有解决办法吗？
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陞、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吗？
答案是悲观的：基本没有可能。理由掰着脚趾头也能明白。
更现实可行的，无疑是第二种：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如果我们有资源让“老干部”群体医无所忧，我们就一定有资源让杨改兰的孩子们能治上病，读上书。
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
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恰恰也是一个社会最强大的部分。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一定不是出了多少英明领袖，造了多少核弹，有多少外汇储备，在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GDP增长率多高……，这些和杨改兰们没有毛线关系。
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在切入评论前，我希望能够尽可能逼近真相。虽然人死不能复生，很多真相已经永远埋藏于地下。但任何远离真相的评论和情怀，都是廉价的甚至是伪崇高的。接下来的行文中，关于事实方面的描述，分别来自中国青年报（2016/09/11）《甘肃农妇杀四子案追踪：村主任解释为何取消其低保》，杨璐《甘肃一家六口了断生命的血色一周》（2016-09-10）等文章，为了尽可能行文简洁，文字做了重新整理。
一家三代宛如亘古的贫困、绝望与黑暗
奶奶杨兰芳。70岁，1946年生。虽然与孙女各干各的活各开各的灶，但仍是家中最有话语权的强势人物。杨兰芳父亲只生了她一个女儿，就入赘了女婿，后来因为家境困难，女婿离家出走（一说是杨兰芳看不上把他赶走了），给杨兰芳留下4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喝农药自杀身亡。
期间，杨兰芳曾带着一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临洮县的一对父子。因为与丈夫关系不和，她又带着女儿回到了阿姑山村，与儿子杨满堂生活在一起。
父亲杨满堂。52岁。有些痴呆，平日里说话干活都不利索。杨满堂长大后娶曹姓女子结婚，婚后生下杨改兰和杨改转，在长女杨改兰11岁时（一说6岁），妻子又因为家境贫寒，离家出走。杨满堂将杨改兰养大，把杨改转送给了本村高姓人家。
孙女杨改兰。悲剧主角。生下来就是重担一肩挑。从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10岁开始，杨改兰学会了做饭，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和家务活都被她包了。
19岁时，和本村李克英结婚，李克英入赘到杨家。此后几年，先后4个孩子降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作为姐姐，杨改兰不得不留在家中，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照顾全家。
杨改兰最近一次哭，是在丈夫去镇上猪场打工时。丈夫走后，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一声不吭，眼泪掉个不停。
奶奶上前安慰，杨改兰开始哭诉，“他以前出去也没挣到钱，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丈夫不大会挣钱，打工最多一年只能拿回个三四千元。养活一家人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她身上。
但是，她可以不让丈夫出门吗？不可以！贫贱家庭百事哀。家里的“存量”是有限的，外面的增量有一分是一分。
不仅如此，家里也一直在千百计增加“增量”，拿人拼命：杨改兰一个人种着17.3亩地。在村里，这么大范围的地至少需要一家三口打理，农忙时节还要请人帮忙。除了种地，杨改兰还打理着一个小菜园。
奶奶杨兰芳腿脚不便，已经不能下地。父亲杨满堂只会放牛种菜，地里的活基本插不上手。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只有收割时才回家帮忙。为了操持这个家庭，杨改兰还养了3只山羊和3头牛。因为没有积蓄，杨改兰找奶奶杨兰芳借了600块钱，买了一只母羊，母羊又下了两个羊羔崽子。
天一亮，她就带着牛出门吃草，下地里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回家。忙起来，她有时顾不上做饭，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孩子们也得跟着挨饿。眼看着最大的孩子杨某帆马上要入学了，杨改兰更是焦虑。过去一年，杨某帆在阿姑山大庄幼稚园上学，光是送孩子上学走路来回都要一个小时。一年的学，孩子缺勤半年。杨改兰曾向辈分高、比她年纪小的堂姑杨雪丽谈起：不要太早结婚，20多岁再结。她说，“家里的负担都在自己身上，很辛苦”。
福利困境中的社会排斥
对于杨改兰们来说，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苦役，漫长的负担，漫长的贫困，漫长的绝望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助。一辈子像牲口一样活着，除了无尽的责任，了无意趣。甚至牲口都比她们自由自在，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责任，一口吃饱，全家不饿。
在那样的小国寡民里，没有任何人剥削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够进入现代商业文明的交换体系——如果他们进入了这种交换体系，被资本家和商业社会“剥削”，他们的命运绝对不至于这么悲惨。
是的，在那样半原始的农业社会里，几乎没有人来剥削他们——甚至可能还有来自政府和外界的援助，但自然的、社会的压迫无时不刻不存在，像窒息的空气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没有这种无形的“社会压迫”，杨改兰们也许可以“安贫乐道”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辈子，虽然悲苦，却也得过且过。因为大家的生存状况彼此都差不多，差别也许只是房子好一点差一点。在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哀莫大于心死。身体苦累和自我层层加压不在话下，但是来自社会的无形压迫制造的心灵绝望，或许才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种压迫，可能恰恰都来自道德婊们一再呼吁的“政府救济”如“精准扶贫”！它来自两方面：
一是杨改兰家被村民“集体评议”取消了低保。这个过程，取消的不仅仅是低保本身，而是牵涉到一个小社会里的基本信任和“社会排斥”问题。像杨改兰这样的家庭，往往是越贫困，社会交往面越窄，“人缘”越差，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也越少。由此导致心灵也越封闭。恶性循环。同时，杨改兰丈夫外出打工，一年挣个六七千元（很多时候没活干），能拿回家的不过三四千，但是在“集体评议”中，却被评估为打工收入2万。这样，在她和村民之间，基本的信任就破产了。
二是住房改造中的权力压迫。从2013年开始，各级镇、村里的干部频繁到杨家动员，要对他家进行危房改造，一直到2016年4月，已经动员6次之多。但，杨家的危房一直没改成。在老爷湾社，近年来，一些农户陆续享受了农村危房改造补贴，新建了住房。如今，走进老爷湾社，很少见到像杨家一样的土坯房。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脸上的伤疤。但这又是杨家经济条件不可承受之重。“1万多元（建房补助）我们给匠人的烟酒钱都不够。”阿姑山村村委会主任魏公辉说，杨改兰曾不止一次这样答覆他。而杨兰芳回忆道，魏公辉来过，让尽快把房拆掉，在原址上重建。“我们一家去哪住，我年龄这么大了，又有病。”杨兰芳说。在魏公辉看来，杨家听说其他乡镇有过5万元到6万元的建房补贴，希望能得到更高金额的补助，因而几次没有答应新建房子。但是对杨改兰一家来说，他们却是拿不出足够的“配套资金”！
杨改兰在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跟她的堂姑杨雪丽提到一句：“全庄全队的人都在告我。”这句话的后面，藏着杨改兰怎样的心灵密码？
廉价的民粹式同情和道貌岸然的谴责都轻佻而弱智。有人谴责政府的救助无力。比如连续多日被微信朋友圈刷屏的《盛世中的蝼蚁》。文章说：这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有解决办法吗？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陞、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预设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作者说，第一种办法基本没有可能，比较现实的是第二种。
这篇文章其实写得非常民粹非常差，却被刷屏，当然也被不断删帖。只能说明：中国的落后是由精英的落后决定的。
一方面，猪往前拱鸡往后刨蛇有蛇形鼠有鼠道。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大踏步朝着扩大不均衡的方向迈进。只要看清楚财富本质，就知道不均衡不是人类悲剧。相反，人类一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伟大理想与情怀，恰恰是百年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之源。乌托邦理想无时不刻不是狂奔在通往奴役之路的歪门邪道上。
中国社会近年来通胀非常严重，但事实上通胀造成的主要是中产以上社会阶层的财富大缩水，对底层社会，反而让政府有更多的钱来给底层输血。社会上层的大量财富拥有者，比如企业家，对企业和财富本质也不是“占有”，而是“管理”企业和社会财富。换上别人，也许管理自己尚没有馀力，何况管理企业和社会。
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我们的物质帮助可能适得其反，在执行中异化成了心灵的压迫。这种文章诉诸的理想，只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和惨剧。又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小云在《低保困局：一半是“唐僧肉”，一半是悲剧》（2016-09-11）一文中写道：“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唤起社会和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也使得政府通过不断增加其保护弱势群体的数量来平息民粹的呼声。但是，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扶持的数量的增加速度高于单位个人强度增加的速度。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有效的兜底效益下降，一些地方的低保甚至变成了平均福利。”
民粹主义的输血理想把政府当成了万能的全知、全能、全德的存在。他们不是想启动人内在的活力与觉醒，不是想着如何让人们进入更广阔更文明的商业社会。所以我对此作出如此决绝的评价：“智慧死绝的时候，民粹野草般疯长——有感于刷屏文章《盛世中的蝼蚁》。我想说，你和政府都没有你笔下那么万能，你的理想、情怀除了制造更多灾难和悲剧，一文不值，得换一个脑袋思考问题了。”
另有一种声音，是用文明社会的眼光，谴责杨改兰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儿女。但在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面前，在绝对的封闭绝对的苦役绝对的无望面前，谴责和上面的同情一样，都显得格外的廉价格外的无知格外的无情。在她封闭的小心灵里，她把孩子们一起带走，就是对他们最深沉的母爱！因为她无法想像，离开了她的庇护，孩子们会过得多么悲惨多么没有尊严。她自己拼尽一生的努力，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要福利，还是要自由？
百年以来，从晏阳初，到费孝通，到厉以宁，到我们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情怀，我们的社会精英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视角，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百年来中国农民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他们只知道“就地解决”，永远把农民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只知道输血，不知道解放农民，让他们自我造血。甚至，把户籍制度视为理所当然，把控制大城市人口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理想，这种情怀，甚至被不断抬高到很高的道德高度——诸如善待弱势群体啦，区域均衡发展啦。却不知，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之“道”，人类的“德”，又将何附哉？
中国若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大城市化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从根本上减少农民上来，杨改兰们的悲剧，还将不断重演。在道德婊们的道德指挥下，黑暗永无尽头。
──转自《东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附录】格隆：盛世中的蝼蚁
一、
看到杨改兰的事件时，格隆真实感受到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胃部阵阵痉挛绞痛，随后泪水不由自主溢满眼眶。
如果没有杨改兰令人窒息的“自我灭门”，谁会相信我们这个“盛世”下有这样惨绝人寰的生态与人群？
2016年8月26日18时许，甘肃省康乐县景谷镇阿姑山村，28岁女子杨改兰在其家房屋后一条羊肠小道上，用斧子将自己的4个亲生子女（一个6岁，两个双胞胎5岁，一个三岁）一一砍杀，在发现孩子未死后，又逼迫他们喝下农药，随后自杀身亡。
奶奶杨兰芳闻讯赶去时，杨改兰还没断气，马上要报名读一年级的6岁的大重孙女也没断气，但看起来十分痛苦。她曾经请求，让杨改兰把这个孩子“留下”，但杨改兰没同意——这个女人很决绝、近乎残忍地不给亲生骨肉留任何生的机会。
外出打工的丈夫李克英在接到电话赶回后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他一言不发、没流眼泪，抱起还没死的小儿子就向村口跑。半路上，儿子断气了，他又木然把儿子抱回家。
在平静料理完一家人的后事后，这个男人也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二、
景古镇阿姑山村位于景古镇东北面，距镇政府6公里，全村共有10个社、191户、841人。2013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73户、281人，占总户的38%。低保户56户、152人，占总人口的18%——超过一半的人口在贫困线下。
19岁结婚的杨改兰就生活在这个村里。她几乎撑起了一个家，带着4个子女和父亲一起生活，还要照顾奶奶。杨改兰家的生活环境，用尽词典中对于贫穷的形容都毫不为过：那是村里人都说最穷最破的房子，那是大风几乎都会吹翻的土坯房，那是连大门都关不严、家里任何值钱物件都没有的危房。杨改兰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劳作，平日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在10平方米左右的、连电都不舍得多用的危房里生活。
入赘的丈夫李克英平时外出打工，家里的十亩土地，各种农家杂货，4个孩子的衣食住行，上学等等一系列沉重的问题，都压在了杨改兰的肩头。麦子和大豆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农作物，几乎也是杨改兰一家的口粮和重要经济来源，农民看天吃饭，十亩贫瘠的土地种上小麦和大豆，收成好了一年能够有个三四千，不好的话，除了能吃饱饭，啥也干不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无尽的苦海中挣扎，没有尽头。
外出打工的李克英的收入也并不高。堂弟李克义说，他们这样农村出去的打工者，饥一顿饱一顿，勤扒苦做，一天小工工资也不过120元左右，但有时候几个星期也没有工作。
因为超生，四个孩子统统没能上户口（当地官方给的说法是：均未及时申报户口）。作为全世界仅有的四个有户口的国家，没有户口，就意味着国家对孩子的抚养与成长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也是杨家在2010年被纳入农村三类低保，直至2013年底取消低保，四个孩子一直没有纳入低保范围的原因——杨改兰的孩子们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是“黑户”，真实存在，却又如隐形人一样，视若无物。
这就是杨改兰们——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民——的真实生态：他们都是“盛世”下的蝼蚁，无关紧要，无人在意，也无人关注。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苦苦挣扎，但始终看不到一个出头之日。对他们而言，勤劳致富只是一个美丽且虚幻的泡沫。杨改兰即使不自杀，穷尽一生所得，也可能无法在哪怕省城兰州买一个厕所。“精英”占有和集中了社会所有的资源，留给杨改兰们的，只剩下贫瘠和这辈子也可能爬不出的穷困泥沼。社会车轮滚滚向前，但他们被毫不怜悯地刻意甩下、遗弃甚至无情碾压。
希望，永远不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对于杨改兰、李克英们，活得憋屈，死无尊严，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几乎唯一支柱，就是心中那点卑微、渺小、若有若无的希望。这也是在新学期开学前，6岁的大女儿要报名读书，李克英在工地上厚着脸皮提前“善意预支”1500元钱的原因——拿回去给大女儿报名用。
当某一天，某件事，比如小孩报名遭拒，比如全家被取消低保资格（杨家在2013年底的群众评议中未通过，而被全家取消低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是通过群众评议的方式），令他们觉得连最后的希望都不剩下的时候，他们能很轻松地做出放弃自身生命的决定——这也是这个弱势群体抗议和呐喊的最后、唯一的合法工具。
这个时候，于杨改兰，生和死，已经不是道选择题，而是一件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选、单选项。到这种份上，生亦何喜，死亦何哀！死亡，可能反而是一种愉悦的解脱。
我不知道杨改兰在砍杀自己孩子并自杀前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她做过怎样的挣扎。但我相信，但凡对人世哪怕还有丝毫的留恋，这个世界但凡哪怕给过她哪怕一丁点的希望，但凡在她喝药前的那几个小时、几分钟，身边的人，社会，哪怕给过她一丁点的色彩、微笑，或者是希望的暗示，她都不会选择死亡的。
事实上，这个渺小而卑微的女人，哪怕临死前，内心都还是怀有希望的：杨改兰的大女儿是穿着杨改兰此前去几公里外的镇上买来的新衣服离开这个世界的——买回家后，杨改兰一直不让她穿，说是怕脏了，让她等开学再穿。
那件色彩艳丽的新衣服，和它的主人一起，埋入地下，成为了永远也不会再见阳光的希望。
三、
杨改兰并不孤独。之所以社会会形成他们是“社会的少数”的错觉，多半是因为“形势大好”的阳光宣传，以及镜头从来没有对准过他们的原因。
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始终都是金字塔型的，杨改兰这样的底层一直都是大多数，无论是在建国前的私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公有时期”。
90年代下岗工人因生活无着、谋生无路而举家上吊的事情，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其实稍微近一点，这种案例也毫不罕见。2014年一名妇女因盗窃两个面包，被店主当场抓住，店主为防止妇人下次继续作案，将其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社会给这个群体人格和尊严的估值，有时候只值两块面包。
如果记忆力不坏，应该也不会忘记，今年六一儿童节前，一个母亲为了孩子偷一个鸡腿的新闻。
儿童节前一天，南京玄武警方抓获一个奇怪的小偷，对女子进行搜查后，民警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盗的一点杂粮、一个鸡腿。而检查到腰部时，则发现了一本儿童读物。
女子姓刘，生了双胞胎女儿，但肾脏都有问题，她这次带着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医院治病。丈夫出走，她在老家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她每天在废品站打工所得，每天只有四五十元。这次来南京看病总共带了3000元，也都是跟亲戚借的。
“为什么不偷多一点鸡腿呢？“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为了孩子，不是自己吃。”刘女士十分后悔，声音也带着哽咽：“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昨天一早，孩子就说想要礼物，说想吃鸡腿，但是超市的鸡腿要7块钱一个。还想要一本三字经，学校早读课上要背，之前一直没舍得给她买，她常和我说，别的小朋友都有，就她没有，我总跟她说再等等，过段时间买。昨天下午去超市，本来是想买点玉米大豆，给她吃消肿，结果看到有鸡腿和三字经，可我身上只有5块钱，我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最后还是一个糊涂……”
现在我想问的是两个问题：
1、哪个更真实？
是杨改兰和四个孩子？偷面包和鸡腿的母亲？还是“盛世”？
2、谁的错？
杨改兰们的？还是这个社会的？
四、
81年前，美国社会也发出过类似的诘问。
1935年的一天，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在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至于去偷几美分的面包呢？
审判刚结束，人们还没散去，拉古迪亚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社会。”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分。
这就是着名的“拉古迪亚的拷问”：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行文至此，必定会有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提醒格隆：杨改兰们的贫困是自己不够努力的结果，与社会何干？
我们回到杨改兰“灭门”现场。奶奶杨兰芳见到还未断气的杨改兰时，看到了她的笑容。亲手了结4个亲生骨肉后，她的情绪竟然那么平静而欢愉。奶奶问她究竟怎么了，她用方言说：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这四个字，我相信，绝大部分习惯了俯视众生，“何不食肉糜”的城市看客也不会理解。脾气和善，几乎从不抱怨的杨改兰如同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逆来顺受，勤扒苦做，早已习惯了穷困。对她们而言，穷，并不可怕；比穷更可怕的是失去了希望和信心。
我想，杨改兰说的“你不理解”，应该是指那种对今生和来世都没有希望的绝望感，是那种想挣脱现状却又极端无助的绝望感，是那种靠自身力量，再怎么勤扒苦做，也完全没可能走出贫困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对于杨改兰的四个孩子，几乎从一出生，就基本注定了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杨改兰，杨改兰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励志鸡汤，对杨改兰和她的孩子，就真的是梦想。
所以：真不是杨改兰的问题，确实是社会的问题。
尾声
有解决办法吗？
当然有，不外乎两条：
1、改造社会阶层流动与晋陞、资源占有欲处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机制，压缩顶层，推动底层向中层演进，最终将我们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改造成纺锤形社会结构；
2、默认并接受底层“弱势群体”的现状无可更改，继续固化社会结构，但对弱势群体输血，在福利上对他们大力度定向倾斜；
第一种方法，有可能吗？
答案是悲观的：基本没有可能。理由掰着脚趾头也能明白。
更现实可行的，无疑是第二种：既然是我们的社会机制必然性地“制造”了弱势群体，社会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善待他们，至少，让他们的孩子有病能治，有书能读。如果我们有资源让“老干部”群体医无所忧，我们就一定有资源让杨改兰的孩子们能治上病，读上书。
这实质就是给杨改兰们留下一丝卑微而渺小的希望，也是给他们留下活下去的勇气。
怎样对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最柔软的部分，恰恰也是一个社会最强大的部分。
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大，一定不是出了多少英明领袖，造了多少核弹，有多少外汇储备，在奥运会拿了多少金牌，GDP增长率多高……，这些和杨改兰们没有毛线关系。
是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弱势群体！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