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1月10日讯】近日，大陆民政部通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902万。此数据与此前2013年的研究报告测算的6102万，人数骤减。对此网民质疑：“不相信只有900多万”。
大陆的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照料，导致意外伤害、自杀、性侵等案件屡屡发生。如2015年贵州省毕节发生儿童死亡事件，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亡，分别为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且2012年11月，毕节曾经发生过儿童死亡事件，五名流浪儿死于垃圾桶中。
大陆民政部11月9日通报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基本情况。据通报，全国查出农村留守儿童902万，其中805万人由（外）祖父母监护，占89.3%；30万人由亲戚朋友监护；无人监护的为36万；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约31万。另外，近32万由（外）祖父母或亲朋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情况较差，少数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或尚未登记户口。
相较2013年大陆妇联相关报告测算的留守儿童6102万的数据，大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士称，留守儿童数量骤减或与统计口径等因素变化有关。
该负责人表示，两次报告使用的定义也有所区别。之前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这次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对于统计人数不寻常的差异，网民表示，突然少了这么多，统计肯定有水分。
针对留守儿童的现象，大部分网友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政府没有解决贫穷问题，所以大人必须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现象。
在一篇《中国农民工真的不重视家庭团聚吗》的网文中，作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中共户籍制度壁垒、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完善造成的。
文章写道：“把孩子带在身边，是父母的首选。选择让孩子留守，一部分是经济原因，一些父母的收入不足以在城市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壁垒，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限制了家庭迁徙的规模。很多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居住、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考、高考的限制，不得不“主动”回到农村；或者由于入园、入学困难，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等原因，“被迫”离开城市，加入留守儿童行列。因此，我们得以观察到所谓“学龄候鸟”现象，很多留守儿童暑假前往城市与父母团聚。”
作者呼吁：切实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问责（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平息人们的愤怒），而是从制度层面应对：要不要为外出打工者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要不要实行严格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从而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
（记者李倩倩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大陆的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照料，导致意外伤害、自杀、性侵等案件屡屡发生。如2015年贵州省毕节发生儿童死亡事件，四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亡，分别为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且2012年11月，毕节曾经发生过儿童死亡事件，五名流浪儿死于垃圾桶中。
大陆民政部11月9日通报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基本情况。据通报，全国查出农村留守儿童902万，其中805万人由（外）祖父母监护，占89.3%；30万人由亲戚朋友监护；无人监护的为36万；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的约31万。另外，近32万由（外）祖父母或亲朋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情况较差，少数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或尚未登记户口。
相较2013年大陆妇联相关报告测算的留守儿童6102万的数据，大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士称，留守儿童数量骤减或与统计口径等因素变化有关。
该负责人表示，两次报告使用的定义也有所区别。之前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这次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
对于统计人数不寻常的差异，网民表示，突然少了这么多，统计肯定有水分。
针对留守儿童的现象，大部分网友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政府没有解决贫穷问题，所以大人必须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的现象。
在一篇《中国农民工真的不重视家庭团聚吗》的网文中，作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中共户籍制度壁垒、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及不完善造成的。
文章写道：“把孩子带在身边，是父母的首选。选择让孩子留守，一部分是经济原因，一些父母的收入不足以在城市安家；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壁垒，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限制了家庭迁徙的规模。很多流动儿童随父母在城市居住、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中考、高考的限制，不得不“主动”回到农村；或者由于入园、入学困难，农民工子弟学校关闭等原因，“被迫”离开城市，加入留守儿童行列。因此，我们得以观察到所谓“学龄候鸟”现象，很多留守儿童暑假前往城市与父母团聚。”
作者呼吁：切实保障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基本权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政府需要做的不仅是问责（事实上对官员的问责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平息人们的愤怒），而是从制度层面应对：要不要为外出打工者创造家庭迁徙的条件，要不要实行严格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从而才能防止类似的悲剧。”
（记者李倩倩综合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