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1月23日讯】被媒体盛传为“习近平导师”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近日再度发表敏感言论，直言中国经济基本症结是社会的寄生性，具体表现在五个环节：一、沉重的税费负担；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1955年出生的孙立平是辽宁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大陆知名学者、时评家郭一平曾在博客称，孙立平曾担任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师”，因此，外界将孙立平称为“国师”、习近平的导师。
孙立平近日在微博中提到，众所周知，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孙立平分析称，这种寄生性表现在甚么地方？至少有如下五个环节：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准备对外打仗，还要用大量的钱维稳。在这种情况下税费怎么能降下来？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馀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
今年6月28日，孙立平在一场公开演讲时称，中国社会面临最急迫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他说，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的时候，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孙立平分析，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30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30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30年。这个新的30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30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也就是这几年他一直强调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孙立平的上述言论，被认为与习近平当局近期一再释放的危机和变局信号相呼应。并在微博引发热议。有网民跟帖表示，中国“要变天了”，“错过了最好时机就可怕了。”
孙立平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敏感言论均强调，解决中国当前各方面的困境和问题，实现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在新的体制下，才可能解决经济的转型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正义。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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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生的孙立平是辽宁省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大陆知名学者、时评家郭一平曾在博客称，孙立平曾担任习近平的“论文指导教师”，因此，外界将孙立平称为“国师”、习近平的导师。
过去30年滋生大量寄生虫
孙立平近日在微博中提到，众所周知，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的各个环节滋生了大量的寄生物。它们吞噬着社会创造的财富，加重着经济系统的负担。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还显现不出来，因为财富的增量在大量增加。而到经济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孙立平分析称，这种寄生性表现在甚么地方？至少有如下五个环节：
第一，沉重的税费负担。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增加之后，不可能长期保持那样的增长速度。现在速度降下来了，政府收入没有那么快的增长了，但养的那么大机构和那么多人员你让谁回家？上到半道的项目不接着投行吗？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能短时间改掉吗？此外，还要准备对外打仗，还要用大量的钱维稳。在这种情况下税费怎么能降下来？
第二，腐败、寻租加重企业的交易成本。
这里需要注意这个问题上两个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是现行体制赋予有关部门的权力过广、过大、过泛、过于随意有关。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背景下的机构扩张问题，实际上，除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政府本身就有一种机构扩张的冲动，有时甚至会使这种扩张超出财政能力之外。由此就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机构建立起来了，但财政只是提供部分经费，馀下的部分自筹，包括收费罚款分成等。这就更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现象的发生。
第三，国企的垄断性获利。
国有垄断性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中各个优势环节，而且在市场中以垄断性价格获取超额利润。其结果，是加重了消费者和实体经济企业的双重负担。
第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
近些年来，实体经济处境艰难，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畸形扩张。但金融资本的收益最终要来自实体经济。按北师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的研究，现在中国金融资产已经接近200万亿。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
第五，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打破了收入与财富之间的均衡，同时也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负担。
泡沫是虚的，而其造成的结果却是实的。因为在财富泡沫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食利者阶层，对实体经济形成的是实实在在的负担。
中国面临三个最急迫问题
今年6月28日，孙立平在一场公开演讲时称，中国社会面临最急迫的三个问题：一个是国家的方向感，第二个是精英和上层的安全感，第三老百姓的希望感。他说，这三个问题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答案，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框架的时候，别的改革根本就无从谈起。
孙立平分析，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是，过去的两个30年的路基本上走完了，其潜力基本上释放完毕。现在不是简单地按照哪个30年的道路往前走的问题。现在社会要进入一个新的30年。这个新的30年应该建立在过去那两个30年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从而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的普世价值，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这也就是这几年他一直强调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孙立平的上述言论，被认为与习近平当局近期一再释放的危机和变局信号相呼应。并在微博引发热议。有网民跟帖表示，中国“要变天了”，“错过了最好时机就可怕了。”
孙立平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敏感言论均强调，解决中国当前各方面的困境和问题，实现真正的政治体制上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只有在新的体制下，才可能解决经济的转型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和公平正义。
（记者文瑞综合报导/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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