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人总算走过了文革。其间，父亲自己的磨难他不跟我们说，有些是事后听别人说的。
一俄语老师跟我说，你爸太幽默了！也够胆大的。67年文革，早请示、晚汇报，你爸一本正经地说：“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红心。”旁边的红卫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红心！？”你爸说，那我再重新说一遍：“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黑心。”红卫兵们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献黑心！”
是啊，那该怎么说？红卫兵没辙了，“那以后你别早请示晚汇报了。”事后，你爸跟我说他因祸得福。你爸也真够胆大的。
俄语老师还讲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学生把老师都关进大仓库。没有褥子，地上铺的是麦秸，不让拿枕头，让枕砖头。红卫兵锁门时，“就听咔嚓一声，库房里万籁寂静“。过了一会儿，听你爸爸说：“啊，我们这就算失去自由了。当我们获得自由的那天，我请大家吃饭。”蜷缩在麦秸里的老师们都偷着笑了。
你爸的“自由论”被一数学老师告发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斗：“你这资产阶级臭思想太严重，关都关不住！还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之后没再定什么新罪名。他是历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总算走过了文革，有了劫后馀生。
燕京大学毕业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妈给介绍的。俩人去了邯郸小城。父亲说：一对苦瓜，相依为命吧。文革结束后，廖阿姨去省教育厅办事，她打听父亲，还留下一封信。赶上父亲学校老师也去办事，就把这封信带回来了。打开一看，抬头是“管兄”，落款是“廖”，父亲惊叹：“啊，她还活着！”
还有一同事也跟我说了件类似的事。他在石家庄街头，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一直坐在马路沿儿上。他上前问：“您没事吧？”一听说话，俩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来。同事问：“您是干什么的？”老人说：“我是教书的。”同事说：“我认识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老头儿问姓什么？说姓管。老头儿惊叹：“啊，他还活着！”
我回家学舌，父亲想起来了，那是北京来的赵老师，在大学教书。父亲情不自禁地也冒出这句话：“啊，他还活着！”
文革中，教育系统，被红卫兵打死的、逼迫自杀的老师最多。象父亲这样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人能活下来，可谓劫后馀生。
我妈因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被送上天安门观礼台，当了北京区妇联主任。可我爸被迁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庄，瘸表哥被轰去陕西，四舅被发配到长沙。我妈自己重病缠身。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给她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近年曝出，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49年毛泽东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中共对地下党“卸磨杀驴”，我妈也难逃恶运。
我爸的历史问题，也是我妈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妈不选择离婚，难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迟早会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后，她就离开北京，去了石家庄和父亲团聚。没听爸妈说过离开北京的那段变故，可能也很困惑。现在看来，毛的淘汰政策加快了清洗的速度。
我家住石家庄新华区。小地方一听说我妈是北京来的党员，就以为她如何呢，让她当新华区区委委员。我妈老闹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闲住。我哥记得，那个新华区委书记叫贾然，后来升任石家庄市市长，文革时被批斗。我爸说，幸亏你妈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给斗死。66年红卫兵抄家，连她的骨灰盒都被打开了，怎么可能放过她？
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会什么，但是他会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会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爷、大爷，您跟我下盘棋，我是下遍全厂无敌手！”开局第三步大哥就被将住了，他耍赖，连输三盘。父亲说：“我这几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个心情？什么无敌手？真笨！”
二叔说，骂你们笨，不冤枉，“大爷（指我爸）三岁能站在万生园（北京动物园前身）门口朗读园规，不打磕巴，不错字。八岁在你爷爷抄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里偷写一个‘唱’字，敢以假乱真。十来岁给庙里抄金刚经，每天都抄，施主们排队等着他抄写。”
奶奶也说我爸不笨，聪明过人。“论念书，大爷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爷是做裤衩的材料。让大爷读书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给抖搂出来的。比如说我爸会双手写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从里面写上的，而不是写好贴上去的，那里面的字必须是反着写，才能向外呈现出正常的字。能写反字的人，不多见。回去问了，才知道他有这手绝活。
不止琴棋书画，他在专业教书上也有智慧。汉字有注音符号，用汉字来体现，是国民党时期出现的。廖阿姨跟我说过：1954年文字改革时，汉语拼音一出来，你爸一宿没睡觉，把汉语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什么都不懂，都去问他。什么样的偏旁，是什么样的韵母。学生一听就记住了汉语拼音。父亲说：那有什么难的，外语就是这样。
河北师大请他代课，问他能教什么？他说：“什么没人教，我教什么。”校方说，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没人教。他说：“那我就教这四门。”
外文怎么样？他可以流畅地看英文小说，与友人用日文书信往来。
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博学多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却在谨言慎行中战战兢兢地活着。
我总听父亲讲故事，没听过他讲课。当对方知道我是管老师女儿时，张口就夸管老师的课讲得好。一个教数学的天津老师说，你爸书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课，胜读十年书。我写了篇作文，有几个错别字。你爸说：“你这篇作文写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饭，香喷喷的。可惜白米饭上趴着几只绿豆蝇，你说噁心不噁心？”这话我记一辈子，拿不准的字，再也不瞎写，动手查字典。
有个陌生人对我说，我对徐霞客游记感兴趣，是听了管老师的课以后。管老师说，中国的南北，以淮河秦岭为界。徐霞客说了，秦岭以南为橘，秦岭以北为枝。秦岭以北也长橘子，个头不小，苦的不能吃，秦岭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园遇到原教育局干部，他说：“哎呀，全石家庄找不出来，我不能说全国啊，听你爸爸讲课那是享受！管老师讲课已经升华到艺术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谁都不爱听，不会有这样的反馈。我问他现在给政法学院讲什么课？他说讲清朝对“逆伦”罪的严惩。如果一个县里出了“逆伦”重案，县令三年不准拿俸禄，还得拆掉城门西北角，再重新盖好，费用全部由县令自己支付。父亲说，下面听课的都是政法干部，他们不知道“逆伦”重案，违背人伦道德的严重性，是会遭天谴的！所以皇上亲自督办。现在的“逆伦”重案远比清朝多，对官员的惩戒远不如清朝严厉。
我担心他太出轨，惹麻烦。他说学生爱听，下次还让我讲点课外的，保证不泄密。我嘱咐他们：考试、作业，结论一定要回到那条红线上来。要是不回来，你们考不及格，不过关，我也出麻烦。
有一阵发现父亲忙于备课。他说是在被动的备课。因为每回上课都有学生跟他说，“您讲课的教案能不能给我？”要教案的学生排成队。“他们是师大的学生，将来都是老师，需要学写教案，所以我必须认真地给他们写”。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儿名气了，学校允许他上课抽烟、喝茶、坐着。有这“三允许”特权的老师不多见。但是他不耍“大牌”。
他对学生的责任心，强到“过了头”的地步，我们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们考了”。尤其他带的博士生，更劳神。一个学生，备一份课，给他们找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父亲桃李满天下，学生从校长、局长、市长、书记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没有什么成就感，更多的是叹息：“现在的学校已然不是圣殿了。”除了头痛的教材之外，社会上，教师队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我告诉你啊，三尺头上有神灵，说话办事得对得起良心！”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我刚进机械厂学徒，见到处是棉丝头，就揣一团带回家了。父亲帮我擦自行车，一抖搂棉丝：“哎？这不少咱家东西！”我说厂里人都拿。父亲：“国家的就是国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国家已经给了你18块学徒钱，公家的东西一分钱不能沾。家里不是有的是旧棉毛衫裤吗？真需要，自己拆点儿。”
北京的房产，拆迁分的房、钱，二婶想独吞。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也回不去，就别争了。”爷爷的遗嘱上第一继承人是奶奶，第二是我爸。父亲说：奶奶跟二叔二婶过日子，他们给养老送终的，替我尽孝了，拿就拿了。你二婶是千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你奶奶当儿媳妇不容易，奶奶脾气大，你二叔又孝顺，为让妈顺气，媳妇就多受点气呗。你二婶要是不委屈，能跟我这个大伯子哥诉苦？
若干年后，父亲的一笔抚恤金，我们几个继承人谁都往外推。因为父亲已经做给我们看了，什么叫厚道。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的因循守旧，显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请他教课，说用车接送。他说：“不行。我为人师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学院的车得花油钱，司机的工资不都是公家的钱吗？你们付给我报酬了，我可以做公共汽车去。”他不但每次讲课坐公车去，而且提前一个小时到。我们劝他没必要。他说：“不能让几十人等我一个人，我去等他们多踏实。”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无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气肿已经呼吸困难，不得已住进医院。学校给了张5千元的支票，说不够再来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学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来。父亲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块钱了！我这条老命不值啊。你得找医生，咱们出院！”我们把他按住了，现在哪有你这样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气来，怎么出院？等钱花到8千块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这条老命不值8千块，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钱了！”没办法，依他出了医院。没多长时间他就走了。
父亲卧床时，二叔从北京过来陪他。二叔身体好，心眼实在。老哥俩都当爷爷了，但依然“哥俩好”。他守在床前，象个仆人似的伺候哥哥，就听二叔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过会儿，二叔又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等问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们说，奶奶、大姑都死于肺病，最后疼得死去活来。
父亲说：“牢里没犯人，医院里没病人，我这就算小善终了。”意思是：儿女正常，没犯人，没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那天早上，我哥打电话来说父亲走了。我出门去医院，见家属楼里的人都在院子里纳凉。等晚上回来，见满院的花圈。
找到楼里年轻侯老师问，这都是谁送来的？他说：“我跟那些人说的，管老师走了。他们谁觉得和管老师好，谁就送花圈来了。”
我们还没跟任何一个人说父亲的死讯，“侯老师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当天是教育学院开学，他正接待各县来进修的中学老师，就听见一个声音说：“管老师没了。”他抬头没找到一个人，“可是我清清楚楚听到这句话了”。
侯老师说，他确信这个信息确凿无误，就告诉了那些年轻老师们，他还确信，他们都非常敬重这位前辈。于是，院子里送来这么多花圈。
侯老师又告诉我：你爸临走前对我说过：“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灵柩）。”侯老师声音哽咽地说：“我答应过管老师，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殡仪馆悼念现场来了很多高级轿车，“局座”（局长级别的轿车）就不知道有多少辆，他们大部分做过他的学生。不少人含泪献花圈，有磕头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过来说管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前辈，书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说管老师的离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损失；有人深表遗憾没能和老师最后见上一面；有人说道歉的话，因从会议上跑来的不宜久留；有人声明代谁谁来送花圈致哀的……
作为老师，父亲受到了尊敬。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他不被共产党认可。他曾多次绝望地说过：“共产党没人性，专杀我们这样的人！”
（全文完）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二则黑色幽默
一俄语老师跟我说，你爸太幽默了！也够胆大的。67年文革，早请示、晚汇报，你爸一本正经地说：“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红心。”旁边的红卫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红心！？”你爸说，那我再重新说一遍：“亲爱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献上一颗黑心。”红卫兵们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献黑心！”
是啊，那该怎么说？红卫兵没辙了，“那以后你别早请示晚汇报了。”事后，你爸跟我说他因祸得福。你爸也真够胆大的。
俄语老师还讲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学生把老师都关进大仓库。没有褥子，地上铺的是麦秸，不让拿枕头，让枕砖头。红卫兵锁门时，“就听咔嚓一声，库房里万籁寂静“。过了一会儿，听你爸爸说：“啊，我们这就算失去自由了。当我们获得自由的那天，我请大家吃饭。”蜷缩在麦秸里的老师们都偷着笑了。
你爸的“自由论”被一数学老师告发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斗：“你这资产阶级臭思想太严重，关都关不住！还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亲没被打成右派，之后没再定什么新罪名。他是历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总算走过了文革，有了劫后馀生。
“啊，他还活着！”
燕京大学毕业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妈给介绍的。俩人去了邯郸小城。父亲说：一对苦瓜，相依为命吧。文革结束后，廖阿姨去省教育厅办事，她打听父亲，还留下一封信。赶上父亲学校老师也去办事，就把这封信带回来了。打开一看，抬头是“管兄”，落款是“廖”，父亲惊叹：“啊，她还活着！”
还有一同事也跟我说了件类似的事。他在石家庄街头，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一直坐在马路沿儿上。他上前问：“您没事吧？”一听说话，俩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来。同事问：“您是干什么的？”老人说：“我是教书的。”同事说：“我认识一个北京来的老师。”老头儿问姓什么？说姓管。老头儿惊叹：“啊，他还活着！”
我回家学舌，父亲想起来了，那是北京来的赵老师，在大学教书。父亲情不自禁地也冒出这句话：“啊，他还活着！”
文革中，教育系统，被红卫兵打死的、逼迫自杀的老师最多。象父亲这样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人能活下来，可谓劫后馀生。
我妈是中共的牺牲品
我妈因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被送上天安门观礼台，当了北京区妇联主任。可我爸被迁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庄，瘸表哥被轰去陕西，四舅被发配到长沙。我妈自己重病缠身。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给她带来的是福还是祸？
近年曝出，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中共地下党，49年毛泽东有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是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中共对地下党“卸磨杀驴”，我妈也难逃恶运。
我爸的历史问题，也是我妈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妈不选择离婚，难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迟早会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后，她就离开北京，去了石家庄和父亲团聚。没听爸妈说过离开北京的那段变故，可能也很困惑。现在看来，毛的淘汰政策加快了清洗的速度。
我家住石家庄新华区。小地方一听说我妈是北京来的党员，就以为她如何呢，让她当新华区区委委员。我妈老闹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闲住。我哥记得，那个新华区委书记叫贾然，后来升任石家庄市市长，文革时被批斗。我爸说，幸亏你妈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给斗死。66年红卫兵抄家，连她的骨灰盒都被打开了，怎么可能放过她？
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会什么
父亲从来不说自己会什么，但是他会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会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爷、大爷，您跟我下盘棋，我是下遍全厂无敌手！”开局第三步大哥就被将住了，他耍赖，连输三盘。父亲说：“我这几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个心情？什么无敌手？真笨！”
二叔说，骂你们笨，不冤枉，“大爷（指我爸）三岁能站在万生园（北京动物园前身）门口朗读园规，不打磕巴，不错字。八岁在你爷爷抄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里偷写一个‘唱’字，敢以假乱真。十来岁给庙里抄金刚经，每天都抄，施主们排队等着他抄写。”
奶奶也说我爸不笨，聪明过人。“论念书，大爷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爷是做裤衩的材料。让大爷读书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给抖搂出来的。比如说我爸会双手写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从里面写上的，而不是写好贴上去的，那里面的字必须是反着写，才能向外呈现出正常的字。能写反字的人，不多见。回去问了，才知道他有这手绝活。
不止琴棋书画，他在专业教书上也有智慧。汉字有注音符号，用汉字来体现，是国民党时期出现的。廖阿姨跟我说过：1954年文字改革时，汉语拼音一出来，你爸一宿没睡觉，把汉语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什么都不懂，都去问他。什么样的偏旁，是什么样的韵母。学生一听就记住了汉语拼音。父亲说：那有什么难的，外语就是这样。
河北师大请他代课，问他能教什么？他说：“什么没人教，我教什么。”校方说，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文学没人教。他说：“那我就教这四门。”
外文怎么样？他可以流畅地看英文小说，与友人用日文书信往来。
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博学多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却在谨言慎行中战战兢兢地活着。
老师的良心和责任心
我总听父亲讲故事，没听过他讲课。当对方知道我是管老师女儿时，张口就夸管老师的课讲得好。一个教数学的天津老师说，你爸书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课，胜读十年书。我写了篇作文，有几个错别字。你爸说：“你这篇作文写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饭，香喷喷的。可惜白米饭上趴着几只绿豆蝇，你说噁心不噁心？”这话我记一辈子，拿不准的字，再也不瞎写，动手查字典。
有个陌生人对我说，我对徐霞客游记感兴趣，是听了管老师的课以后。管老师说，中国的南北，以淮河秦岭为界。徐霞客说了，秦岭以南为橘，秦岭以北为枝。秦岭以北也长橘子，个头不小，苦的不能吃，秦岭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园遇到原教育局干部，他说：“哎呀，全石家庄找不出来，我不能说全国啊，听你爸爸讲课那是享受！管老师讲课已经升华到艺术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谁都不爱听，不会有这样的反馈。我问他现在给政法学院讲什么课？他说讲清朝对“逆伦”罪的严惩。如果一个县里出了“逆伦”重案，县令三年不准拿俸禄，还得拆掉城门西北角，再重新盖好，费用全部由县令自己支付。父亲说，下面听课的都是政法干部，他们不知道“逆伦”重案，违背人伦道德的严重性，是会遭天谴的！所以皇上亲自督办。现在的“逆伦”重案远比清朝多，对官员的惩戒远不如清朝严厉。
我担心他太出轨，惹麻烦。他说学生爱听，下次还让我讲点课外的，保证不泄密。我嘱咐他们：考试、作业，结论一定要回到那条红线上来。要是不回来，你们考不及格，不过关，我也出麻烦。
有一阵发现父亲忙于备课。他说是在被动的备课。因为每回上课都有学生跟他说，“您讲课的教案能不能给我？”要教案的学生排成队。“他们是师大的学生，将来都是老师，需要学写教案，所以我必须认真地给他们写”。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儿名气了，学校允许他上课抽烟、喝茶、坐着。有这“三允许”特权的老师不多见。但是他不耍“大牌”。
他对学生的责任心，强到“过了头”的地步，我们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们考了”。尤其他带的博士生，更劳神。一个学生，备一份课，给他们找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父亲桃李满天下，学生从校长、局长、市长、书记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没有什么成就感，更多的是叹息：“现在的学校已然不是圣殿了。”除了头痛的教材之外，社会上，教师队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如何做人
“我告诉你啊，三尺头上有神灵，说话办事得对得起良心！”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我刚进机械厂学徒，见到处是棉丝头，就揣一团带回家了。父亲帮我擦自行车，一抖搂棉丝：“哎？这不少咱家东西！”我说厂里人都拿。父亲：“国家的就是国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国家已经给了你18块学徒钱，公家的东西一分钱不能沾。家里不是有的是旧棉毛衫裤吗？真需要，自己拆点儿。”
北京的房产，拆迁分的房、钱，二婶想独吞。父亲对我们说：“你们也回不去，就别争了。”爷爷的遗嘱上第一继承人是奶奶，第二是我爸。父亲说：奶奶跟二叔二婶过日子，他们给养老送终的，替我尽孝了，拿就拿了。你二婶是千年的媳妇熬成婆，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你奶奶当儿媳妇不容易，奶奶脾气大，你二叔又孝顺，为让妈顺气，媳妇就多受点气呗。你二婶要是不委屈，能跟我这个大伯子哥诉苦？
若干年后，父亲的一笔抚恤金，我们几个继承人谁都往外推。因为父亲已经做给我们看了，什么叫厚道。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的因循守旧，显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干部学院请他教课，说用车接送。他说：“不行。我为人师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学院的车得花油钱，司机的工资不都是公家的钱吗？你们付给我报酬了，我可以做公共汽车去。”他不但每次讲课坐公车去，而且提前一个小时到。我们劝他没必要。他说：“不能让几十人等我一个人，我去等他们多踏实。”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无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气肿已经呼吸困难，不得已住进医院。学校给了张5千元的支票，说不够再来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学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来。父亲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块钱了！我这条老命不值啊。你得找医生，咱们出院！”我们把他按住了，现在哪有你这样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气来，怎么出院？等钱花到8千块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这条老命不值8千块，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钱了！”没办法，依他出了医院。没多长时间他就走了。
父亲卧床时，二叔从北京过来陪他。二叔身体好，心眼实在。老哥俩都当爷爷了，但依然“哥俩好”。他守在床前，象个仆人似的伺候哥哥，就听二叔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过会儿，二叔又问：“你疼吗？”我爸：“我不疼。”等问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们说，奶奶、大姑都死于肺病，最后疼得死去活来。
父亲说：“牢里没犯人，医院里没病人，我这就算小善终了。”意思是：儿女正常，没犯人，没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父亲走后
那天早上，我哥打电话来说父亲走了。我出门去医院，见家属楼里的人都在院子里纳凉。等晚上回来，见满院的花圈。
找到楼里年轻侯老师问，这都是谁送来的？他说：“我跟那些人说的，管老师走了。他们谁觉得和管老师好，谁就送花圈来了。”
我们还没跟任何一个人说父亲的死讯，“侯老师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当天是教育学院开学，他正接待各县来进修的中学老师，就听见一个声音说：“管老师没了。”他抬头没找到一个人，“可是我清清楚楚听到这句话了”。
侯老师说，他确信这个信息确凿无误，就告诉了那些年轻老师们，他还确信，他们都非常敬重这位前辈。于是，院子里送来这么多花圈。
侯老师又告诉我：你爸临走前对我说过：“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灵柩）。”侯老师声音哽咽地说：“我答应过管老师，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殡仪馆悼念现场来了很多高级轿车，“局座”（局长级别的轿车）就不知道有多少辆，他们大部分做过他的学生。不少人含泪献花圈，有磕头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过来说管老师是不可多得的前辈，书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说管老师的离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损失；有人深表遗憾没能和老师最后见上一面；有人说道歉的话，因从会议上跑来的不宜久留；有人声明代谁谁来送花圈致哀的……
作为老师，父亲受到了尊敬。作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他不被共产党认可。他曾多次绝望地说过：“共产党没人性，专杀我们这样的人！”
（全文完）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