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31日讯】一名前中国上校军官，一名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愉悦的修炼人，在中国得不到自由却仍然故土难离。2015年秋，中共的大规模抓捕，让他带着简单行囊飞赴美国。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为什么要到美国呢？
接上期： 法轮功学员“朱慧光”的修炼故事（上）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1998年5月23日，被外界称为伪科学表演者的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一档节目公开攻击法轮功，之后北京、河北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写信或直接到电视台，与工作人员善意沟通，希望节目澄清事实，还大法名誉。
朱黎明也加入讲真相的队伍。“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朱黎明强调，学员中没有组织者，大家都是私下口耳相传，一商量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为大法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知不觉就聚集了很多人。
6月初，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挤满了电视台的院子，工作人员不得不出面接待。“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耐心地跟他们讲真相，大家都非常和善、理性。”电视台台长当时出差了，主管的副台长就提议，为方便解决问题，请法轮功学员选出代表进行谈判。
“代表中有清华大学的、军队的和政府机关的，都是各个领域的资深工作者，也是实修大法的，都是能够代表大法修炼群体的学员。”前后共选出八位代表，他们在北京电视台的一间会议室里和副台长等五、六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谈判。
会议室内四个角落里各架设一台摄像机全程拍摄谈判过程，但是各位代表十分坦然。每位代表都有发言，谈自己修炼的经历和体会，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地方，要求他们公开向法轮功道歉。朱黎明至少发言两次，表明了他的军人身份，讲述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受益、如何修炼心性，强调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电视台非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泼脏水，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谈了整整一天，中间都没有休息，副台长的态度比较友好，气氛比较融洽。”最终达成协议，北京电视台当面道歉，并重新制作一部正面报导法轮功的片子。朱黎明对这个结果感到欣慰，却没想到这只是中共大规模镇压的前奏。
与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朱黎明因参与1999年“四二五”上访，遭到单位监控，他们以“违反纪律”的名义限制他的行动，比如离开办公室5分钟就要请假，哪怕是去洗手间﹔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下班后在家不得出门。期间，单位各级领导轮番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提高认识”。
7月21日晚，朱黎明突然接到立刻到单位的通知，他没有多想，只穿着T恤、短裤和拖鞋就出门了，刚到单位就被一辆吉普车带走，才知道单位已经准备好了抓他，名义上是“隔离审查”，其实是调查他。
空军指挥学院专门成立了有20人组成的专案组，他被安排在一间有防盗铁窗的客房，里面摆了三张床，活动的空间极其狭小。开始三天，专案组派一个同事盯着，逼迫他写交代材料，且不许睡觉。朱黎明说，当时全国各地组织了很多专案组，彼此通过传真机交换材料，一旦哪个学员的材料上有他的名字，就会传到这里，专案组就会要他交代当时的相关情况。
朱黎明三个月没有离开过那间客房。因为被抓得突然，他甚么日用品都没带，头发、胡子很长。三个月后终于有人提出来：监狱还允许“放风”呢，不能老这么关着他。朱黎明第一次走出房间，第一次体会到身体失重状态是甚么样，行走时找不到重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同事为他拿了一些生活用品，但还是不能与家人联络，家人也不知道他关在哪儿。这一关就是半年。
关押期间，他还经历三次小型批斗会和一次由全院教职员工全体参加的大型批斗会。
先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专案组的人员围成一圈，中间摆一把椅子，让朱黎明坐在中间，其中一位主要领导拍桌子制造气氛，利用恐吓的手段企图从心理上对他进行震慑，但是他心里很平静。“他们说的无非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相信‘封建迷信’等等那一套吧，使用的语言都是‘文革’式的。”
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全院大型批斗会上，他们安排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把他夹在中间，先是领导发言，接着是安排不明真相的人进行“声讨”。讲他的“罪状”时，说他是法轮功的“宣传部长”、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说他“八大金刚”之一等等。为了达到他们需要的效果，完全是采用无中生有，污蔑诽谤和“拔高”的手段欺骗和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朱黎明回忆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可笑。”
尽管朱黎明是在突然的情况下被单位关审，但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多波动，整个过程中心态都很平静，以致看管他的同事在事后仍流露出敬佩的心情。
朱黎明1968年当兵，到1999年已经有30多年军龄了，经历过中共多次政治运动，对中共通过运动整人的手段非常清楚。他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视为心性考验，而心性的提高是需要通过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他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心里非常坦然。绝不会动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
半年审查结束后，朱黎明受到处分，行政上从相当于副师的级别降到正团，同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在江泽民“政治上搞臭”的授意下，即使审查结束了，单位里多年的同事、朋友都不敢跟他讲话，碰面了也低着头装不认识。
同时，不修炼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他的妻子从“军官家属”变成了“法轮功家属”，单位该分的房子也不给了﹔儿子大学毕业一度找不到工作，应聘时都不敢填写爸爸的信息。朱黎明知道，家人和他一同承受着这场迫害，在中国大陆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朱黎明生活照。（朱黎明提供）
在审查结束、所谓的“组织结论”已经宣布的情况下，单位对朱黎明的迫害仍未停止。
2000年6月，部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无任何理由的为他办理了强制复员手续。一夜之间他从上校军官变成平民百姓，地位、名誉、收入全都没有了。他知道，因为修炼法轮功，部队领导认为他给军队“抹黑”了，一直想把他清理出去。领导谈话时还强硬地说：“你可以不服，你爱找谁找谁，那就是‘善后’问题了，但从此军队跟你没关系了。”朱黎明说，当时就是摆出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完全是不讲理的姿态。
其实，朱黎明早在1998年就申请过退休，并且在单位同意的前提下离开了工作岗位，后来学院因该专业师资不足为由，以“服从组织需要”的名义又强行把他拉回。
修炼大法多年，朱黎明早已将名利看淡，部队腐败、勾心斗角的现象也让他无心留在军队。因此在遭遇诸多的不公正待遇时他始终保持了平静的心态，只是理性地告诉工作人员，这样做是不对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虽然暂时获得了自由，朱黎明并没有摆脱单位的监控。“军队总政治部又出了规定，凡是转业复员的、没有离开营区的法轮功学员仍由原单位负责监管。”军队的610办公室、保卫处都会监视他的行动，逢年过节或遇到所谓的“敏感日”，朱黎明还会被叫去谈话，汇报情况。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修大法，并利用仅有的夹缝空间，继续大法的工作。
出国之前，朱黎明主要是向身边人讲真相，凡是接触到的亲戚、老战友，他会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但是他仍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讲真相上，和其他学员有差距，我不能到街上发资料、讲真相，一去肯定会被监视的人抓起来。”
法轮功学员“朱慧光”，原本是大陆上校军官，被强遭复原仍眷恋故土。最终，在中共的又一轮迫害中，不得不只身赴美。（大纪元）
1999年以后，朱黎明一直在等待重获自由的机会。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明显感到610办公室、洗脑班或许是在观望政治动向，迫害行为有所收敛。他试着申请护照，竟然成功办理。
他第一次到美国是2015年5月，走之前没跟家人透露一个字。通过安检，登上飞机，朱黎明的心都没有完全落定，“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遭到中共拦截”。他没有跟海外任何人联系，对美国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对海外的了解，都是通过“翻墙软体”浏览明慧网、大纪元网站获取的。
在自由的国度，朱黎明参加了法轮大法2015年纽约交流法会，身处海外自由信仰的环境，他可以公开炼功、讲真相，参加各项大法活动，与大陆严峻的形势相比，犹如天堂一般。
在海外，朱黎明结识了更多的同修，大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朱黎明却觉得在大陆也有许多他需要做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于是他参加法会不久就回到大陆。5月起，法轮功学员发起了在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引起了中共新一轮的抓捕迫害。9月，北京的有些辖区传来大规模抓人的消息，朱黎明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于11月再次飞往美国。
“第二次离境，整个过程都胆胆突突的，我就带了一些简单行李和一个行礼箱仓促离开北京。”出于安全考虑，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张口和家人道别。如今，年过花甲的朱黎明独自居住在纽约，他担任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法轮功活动，继续坚定实修、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今，朱黎明虽然只身一人，和家人远隔重洋，身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是一束柔和温暖的明辉，将与无数法轮大法弟子，汇聚成普照世界的慈悲之光，见证佛法洪传、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原空军指挥学院上校朱黎明。 (施萍／大纪元)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接上期： 法轮功学员“朱慧光”的修炼故事（上）
1996年是个转折期，6月，中国官媒《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首次公开污蔑法轮功﹔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等书籍。再到1998年的“北京电视台事件”，朱黎明作为亲历者，开始走向捍卫信仰、反对迫害之路。
“北京电视台”事件的主要见证者
1998年5月23日，被外界称为伪科学表演者的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一档节目公开攻击法轮功，之后北京、河北的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写信或直接到电视台，与工作人员善意沟通，希望节目澄清事实，还大法名誉。
朱黎明也加入讲真相的队伍。“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去，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朱黎明强调，学员中没有组织者，大家都是私下口耳相传，一商量觉得自己有责任，应该为大法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知不觉就聚集了很多人。
6月初，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挤满了电视台的院子，工作人员不得不出面接待。“我们大家都是非常耐心地跟他们讲真相，大家都非常和善、理性。”电视台台长当时出差了，主管的副台长就提议，为方便解决问题，请法轮功学员选出代表进行谈判。
“代表中有清华大学的、军队的和政府机关的，都是各个领域的资深工作者，也是实修大法的，都是能够代表大法修炼群体的学员。”前后共选出八位代表，他们在北京电视台的一间会议室里和副台长等五、六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谈判。
会议室内四个角落里各架设一台摄像机全程拍摄谈判过程，但是各位代表十分坦然。每位代表都有发言，谈自己修炼的经历和体会，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地方，要求他们公开向法轮功道歉。朱黎明至少发言两次，表明了他的军人身份，讲述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受益、如何修炼心性，强调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电视台非但没有伸张正义，反而泼脏水，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谈了整整一天，中间都没有休息，副台长的态度比较友好，气氛比较融洽。”最终达成协议，北京电视台当面道歉，并重新制作一部正面报导法轮功的片子。朱黎明对这个结果感到欣慰，却没想到这只是中共大规模镇压的前奏。
“文革”式的非法迫害
与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朱黎明因参与1999年“四二五”上访，遭到单位监控，他们以“违反纪律”的名义限制他的行动，比如离开办公室5分钟就要请假，哪怕是去洗手间﹔不能与任何人联系﹔下班后在家不得出门。期间，单位各级领导轮番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提高认识”。
7月21日晚，朱黎明突然接到立刻到单位的通知，他没有多想，只穿着T恤、短裤和拖鞋就出门了，刚到单位就被一辆吉普车带走，才知道单位已经准备好了抓他，名义上是“隔离审查”，其实是调查他。
空军指挥学院专门成立了有20人组成的专案组，他被安排在一间有防盗铁窗的客房，里面摆了三张床，活动的空间极其狭小。开始三天，专案组派一个同事盯着，逼迫他写交代材料，且不许睡觉。朱黎明说，当时全国各地组织了很多专案组，彼此通过传真机交换材料，一旦哪个学员的材料上有他的名字，就会传到这里，专案组就会要他交代当时的相关情况。
朱黎明三个月没有离开过那间客房。因为被抓得突然，他甚么日用品都没带，头发、胡子很长。三个月后终于有人提出来：监狱还允许“放风”呢，不能老这么关着他。朱黎明第一次走出房间，第一次体会到身体失重状态是甚么样，行走时找不到重心，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同事为他拿了一些生活用品，但还是不能与家人联络，家人也不知道他关在哪儿。这一关就是半年。
关押期间，他还经历三次小型批斗会和一次由全院教职员工全体参加的大型批斗会。
先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专案组的人员围成一圈，中间摆一把椅子，让朱黎明坐在中间，其中一位主要领导拍桌子制造气氛，利用恐吓的手段企图从心理上对他进行震慑，但是他心里很平静。“他们说的无非是我的政治立场有问题，相信‘封建迷信’等等那一套吧，使用的语言都是‘文革’式的。”
在有几千人参加的全院大型批斗会上，他们安排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把他夹在中间，先是领导发言，接着是安排不明真相的人进行“声讨”。讲他的“罪状”时，说他是法轮功的“宣传部长”、在北京电视台事件中说他“八大金刚”之一等等。为了达到他们需要的效果，完全是采用无中生有，污蔑诽谤和“拔高”的手段欺骗和蒙蔽不明真相的人。
朱黎明回忆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可笑。”
尽管朱黎明是在突然的情况下被单位关审，但他的情绪并没有太多波动，整个过程中心态都很平静，以致看管他的同事在事后仍流露出敬佩的心情。
朱黎明1968年当兵，到1999年已经有30多年军龄了，经历过中共多次政治运动，对中共通过运动整人的手段非常清楚。他把一切不公正的待遇视为心性考验，而心性的提高是需要通过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他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心里非常坦然。绝不会动摇对大法的坚定信念。”
半年审查结束后，朱黎明受到处分，行政上从相当于副师的级别降到正团，同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在江泽民“政治上搞臭”的授意下，即使审查结束了，单位里多年的同事、朋友都不敢跟他讲话，碰面了也低着头装不认识。
同时，不修炼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他的妻子从“军官家属”变成了“法轮功家属”，单位该分的房子也不给了﹔儿子大学毕业一度找不到工作，应聘时都不敢填写爸爸的信息。朱黎明知道，家人和他一同承受着这场迫害，在中国大陆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朱黎明生活照。（朱黎明提供）
强制复员 降为平民
在审查结束、所谓的“组织结论”已经宣布的情况下，单位对朱黎明的迫害仍未停止。
2000年6月，部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无任何理由的为他办理了强制复员手续。一夜之间他从上校军官变成平民百姓，地位、名誉、收入全都没有了。他知道，因为修炼法轮功，部队领导认为他给军队“抹黑”了，一直想把他清理出去。领导谈话时还强硬地说：“你可以不服，你爱找谁找谁，那就是‘善后’问题了，但从此军队跟你没关系了。”朱黎明说，当时就是摆出了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完全是不讲理的姿态。
其实，朱黎明早在1998年就申请过退休，并且在单位同意的前提下离开了工作岗位，后来学院因该专业师资不足为由，以“服从组织需要”的名义又强行把他拉回。
修炼大法多年，朱黎明早已将名利看淡，部队腐败、勾心斗角的现象也让他无心留在军队。因此在遭遇诸多的不公正待遇时他始终保持了平静的心态，只是理性地告诉工作人员，这样做是不对的，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虽然暂时获得了自由，朱黎明并没有摆脱单位的监控。“军队总政治部又出了规定，凡是转业复员的、没有离开营区的法轮功学员仍由原单位负责监管。”军队的610办公室、保卫处都会监视他的行动，逢年过节或遇到所谓的“敏感日”，朱黎明还会被叫去谈话，汇报情况。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修大法，并利用仅有的夹缝空间，继续大法的工作。
出国之前，朱黎明主要是向身边人讲真相，凡是接触到的亲戚、老战友，他会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但是他仍觉得自己做得太少：“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讲真相上，和其他学员有差距，我不能到街上发资料、讲真相，一去肯定会被监视的人抓起来。”
法轮功学员“朱慧光”，原本是大陆上校军官，被强遭复原仍眷恋故土。最终，在中共的又一轮迫害中，不得不只身赴美。（大纪元）
只身一人 漂泊海外
1999年以后，朱黎明一直在等待重获自由的机会。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他明显感到610办公室、洗脑班或许是在观望政治动向，迫害行为有所收敛。他试着申请护照，竟然成功办理。
他第一次到美国是2015年5月，走之前没跟家人透露一个字。通过安检，登上飞机，朱黎明的心都没有完全落定，“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遭到中共拦截”。他没有跟海外任何人联系，对美国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对海外的了解，都是通过“翻墙软体”浏览明慧网、大纪元网站获取的。
在自由的国度，朱黎明参加了法轮大法2015年纽约交流法会，身处海外自由信仰的环境，他可以公开炼功、讲真相，参加各项大法活动，与大陆严峻的形势相比，犹如天堂一般。
在海外，朱黎明结识了更多的同修，大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朱黎明却觉得在大陆也有许多他需要做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于是他参加法会不久就回到大陆。5月起，法轮功学员发起了在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引起了中共新一轮的抓捕迫害。9月，北京的有些辖区传来大规模抓人的消息，朱黎明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于11月再次飞往美国。
“第二次离境，整个过程都胆胆突突的，我就带了一些简单行李和一个行礼箱仓促离开北京。”出于安全考虑，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张口和家人道别。如今，年过花甲的朱黎明独自居住在纽约，他担任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法轮功活动，继续坚定实修、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如今，朱黎明虽然只身一人，和家人远隔重洋，身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他都是一束柔和温暖的明辉，将与无数法轮大法弟子，汇聚成普照世界的慈悲之光，见证佛法洪传、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义务联系人之一、原空军指挥学院上校朱黎明。 (施萍／大纪元)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