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04日讯】（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2011年12月14日半夜，我在睡梦中被人摇醒，睁眼一看是六中队中队队长，说接上面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床接受谈话。我起床不一会儿门被打开进来三人，俩人就是我前述文字中提到的“恶煞一郎”和“恶煞同一郎”，另一官员模样者倒背双手站在桌子后面，“一郎”提着手铐，“同一郎”一手提着黑头套，三人进囚室并不说一句话。我被示意站起来，两位“恶煞”走过来扳转我的身体，将我压坐在床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开始拍摸搜查我的身体，有一人蹲下搜查我的下半身和鞋袜，搜查完毕后将黑头套套在我头上，然后两人将我的手拧在背后给铐住。
我被架了起来，感到自己被架出了门，又开始架着上楼梯，我感到自己被架着走出了门外，这是二十一个月来的第一次，一股凉爽通灌身体，第一次在户外听到警犬“小瘸”雄厚浑实的碜人的嗷叫声。我被架上了车坐下，左右各一人压着我的肩膀，汽车开动，一路无一人说话。汽车行进两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我被架下了车，然后感到被架进一个门，“妈的低头”，终于听见有人说话，后脑勺被人狠劲往前压了一把，我们站在一个地方。
“还是把头套给取了吧。”又有人说话了，我的头套被取下。我发现我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大厅中央，左右各立一人抓着我的肩，我远视一眼，发现之是一处庞大的医院挂号、划价、收费大厅，“一郎”又蛮横地一边喊低头一边伸手扳压我的头。这时又走过来数人，后面跟着一群警察，有摄像的、照相者。领头的是一位老者，颇儒雅，后来知道他是那所大医院的院长。“人全部到齐，上去吧。”那位老者说。然后他转身前行，我被人押着蹑其后走。上了二楼，听到身后有人说应该给他把手铐取了，到了一个挂着“抽血”的牌下，一群人停下，有人从后面开手铐。我被搀到抽血桌前，一位女士在口罩后面发话，说给你抽血化验。
我终于明白这半夜把人架出囚室原来是要做检查，这种体检，我只需跟着走即可。从我看到的现象倒推，这次体检是至少提前一天即安排好的，由院长带领指挥，凡要涉及的科室，必有人早已守候在那里，整座大楼，每上一层，只我一位“就医”者。显然，这种安排意图是在天亮前，对我的体检必须进行完毕。所有人员都是黑夜赶到，而到场人员则有中共公安系统、中共司法系统及医务人员三方。
我无需动脑，架至那里检查即可，只是在耳鼻喉科检查时，女医生突然惊问：“这人声带怎么成这样啦？”四周静寂无语，那双惊异的眼盯着我。“我已经二十个月没发声说话了。”我说了一句算是回答了她。心脑检查结束后，“一郎”又给我套上了黑头套，双手又被人拧在背后铐了起来，开始有人架着我下楼。
汽车在路上颠簸的时间很长，我并不知要被弄到甚么地方去，不知道会不会又回到那个被囚了二十一个月的地下室？终于又听到警犬“小瘸”那熟悉的嗥叫声，大致上是因为已到了白天而塞车，故而导致了远远长于去的时间。我又被架着回到那个囚室，已到了十二点多钟，证明了在路途颠簸的时间有四五个小时。站在一旁的哨兵见我回来，就很关心地悄悄询问我外出几个小时的遭遇，说很多士兵都关心你的下落。
回到囚室，我想又要开始较长一轮囚禁，亦做好被长期囚禁的心理准备。不料，当天夜里到了睡觉时间，又有军官进来通知说，上面来电话，让你先不要睡觉，说要找你谈话。
大约夜里十点钟左右，囚室门被打开，进来的还是昨天夜里来的那三个人，并不说话，那头目在桌子上铺开了几张纸，说了句开始，那“一郎”和“同一郎”过来就把我挟在中间，然后就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全掌压在一副黑印台上，使我手上各指都蘸上印色，然后强行抓住我的手开始往他们铺好的纸上摁手印、掌印。我看那些纸都是空白的。
我迄今不知这次“摁”了那么多手印的意图。但我也从未因此生出过心理顾虑，任何计谋手段亦无法染黑了我的心，更别说卖身。
2011年12月16日早饭刚过，囚室门又从外面被打开，又是那些人闯了进来，又对我进行了搜身后给戴上了黑头套，手又被背拷起来，我被架着出了门。没想到这竟是这次秘密囚禁的终结。这一幕我曾经梦到过，哨兵恰好就是梦里看到的湖南籍士兵“周老英雄”，但其时我浑然不知要去做甚么。
我又听到户外的人间声息，又被架到车上，这十年里，我在秘密警察手里，无论坐车时间有多长，他们绝不会因为在车里面而取下我头上的黑头套，车上坐着被背铐着是很不好受的，因为无论多累你也不能向后靠，况且更多情况下还有人在你背上压着，将你身体压成躬身状。车在路上走了有两个多小时，我的内心在这种过程中从不做任何揣忖，不想，是那种状况里最符合利益的选择。
汽车停了，竟然在车上抓下了我的头套，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一郎”几乎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妈那个X，你丫的一会儿下车要是敢把头抬起来，一会儿回去有你好果子吃。”我不愿在一些非刚性原则的环节上招致激烈冲突，下了车，我没有抬头，仍被他们俩架着前行，但我的馀光发现，一下车走了几步后路两旁镁光灯闪烁，并有许多摄像机在摄像，我就抬头平视，那阵势足够壮观。
进入一栋大楼，楼道两旁几十米的距离内足有几十名穿警服的人员，各自在忙碌着摆弄手中的摄像机、照相机。偶有一两名穿黑蓝西服的男女间杂其中，而胸前缀饰有检察院或法院系统的徽标。我颇诧异，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推架至一个房间门口，两位警察上前来替换下了那两位“恶煞”后将我推进房间。
一进门才发现那是一个小型法庭。我一进门，两位警察左右搀扶着我至被告席，我明白这是要“开庭”了，几位“法官”正襟危坐，是清一色的女“法官”，法警打开了我的手铐，“法官”问了一下我的家庭住址，突然说现在“开庭”，全体起立，一起立就念了一份裁定书，说我在缓刑考验内继续不思悔改，违反监管规定，经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撤销缓刑判决，改为实刑并予收监。一念完就说现在签收裁定书，法警立即扭转我的身把笔递在我的手中，签完字即把我押出法庭，前后时间，我印象中绝不超过两三分钟。
我当时心里突起两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馀。一个是：贼，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确形容当局的一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馀。一个是：水性杨花，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切形描“法官”们的一个词。但我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三位“法官”全是女性。这一点上颇显于泓源的老到，他心很细，很了解我。
一个“贼”字，任何经历那个过程的人，除了那些贼的活道具们，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贴切的词形容他们。整个过程，你感觉到这就是个做贼的过程，是由一群贼操办着这一切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头顶着国徽的贼，但贼终于是贼，无论他们啸聚的场面有多么大观，头顶上戴的是甚么，究竟无法掩隐流在血脉里的贼的怯惧。
整个过程，表面看是一个法院的庭审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唯一不被顾及的就是法律。我在你的黑牢里，从物理层面上看，我全被掌控在你的手里，基本的法律程序便是再不耐烦，硬着头皮也该走上一遍，你怕甚么？“依法治国”是你们自己死皮赖脸要挂着的人相，一个颇受关注的案件中，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最起码在法律程序上，你应当提前三天将开庭书面通知我，法庭上你至少当确认一下我的身份，告知我当有的权利义务，最起码也应该公布一下“法院”及“法官”的名字，询问一下有无回避请求，至少也当问一下北京市公安局指斥的违反缓刑规定是不是事实？询问一下我对裁定的意见。全部过程就是等于给你送达个早已打印好的裁定书。
我算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于泓源的人之一，从头至尾，这个“司法程序”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是一个法盲，没有比“法盲”这名词更适合于他的“执法者”身份。我曾在东北的法学教授王玉琦诉姚志萍案开庭时说过：“中国法盲最集中的人群是我党的政法干部队伍，其中最顶级的法盲群体是我党宝爱的法学专家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是专案组组长，实际上他并不具体管这个案件，他只是定基调、定框架，具体操办这个案子的实质就是专案组副组长于泓源。他曾在2009年5月份的一次劝说我换一个秘密身份被“强行送出国”的激情演说中，他踱着方步，一副气昂昂状，激动中说了许多有气魄的话，其中“你还没有最后得罪我，就等于没有得罪国家，你要是惹恼了我，就等于惹恼了国家”，这气魄是怎样的雄大，他可以以专案组组长身份抟捏所有程序。
这里最令人哀伤的是中国的“法官”们，便是为了个人尊严故，亦应当坚持进行表面上应有的程序。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仅是职业身份上有着毫不掩隐的水性杨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个人人性方面的水性杨花。职业尊严、个人尊严一泻千里而全然没有了挣扎的冲动。他们在“法庭”上个个昂首挺肚，这是令我痛心的另一个理由，在这样一个干脆的反法治过程中，做出这般姿态，这要有着怎样客观的无耻底气？被一个愚昧而凶残的秘密警察头子抟捏在手中，不以为耻辱而竟当作荣耀，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失守和损毁？
但这一群贼的“法律剧”表演还没有就此休止，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贼行还在后面呢，只是其时，我连目瞪口呆的条件都被剥夺。两三分钟的“庭审”出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想要解小手，因为他们是突然来到囚室将我架走的，没有来得及上厕所，所以在去的路上就憋的难受，几次请求被呵斥，可这人道能力实在不能被喝退。“法庭”出来我立即又提出上洗手间而被拒绝。
我很快被押上了车，车门一关，他们立即撕下了人相，先是给我戴上了头套，然后打开手铐将我的手拧向背后铐住，我将裁定书捏得紧紧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它的内容，我担心他们一会儿抢走这份裁定书，我知道于泓源、孙荻是甚么都干得出来的，2006年12月24日的判决书就是他们后来在家里给抄走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故伎重演，突然感到有人抢夺我手里的裁定书，我颇惊异我那时的手劲，竟然没有成功。但反抗只剩情绪和本能，便是把这两样发挥至极致也决然徒劳无益。我死攥着不放，究竟还是他们的经验精到，刺啦一声，有人捏紧我的手铐，骤至的巨痛使我立即松了手，他们成功了，那裁定书永远离我而去。其实，那裁定书对我毫无价值，它跟国家司法审判权力没有关系，只是中共黑帮的一块遮羞布耳。即便如此，戏刚演完他们就抢了回去。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我被押下了车。下车前竟又给抓下了头套。我被押进一座大楼，楼道里又是许多穿着制服的摄影摄像人员，二位“恶煞”推着我走进了一个里面全是警察的房间，这是我由不挂牌地狱转向挂牌地狱的开始。
终于，我结束了在部队的秘密囚禁，在中共武警部队秘密囚禁两年（其中榆林武警部队囚禁三个月，北京武警部队囚禁二十一个月），我称之为不挂牌地狱。我先后在十年时间里，累计被囚禁竟达七年时间，在不挂牌地狱的近四年的囚禁中，其中二十四个月就在中共武警部队的囚禁中。＃
附：高智晟新书订购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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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高智晟及其家人。）
（责任编辑：李明心）
2011年12月14日半夜，我在睡梦中被人摇醒，睁眼一看是六中队中队队长，说接上面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床接受谈话。我起床不一会儿门被打开进来三人，俩人就是我前述文字中提到的“恶煞一郎”和“恶煞同一郎”，另一官员模样者倒背双手站在桌子后面，“一郎”提着手铐，“同一郎”一手提着黑头套，三人进囚室并不说一句话。我被示意站起来，两位“恶煞”走过来扳转我的身体，将我压坐在床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开始拍摸搜查我的身体，有一人蹲下搜查我的下半身和鞋袜，搜查完毕后将黑头套套在我头上，然后两人将我的手拧在背后给铐住。
我被架了起来，感到自己被架出了门，又开始架着上楼梯，我感到自己被架着走出了门外，这是二十一个月来的第一次，一股凉爽通灌身体，第一次在户外听到警犬“小瘸”雄厚浑实的碜人的嗷叫声。我被架上了车坐下，左右各一人压着我的肩膀，汽车开动，一路无一人说话。汽车行进两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我被架下了车，然后感到被架进一个门，“妈的低头”，终于听见有人说话，后脑勺被人狠劲往前压了一把，我们站在一个地方。
“还是把头套给取了吧。”又有人说话了，我的头套被取下。我发现我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大厅中央，左右各立一人抓着我的肩，我远视一眼，发现之是一处庞大的医院挂号、划价、收费大厅，“一郎”又蛮横地一边喊低头一边伸手扳压我的头。这时又走过来数人，后面跟着一群警察，有摄像的、照相者。领头的是一位老者，颇儒雅，后来知道他是那所大医院的院长。“人全部到齐，上去吧。”那位老者说。然后他转身前行，我被人押着蹑其后走。上了二楼，听到身后有人说应该给他把手铐取了，到了一个挂着“抽血”的牌下，一群人停下，有人从后面开手铐。我被搀到抽血桌前，一位女士在口罩后面发话，说给你抽血化验。
我终于明白这半夜把人架出囚室原来是要做检查，这种体检，我只需跟着走即可。从我看到的现象倒推，这次体检是至少提前一天即安排好的，由院长带领指挥，凡要涉及的科室，必有人早已守候在那里，整座大楼，每上一层，只我一位“就医”者。显然，这种安排意图是在天亮前，对我的体检必须进行完毕。所有人员都是黑夜赶到，而到场人员则有中共公安系统、中共司法系统及医务人员三方。
我无需动脑，架至那里检查即可，只是在耳鼻喉科检查时，女医生突然惊问：“这人声带怎么成这样啦？”四周静寂无语，那双惊异的眼盯着我。“我已经二十个月没发声说话了。”我说了一句算是回答了她。心脑检查结束后，“一郎”又给我套上了黑头套，双手又被人拧在背后铐了起来，开始有人架着我下楼。
汽车在路上颠簸的时间很长，我并不知要被弄到甚么地方去，不知道会不会又回到那个被囚了二十一个月的地下室？终于又听到警犬“小瘸”那熟悉的嗥叫声，大致上是因为已到了白天而塞车，故而导致了远远长于去的时间。我又被架着回到那个囚室，已到了十二点多钟，证明了在路途颠簸的时间有四五个小时。站在一旁的哨兵见我回来，就很关心地悄悄询问我外出几个小时的遭遇，说很多士兵都关心你的下落。
回到囚室，我想又要开始较长一轮囚禁，亦做好被长期囚禁的心理准备。不料，当天夜里到了睡觉时间，又有军官进来通知说，上面来电话，让你先不要睡觉，说要找你谈话。
大约夜里十点钟左右，囚室门被打开，进来的还是昨天夜里来的那三个人，并不说话，那头目在桌子上铺开了几张纸，说了句开始，那“一郎”和“同一郎”过来就把我挟在中间，然后就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全掌压在一副黑印台上，使我手上各指都蘸上印色，然后强行抓住我的手开始往他们铺好的纸上摁手印、掌印。我看那些纸都是空白的。
我迄今不知这次“摁”了那么多手印的意图。但我也从未因此生出过心理顾虑，任何计谋手段亦无法染黑了我的心，更别说卖身。
2011年12月16日早饭刚过，囚室门又从外面被打开，又是那些人闯了进来，又对我进行了搜身后给戴上了黑头套，手又被背拷起来，我被架着出了门。没想到这竟是这次秘密囚禁的终结。这一幕我曾经梦到过，哨兵恰好就是梦里看到的湖南籍士兵“周老英雄”，但其时我浑然不知要去做甚么。
我又听到户外的人间声息，又被架到车上，这十年里，我在秘密警察手里，无论坐车时间有多长，他们绝不会因为在车里面而取下我头上的黑头套，车上坐着被背铐着是很不好受的，因为无论多累你也不能向后靠，况且更多情况下还有人在你背上压着，将你身体压成躬身状。车在路上走了有两个多小时，我的内心在这种过程中从不做任何揣忖，不想，是那种状况里最符合利益的选择。
汽车停了，竟然在车上抓下了我的头套，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一郎”几乎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妈那个X，你丫的一会儿下车要是敢把头抬起来，一会儿回去有你好果子吃。”我不愿在一些非刚性原则的环节上招致激烈冲突，下了车，我没有抬头，仍被他们俩架着前行，但我的馀光发现，一下车走了几步后路两旁镁光灯闪烁，并有许多摄像机在摄像，我就抬头平视，那阵势足够壮观。
进入一栋大楼，楼道两旁几十米的距离内足有几十名穿警服的人员，各自在忙碌着摆弄手中的摄像机、照相机。偶有一两名穿黑蓝西服的男女间杂其中，而胸前缀饰有检察院或法院系统的徽标。我颇诧异，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推架至一个房间门口，两位警察上前来替换下了那两位“恶煞”后将我推进房间。
一进门才发现那是一个小型法庭。我一进门，两位警察左右搀扶着我至被告席，我明白这是要“开庭”了，几位“法官”正襟危坐，是清一色的女“法官”，法警打开了我的手铐，“法官”问了一下我的家庭住址，突然说现在“开庭”，全体起立，一起立就念了一份裁定书，说我在缓刑考验内继续不思悔改，违反监管规定，经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撤销缓刑判决，改为实刑并予收监。一念完就说现在签收裁定书，法警立即扭转我的身把笔递在我的手中，签完字即把我押出法庭，前后时间，我印象中绝不超过两三分钟。
我当时心里突起两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馀。一个是：贼，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确形容当局的一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馀。一个是：水性杨花，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切形描“法官”们的一个词。但我终于没有说出口，因为三位“法官”全是女性。这一点上颇显于泓源的老到，他心很细，很了解我。
一个“贼”字，任何经历那个过程的人，除了那些贼的活道具们，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贴切的词形容他们。整个过程，你感觉到这就是个做贼的过程，是由一群贼操办着这一切的过程。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头顶着国徽的贼，但贼终于是贼，无论他们啸聚的场面有多么大观，头顶上戴的是甚么，究竟无法掩隐流在血脉里的贼的怯惧。
整个过程，表面看是一个法院的庭审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唯一不被顾及的就是法律。我在你的黑牢里，从物理层面上看，我全被掌控在你的手里，基本的法律程序便是再不耐烦，硬着头皮也该走上一遍，你怕甚么？“依法治国”是你们自己死皮赖脸要挂着的人相，一个颇受关注的案件中，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最起码在法律程序上，你应当提前三天将开庭书面通知我，法庭上你至少当确认一下我的身份，告知我当有的权利义务，最起码也应该公布一下“法院”及“法官”的名字，询问一下有无回避请求，至少也当问一下北京市公安局指斥的违反缓刑规定是不是事实？询问一下我对裁定的意见。全部过程就是等于给你送达个早已打印好的裁定书。
我算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于泓源的人之一，从头至尾，这个“司法程序”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是一个法盲，没有比“法盲”这名词更适合于他的“执法者”身份。我曾在东北的法学教授王玉琦诉姚志萍案开庭时说过：“中国法盲最集中的人群是我党的政法干部队伍，其中最顶级的法盲群体是我党宝爱的法学专家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是专案组组长，实际上他并不具体管这个案件，他只是定基调、定框架，具体操办这个案子的实质就是专案组副组长于泓源。他曾在2009年5月份的一次劝说我换一个秘密身份被“强行送出国”的激情演说中，他踱着方步，一副气昂昂状，激动中说了许多有气魄的话，其中“你还没有最后得罪我，就等于没有得罪国家，你要是惹恼了我，就等于惹恼了国家”，这气魄是怎样的雄大，他可以以专案组组长身份抟捏所有程序。
这里最令人哀伤的是中国的“法官”们，便是为了个人尊严故，亦应当坚持进行表面上应有的程序。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仅是职业身份上有着毫不掩隐的水性杨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个人人性方面的水性杨花。职业尊严、个人尊严一泻千里而全然没有了挣扎的冲动。他们在“法庭”上个个昂首挺肚，这是令我痛心的另一个理由，在这样一个干脆的反法治过程中，做出这般姿态，这要有着怎样客观的无耻底气？被一个愚昧而凶残的秘密警察头子抟捏在手中，不以为耻辱而竟当作荣耀，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失守和损毁？
但这一群贼的“法律剧”表演还没有就此休止，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贼行还在后面呢，只是其时，我连目瞪口呆的条件都被剥夺。两三分钟的“庭审”出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想要解小手，因为他们是突然来到囚室将我架走的，没有来得及上厕所，所以在去的路上就憋的难受，几次请求被呵斥，可这人道能力实在不能被喝退。“法庭”出来我立即又提出上洗手间而被拒绝。
我很快被押上了车，车门一关，他们立即撕下了人相，先是给我戴上了头套，然后打开手铐将我的手拧向背后铐住，我将裁定书捏得紧紧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它的内容，我担心他们一会儿抢走这份裁定书，我知道于泓源、孙荻是甚么都干得出来的，2006年12月24日的判决书就是他们后来在家里给抄走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故伎重演，突然感到有人抢夺我手里的裁定书，我颇惊异我那时的手劲，竟然没有成功。但反抗只剩情绪和本能，便是把这两样发挥至极致也决然徒劳无益。我死攥着不放，究竟还是他们的经验精到，刺啦一声，有人捏紧我的手铐，骤至的巨痛使我立即松了手，他们成功了，那裁定书永远离我而去。其实，那裁定书对我毫无价值，它跟国家司法审判权力没有关系，只是中共黑帮的一块遮羞布耳。即便如此，戏刚演完他们就抢了回去。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我被押下了车。下车前竟又给抓下了头套。我被押进一座大楼，楼道里又是许多穿着制服的摄影摄像人员，二位“恶煞”推着我走进了一个里面全是警察的房间，这是我由不挂牌地狱转向挂牌地狱的开始。
终于，我结束了在部队的秘密囚禁，在中共武警部队秘密囚禁两年（其中榆林武警部队囚禁三个月，北京武警部队囚禁二十一个月），我称之为不挂牌地狱。我先后在十年时间里，累计被囚禁竟达七年时间，在不挂牌地狱的近四年的囚禁中，其中二十四个月就在中共武警部队的囚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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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归高智晟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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