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北石家庄村民贾敬龙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的消息引发各界关注。中国大陆各界发起连署，呼吁“刀下留人”。10月28号，1274位公民“连署呼吁”中共全国人大常委特赦贾敬龙的请愿书，已经用特快专递寄给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并抄送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另据报导，原定于10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贾敬龙案”与死刑制度、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由于受到压力被迫取消。
29岁的贾敬龙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2013年5月7日，贾敬龙正在装修的婚房，被村长何建华带人暴力拆除。贾敬龙被强拆者殴打，屋内的物品全部被压在废墟下。之后，未婚妻与他分手。此后，贾敬龙曾多次写举报信给长安区检察院和区信访局，并且向村长要求拆迁补偿，一直未果。2015年2月19日，贾敬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何建华，后在去自首的途中遭到何建华家人的追打和捆绑，受伤入院、被警方控制。贾敬龙的自辩词在网上曝光，他说：世道把我逼上梁山。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10月24日，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赶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法院信访处，向法官递交了要求停止执行死刑的紧急申请，并当面要求高法重新审核案情，撤销原裁定意见。10月25日，“大赦国际”发出紧急行动呼吁书，希望人们用中文或英文给中共司法部长吴爱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去信函，呼吁的内容包括“停止一切有关执行贾敬龙死刑的计画并立即改变对其的死刑判决”。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文章“贾敬龙是不该杀的”。文中写道：“问题在于，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他还写：“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告！如果这一头不加以遏制，枪毙复仇者以儆效尤是不解决问题的。”
旅居美国的中国着名法学家程干远呼吁，最高法院要刀下留人。他说：“是政府违法在先，这叫官逼民反。高等法院本身做过规定，对于拆迁引起的法律案件，要求法院慎重处理。”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写道：贾敬龙本来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在一个政治清明、法治彰显、财产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是一个好公民。他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制度因素和他的个人因素同样重要。当然，他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显然罪不至死，因为这个人不是不可以改好……如果完全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尊重生命、少杀慎杀至少可以从贾敬龙案开始。
“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的紧急申请”里面提到，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甚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甚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
此外，贾敬龙的姐姐证明：“婚房被拆，婚期延后，婚约被毁。他整个变了一个人。贾敬媛说，他开始一夜夜失眠，几近疯狂的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 。
江苏苏州的网友“炎黄子孙15”写：“如果法律这样判，就等于说，高俅是好人，林冲是坏人。”安徽亳州的“乡下小伙AA强哥”说：“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1，人民有权拒绝任何人强行拆除自己的房屋，哪怕是猪圈茅坑。2，其次，国家失职在先：贾敬龙在长达两年的控告申诉过程中，没能解决问题。人民纳税，养了公检法和上访局，目的是：保护人民不受欺压和侵犯。贾敬龙的问题，为甚么不能得到公平解决？”
由贾敬龙案，想起了辽宁摊贩夏俊峰。那份冤屈和悲凉，何其相似。2009年5月16日，在路口摆摊的夏俊峰被带到城管办公室后，两名城管先后用钢杯、折凳打他的头，又踢他下身，他情急之下掏出水果刀反抗，导致两人死亡。夏俊峰的律师及众多法律人士辩护称，夏俊峰在被围殴时被迫杀人，属于正当防卫。2011年5月9日，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原判。2013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夏俊峰与家属见最后一面时，夏请求与家人合影或单独照一张留给儿子，被法院拒绝。夏悲喊：“你们为甚么如此残酷？这么绝情啊？”夏俊峰被处死后，妻子张晶抱着丈夫的骨灰，悲痛欲绝。大陆媒体人雷军曾在微博上写道：“抱着丈夫的那一刻，坚强的张晶终于痛哭出声。她说，往哪走呢，我忘了。”
中共的“法律公正”总是在弱势群体和个体面前凸显“不容侵犯”。中共的法制机构乃“维稳”的高层部件。几十年来，数以万计的法院判决，颠倒黑白、荒谬绝伦。司法黑幕下，多少生命之歌戛然而止，多少美好情怀灰飞烟灭。而善良的人还是在不停地呐喊、呼吁、奔走，怀着一线希望，希望百姓的悲苦可以打动官老爷冰封的心。
至于说死在夏俊峰和贾敬龙手下的两名城管和村长，他们三人曾经伤害过无辜的同胞，并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们质问：是谁给了城管任意打骂侮辱摊贩的权力？是谁让村长为所欲为，下令开动钩机，推倒村民的住房？中共专政机器制造出来的强权零件，漠视他人的尊严和幸福，最终酿成自身的悲剧。
夏俊峰之死，是对法治的嘲讽，丝毫没有改变压制者和受压者之间的施暴与反抗的对立关系。如今，贾敬龙尚在。29岁的青春，难道不可以让他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白天和黑夜、反省因激愤而犯下的过失？对比贪污国家上亿元资财的百千贪官、虐杀百姓的恶人，一个为了新房而哭泣的农村青年，到底谁的犯罪情节更加“恶劣”、性质更为“严重”。高官和草民的生命，孰重孰轻？
刀下留人，不是奢求，而是拷问良知的一道关。法律之外，犹有天理和良心。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29岁的贾敬龙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2013年5月7日，贾敬龙正在装修的婚房，被村长何建华带人暴力拆除。贾敬龙被强拆者殴打，屋内的物品全部被压在废墟下。之后，未婚妻与他分手。此后，贾敬龙曾多次写举报信给长安区检察院和区信访局，并且向村长要求拆迁补偿，一直未果。2015年2月19日，贾敬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何建华，后在去自首的途中遭到何建华家人的追打和捆绑，受伤入院、被警方控制。贾敬龙的自辩词在网上曝光，他说：世道把我逼上梁山。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10月24日，贾敬龙的姐姐贾敬媛赶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法院信访处，向法官递交了要求停止执行死刑的紧急申请，并当面要求高法重新审核案情，撤销原裁定意见。10月25日，“大赦国际”发出紧急行动呼吁书，希望人们用中文或英文给中共司法部长吴爱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去信函，呼吁的内容包括“停止一切有关执行贾敬龙死刑的计画并立即改变对其的死刑判决”。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在其新浪微博发表文章“贾敬龙是不该杀的”。文中写道：“问题在于，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他还写：“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告！如果这一头不加以遏制，枪毙复仇者以儆效尤是不解决问题的。”
旅居美国的中国着名法学家程干远呼吁，最高法院要刀下留人。他说：“是政府违法在先，这叫官逼民反。高等法院本身做过规定，对于拆迁引起的法律案件，要求法院慎重处理。”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写道：贾敬龙本来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在一个政治清明、法治彰显、财产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是一个好公民。他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制度因素和他的个人因素同样重要。当然，他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显然罪不至死，因为这个人不是不可以改好……如果完全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尊重生命、少杀慎杀至少可以从贾敬龙案开始。
“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的紧急申请”里面提到，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以为结了婚就会和所有人一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会有这样的安排，除了一腔热血我甚么都没了。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嚎啕大哭，身边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实体会到甚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
此外，贾敬龙的姐姐证明：“婚房被拆，婚期延后，婚约被毁。他整个变了一个人。贾敬媛说，他开始一夜夜失眠，几近疯狂的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我能听到他在房间里大哭” 。
江苏苏州的网友“炎黄子孙15”写：“如果法律这样判，就等于说，高俅是好人，林冲是坏人。”安徽亳州的“乡下小伙AA强哥”说：“国家制定法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民的权益。绝对不是为了欺压掠夺人民。1，人民有权拒绝任何人强行拆除自己的房屋，哪怕是猪圈茅坑。2，其次，国家失职在先：贾敬龙在长达两年的控告申诉过程中，没能解决问题。人民纳税，养了公检法和上访局，目的是：保护人民不受欺压和侵犯。贾敬龙的问题，为甚么不能得到公平解决？”
由贾敬龙案，想起了辽宁摊贩夏俊峰。那份冤屈和悲凉，何其相似。2009年5月16日，在路口摆摊的夏俊峰被带到城管办公室后，两名城管先后用钢杯、折凳打他的头，又踢他下身，他情急之下掏出水果刀反抗，导致两人死亡。夏俊峰的律师及众多法律人士辩护称，夏俊峰在被围殴时被迫杀人，属于正当防卫。2011年5月9日，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原判。2013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在夏俊峰与家属见最后一面时，夏请求与家人合影或单独照一张留给儿子，被法院拒绝。夏悲喊：“你们为甚么如此残酷？这么绝情啊？”夏俊峰被处死后，妻子张晶抱着丈夫的骨灰，悲痛欲绝。大陆媒体人雷军曾在微博上写道：“抱着丈夫的那一刻，坚强的张晶终于痛哭出声。她说，往哪走呢，我忘了。”
中共的“法律公正”总是在弱势群体和个体面前凸显“不容侵犯”。中共的法制机构乃“维稳”的高层部件。几十年来，数以万计的法院判决，颠倒黑白、荒谬绝伦。司法黑幕下，多少生命之歌戛然而止，多少美好情怀灰飞烟灭。而善良的人还是在不停地呐喊、呼吁、奔走，怀着一线希望，希望百姓的悲苦可以打动官老爷冰封的心。
至于说死在夏俊峰和贾敬龙手下的两名城管和村长，他们三人曾经伤害过无辜的同胞，并由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们质问：是谁给了城管任意打骂侮辱摊贩的权力？是谁让村长为所欲为，下令开动钩机，推倒村民的住房？中共专政机器制造出来的强权零件，漠视他人的尊严和幸福，最终酿成自身的悲剧。
夏俊峰之死，是对法治的嘲讽，丝毫没有改变压制者和受压者之间的施暴与反抗的对立关系。如今，贾敬龙尚在。29岁的青春，难道不可以让他在监狱中度过漫长的白天和黑夜、反省因激愤而犯下的过失？对比贪污国家上亿元资财的百千贪官、虐杀百姓的恶人，一个为了新房而哭泣的农村青年，到底谁的犯罪情节更加“恶劣”、性质更为“严重”。高官和草民的生命，孰重孰轻？
刀下留人，不是奢求，而是拷问良知的一道关。法律之外，犹有天理和良心。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