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30日讯】1993年，中国各大气功杂志刊登了多篇介绍中国法轮功的文章，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作者“朱慧光”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坚持义务弘扬法轮功多年，却像一位闹市中的隐士，很多法轮功学员只知其名，不见其人。
如今，谜底逐渐揭开，也许有人惊奇，这些文章竟会出自一位军官之手。朱慧光的真名叫朱黎明，是当时空军指挥学院的上校教官，也是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之前，他就是一位气功爱好者，十多年进行气功锻练，切身体会到气功祛病健身、修身养性的功效。
然而再练下去，他却找不到继续提高的方向。直到1992年8月，朱黎明有幸参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北京办的第三期传法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法轮在身体内的旋转。他说：“师父讲的法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远远超出了我对气功的了解和认识。”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朱黎明第一次参加传法班，每天都提前到场，坐在前排聆听师父讲法。最后一天中场休息，他偶然换到一个过道旁的空位。正好他旁边坐着法轮功学员于长新，于长新是空军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后来成为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主要协调人。朱黎明听到他与另一位学员在讨论一本书的编辑问题。
朱黎明回忆说，当时师父刚开始传法，学员手里只有一份不到20页的小册子，主要是讲功法动作。因为资料太单薄，给之后的学法炼功造成诸多不便，于是师父决定出版《中国法轮功》一书，从更高的层面介绍法轮功。当时那位学员已经将师父在北京讲法的第一、二期录音听打成文字，因为他工作比较忙，后续工作想请于长新完成。“老于以前没练过气功，当时就推辞说不行。我就跟他说，‘你先接过来，我帮你。’”
这项工作大约在8月中旬开始，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了初期的整理工作。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脑、印表机，所有工作都是手写完成。“我们把初稿交给师父，然后师父亲自一遍一遍修改。”
朱黎明说，当时法轮功出版的书籍大部份是这样完成的，都是师父一遍一遍修改定稿。到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的第一本着作《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发行。
借这个机缘，朱黎明有幸来到师父李洪志先生身边，参与早期的弘法工作。
朱黎明1992年证件照。（朱黎明提供）
《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后，朱黎明仍然不断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每每学法炼功时，他都感慨：“这么好的功法，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太可惜了。”当时中共政府针对气功的政策是“不宣传、不反对、不支持”，即所谓的“三不政策”。大的媒体都不允许宣传气功。朱黎明有心弘法，心里一直想着怎样让有缘人了解法轮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当时师父身边的弟子不多，每个人都承担了不同的工作。”他就想利用自己对气功媒体的了解，为大法弘传尽一分力。
朱黎明发现，要在社会上助师弘法，可以通过向国内气功杂志、报纸等专业媒体投稿。法轮功不是简单的气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利用气功媒体是比较可行的推广途径，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朱黎明练气功的十多年里，流连于各大气功书店，几乎订阅了所有的气功刊物。“哪怕是地方省市发行的气功小报，我都订阅。”在教学工作之馀，他不断撰写介绍《中国法轮功》的文章，能顺利找到各气功媒体的联系方式，并且走访了多家气功杂志编辑部。
发表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法轮功当时在社会上刚开始传，编辑会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功法内容对读者来说有些高了﹔刊登新功法的文章，杂志要承担一定风险﹔最后是按照惯例，杂志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有的编辑张口就要八千元，那时候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第一个联系的是在北京的一家着名的气功杂志，总编看了他的稿子直接约他面谈。
为了提高可信度，朱黎明特意穿着军装会面。得知他上校、正团级的身份，总编非常感兴趣，也很难理解：“你一个军官，怎么对法轮功这么热衷？”他就讲以前练气功祛病的经历，法轮功虽然以气功的形式在社会上普及，但是和其它气功不一样，强调修炼心性，能够修炼到更高层次。同时他也介绍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神奇的修炼故事和祛病健身的效果。最后总编接受了，在杂志上分两期刊登了近万字的内容。
总编告诉他，他们从没有给过其它气功这么多版面。“因为你的文章确实很好，你的为人也让我们信服。”总编这样评价。
朱黎明小照。（朱黎明提供）
从那以后，朱黎明再联系杂志社就容易了，直接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就可以。比如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中华气功》、《中国气功》、《气功与科学》，以及《气功报》、《气功与体育》等，都刊登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有时编辑会提出很多问题，他都一一解答，耐心配合。
在气功媒体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他使用笔名“朱慧光”，其用意就是不想过多宣扬自己，他觉得不能利用弘法机会宣传自己，因此就尽量避免抛头露面的机会。“我就是踏踏实实做我该做的，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怎么样。”
敬法之心与娴熟的文字功底，开启了朱黎明的智慧，助他走出到一条特别的弘法之路。气功爱好者看了他的文章，纷纷写信打听法轮功的相关情况和传法班信息。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时甚至要在单位接待热心读者，这件事还曾引起了同事的误会，认为他不务正业。后来为了降低影响，他把回信工作交给了其他同修，同时更改了联系方式和地址。
朱黎明笑说：“这一下大家更搞不清我是谁了，这也是我希望的。”
“从北京第三期学习班后，只要是师父在北京办班，我都会参加，有的师父在外地办的班，我也会跟着师父去。”朱黎明十分珍惜听法的机缘，那两年的20天年假，他全用来跟随师父到外地办班传法。1993年4、5月间，李洪志师父带着几名弟子南下武汉、广州传法，朱黎明就在其中。
他记得，师父刚到武汉时很辛苦，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有一个业馀爱好就是喜欢书法，于是就负责制作海报，并与同修一起四处张贴。
1994年7、8月间，朱黎明又随师北上哈尔滨、延吉。这两次传法班规模壮观，哈尔滨有5000人参加，延吉也有近4000人。
朱黎明说：“师父这两次办班都是满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哈尔滨传法班在一座大型体育场中举办。朱黎明回忆：“师父进场后跟大家招手，大家自动地全体起立，十几分钟掌声雷动，都不愿意停下。师父随即在中间场地绕行一周，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那场面非常感人”。
朱黎明能感觉到大部份学员都成了真修弟子，每个人见到师父都是发自内心地敬仰和爱戴。
他还听到旁边有人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叹：“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学员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他感慨地说，这个场面绝对是最庄严、最壮观、最震撼、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1994年以后，法轮大法的义务辅导站在全国遍地开花，各地都会组织心得交流会，每次交流会上都有许多感人的修炼故事。为了让大法的神奇功效鼓舞更多的学员，他开始收集、整理学员写的修炼故事与心得体会，并特意购买了电脑和印表机以方便工作。一般他收到的稿件都是手写稿，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反覆修改，再输入电脑存档。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当时还有其他两位学员协助他一起做。编辑完成后，他会按照书的形式列印好，送给师父审阅。
正式出版的有三辑《修炼故事》，每本都有十几万字，选取了国内各地典型的修炼事例，还有两次国际修炼交流会的专辑，这些资料记录了法轮大法洪传时生动典型的人间神迹。除此之外，朱黎明还整理了大量没有公开发行的文字稿，这些文字同样承载着大法修炼者的珍贵记忆。
法轮大法在中国越传越广，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他们无法接受国内有上亿人有另外的信仰，所以开始千方百计地对法轮功罗织罪名，进行污蔑和打压。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如今，谜底逐渐揭开，也许有人惊奇，这些文章竟会出自一位军官之手。朱慧光的真名叫朱黎明，是当时空军指挥学院的上校教官，也是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之前，他就是一位气功爱好者，十多年进行气功锻练，切身体会到气功祛病健身、修身养性的功效。
然而再练下去，他却找不到继续提高的方向。直到1992年8月，朱黎明有幸参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北京办的第三期传法班，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法轮在身体内的旋转。他说：“师父讲的法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远远超出了我对气功的了解和认识。”从此，他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罕有的机缘
朱黎明第一次参加传法班，每天都提前到场，坐在前排聆听师父讲法。最后一天中场休息，他偶然换到一个过道旁的空位。正好他旁边坐着法轮功学员于长新，于长新是空军指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后来成为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主要协调人。朱黎明听到他与另一位学员在讨论一本书的编辑问题。
朱黎明回忆说，当时师父刚开始传法，学员手里只有一份不到20页的小册子，主要是讲功法动作。因为资料太单薄，给之后的学法炼功造成诸多不便，于是师父决定出版《中国法轮功》一书，从更高的层面介绍法轮功。当时那位学员已经将师父在北京讲法的第一、二期录音听打成文字，因为他工作比较忙，后续工作想请于长新完成。“老于以前没练过气功，当时就推辞说不行。我就跟他说，‘你先接过来，我帮你。’”
这项工作大约在8月中旬开始，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完成了初期的整理工作。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脑、印表机，所有工作都是手写完成。“我们把初稿交给师父，然后师父亲自一遍一遍修改。”
朱黎明说，当时法轮功出版的书籍大部份是这样完成的，都是师父一遍一遍修改定稿。到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的第一本着作《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发行。
借这个机缘，朱黎明有幸来到师父李洪志先生身边，参与早期的弘法工作。
朱黎明1992年证件照。（朱黎明提供）
化名朱慧光 低调弘法
《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后，朱黎明仍然不断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每每学法炼功时，他都感慨：“这么好的功法，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太可惜了。”当时中共政府针对气功的政策是“不宣传、不反对、不支持”，即所谓的“三不政策”。大的媒体都不允许宣传气功。朱黎明有心弘法，心里一直想着怎样让有缘人了解法轮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当时师父身边的弟子不多，每个人都承担了不同的工作。”他就想利用自己对气功媒体的了解，为大法弘传尽一分力。
朱黎明发现，要在社会上助师弘法，可以通过向国内气功杂志、报纸等专业媒体投稿。法轮功不是简单的气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利用气功媒体是比较可行的推广途径，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有这个责任。
朱黎明练气功的十多年里，流连于各大气功书店，几乎订阅了所有的气功刊物。“哪怕是地方省市发行的气功小报，我都订阅。”在教学工作之馀，他不断撰写介绍《中国法轮功》的文章，能顺利找到各气功媒体的联系方式，并且走访了多家气功杂志编辑部。
发表的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法轮功当时在社会上刚开始传，编辑会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功法内容对读者来说有些高了﹔刊登新功法的文章，杂志要承担一定风险﹔最后是按照惯例，杂志要向作者收取版面费，有的编辑张口就要八千元，那时候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第一个联系的是在北京的一家着名的气功杂志，总编看了他的稿子直接约他面谈。
为了提高可信度，朱黎明特意穿着军装会面。得知他上校、正团级的身份，总编非常感兴趣，也很难理解：“你一个军官，怎么对法轮功这么热衷？”他就讲以前练气功祛病的经历，法轮功虽然以气功的形式在社会上普及，但是和其它气功不一样，强调修炼心性，能够修炼到更高层次。同时他也介绍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神奇的修炼故事和祛病健身的效果。最后总编接受了，在杂志上分两期刊登了近万字的内容。
总编告诉他，他们从没有给过其它气功这么多版面。“因为你的文章确实很好，你的为人也让我们信服。”总编这样评价。
朱黎明小照。（朱黎明提供）
从那以后，朱黎明再联系杂志社就容易了，直接把稿子寄给编辑部就可以。比如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中华气功》、《中国气功》、《气功与科学》，以及《气功报》、《气功与体育》等，都刊登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有时编辑会提出很多问题，他都一一解答，耐心配合。
在气功媒体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他使用笔名“朱慧光”，其用意就是不想过多宣扬自己，他觉得不能利用弘法机会宣传自己，因此就尽量避免抛头露面的机会。“我就是踏踏实实做我该做的，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我是谁、怎么样。”
敬法之心与娴熟的文字功底，开启了朱黎明的智慧，助他走出到一条特别的弘法之路。气功爱好者看了他的文章，纷纷写信打听法轮功的相关情况和传法班信息。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时甚至要在单位接待热心读者，这件事还曾引起了同事的误会，认为他不务正业。后来为了降低影响，他把回信工作交给了其他同修，同时更改了联系方式和地址。
朱黎明笑说：“这一下大家更搞不清我是谁了，这也是我希望的。”
跟随师父 见证庄严场面
“从北京第三期学习班后，只要是师父在北京办班，我都会参加，有的师父在外地办的班，我也会跟着师父去。”朱黎明十分珍惜听法的机缘，那两年的20天年假，他全用来跟随师父到外地办班传法。1993年4、5月间，李洪志师父带着几名弟子南下武汉、广州传法，朱黎明就在其中。
他记得，师父刚到武汉时很辛苦，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有一个业馀爱好就是喜欢书法，于是就负责制作海报，并与同修一起四处张贴。
1994年7、8月间，朱黎明又随师北上哈尔滨、延吉。这两次传法班规模壮观，哈尔滨有5000人参加，延吉也有近4000人。
朱黎明说：“师父这两次办班都是满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
哈尔滨传法班在一座大型体育场中举办。朱黎明回忆：“师父进场后跟大家招手，大家自动地全体起立，十几分钟掌声雷动，都不愿意停下。师父随即在中间场地绕行一周，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那场面非常感人”。
朱黎明能感觉到大部份学员都成了真修弟子，每个人见到师父都是发自内心地敬仰和爱戴。
他还听到旁边有人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叹：“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人，学员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啊！”他感慨地说，这个场面绝对是最庄严、最壮观、最震撼、最激动人心的一幕。
编辑《修炼故事》 保留珍贵记忆
1994年以后，法轮大法的义务辅导站在全国遍地开花，各地都会组织心得交流会，每次交流会上都有许多感人的修炼故事。为了让大法的神奇功效鼓舞更多的学员，他开始收集、整理学员写的修炼故事与心得体会，并特意购买了电脑和印表机以方便工作。一般他收到的稿件都是手写稿，他要一篇篇仔细阅读，反覆修改，再输入电脑存档。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当时还有其他两位学员协助他一起做。编辑完成后，他会按照书的形式列印好，送给师父审阅。
正式出版的有三辑《修炼故事》，每本都有十几万字，选取了国内各地典型的修炼事例，还有两次国际修炼交流会的专辑，这些资料记录了法轮大法洪传时生动典型的人间神迹。除此之外，朱黎明还整理了大量没有公开发行的文字稿，这些文字同样承载着大法修炼者的珍贵记忆。
法轮大法在中国越传越广，引起中共政府的注意，他们无法接受国内有上亿人有另外的信仰，所以开始千方百计地对法轮功罗织罪名，进行污蔑和打压。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共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