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1月19日讯】在中共的宣传中,周恩来被塑造成一个所谓的“好总理”形象,但据不断披露的史料来看,他实际上是一个杀人如麻,视人生命如草芥的屠夫。1934年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就是周恩来具体执行的。为了不暴露中共“红军”西窜的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红军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红军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中共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这一时期被整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馀人及众多弹械投靠红军,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
自己却没有上这架飞机。导致他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11人葬身太平洋,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据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1959——1961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4千4百万中国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千亿卢布的食品。
在农村“易子而食”的艰苦年月,周恩来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以慈禧太后“甯赠友邦,毋与家奴”的阴暗心态,无偿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巴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共产政权“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
周恩来的另一大罪状是出卖领土:为了把国共内战上纲为国际问题、让缅甸政府到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侵犯主权”,悍然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为了献媚新沙皇,他亲自与外蒙分裂主义者签订“中蒙友好协议”并主持外蒙主权移交仪式;为了离间日美关系,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此举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台列屿领土争端,更使中国在东海的油气资源长期被日本夺占,海洋战略形势长期受到压抑。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亲自签署的卖国条约割让的中国固有领土,相当于120个台湾的面积。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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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坑事件
1934年6月中旬,中共红军五次反围剿无法打破,白军包围日益缩小,红军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中共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中共官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成杀人。更有甚者,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据《龚楚回忆录》,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
百色起义主要领导人、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北伐名将、广西国军最高长官),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林某就是奉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不但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不知死所,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这一时期被整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馀人及众多弹械投靠红军,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印航空难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下令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
自己却没有上这架飞机。导致他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11人葬身太平洋,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
饿死灾民
据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新书《面具后面的周恩来》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1959——1961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4千4百万中国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千亿卢布的食品。
在农村“易子而食”的艰苦年月,周恩来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以慈禧太后“甯赠友邦,毋与家奴”的阴暗心态,无偿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巴尼亚100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共产政权“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
出卖领土
周恩来的另一大罪状是出卖领土:为了把国共内战上纲为国际问题、让缅甸政府到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侵犯主权”,悍然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为了献媚新沙皇,他亲自与外蒙分裂主义者签订“中蒙友好协议”并主持外蒙主权移交仪式;为了离间日美关系,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此举不仅直接导致钓鱼台列屿领土争端,更使中国在东海的油气资源长期被日本夺占,海洋战略形势长期受到压抑。
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亲自签署的卖国条约割让的中国固有领土,相当于120个台湾的面积。
(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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