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5日讯】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郭沫若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两职位，并曾先后兼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成为了专职为中共掌权者歌功颂德、装点门面的文化吹鼓手。
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中共依靠欺骗性宣传蒙蔽了很多中国的知识份子为其所用。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知识份子与中共的关系迅速发生改变。为了强化对知识份子的掌控，中共很快就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文化人进行大规模的洗脑。而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与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在时间上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
中共思想改造的方式通常是：先集中向知识份子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然后要求通过发言或写汇报的方式，坦白交待自己的思想认识上与马列毛的思想不一致的“反动的一面”；接着要求人们自我批判或互相批斗，通过作检讨把每个人的个体尊严彻底摧毁；再通过逼迫知识份子参加所谓“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把他们思想中残存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摧毁。凡是被认定改造不合格的人就面临失去工作或被送农场劳动改造甚至被逮捕的厄运。
一时间，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学生们指着自己的教师痛骂“你肮脏”，“你的知识有毒素”，“你全身都是细菌还恬不知耻的自高自大”；而全中国的知识份子们则被迫不断地自我咒骂或互相揭发。
在这次洗脑运动中，身为“革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自然冲锋在前。他不但带头在喉舌媒体上发表署名评论，阐述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让他自我检讨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他就立刻写文章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在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成为了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风向标”。
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说，中共大搞思想改造运动的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而刘青峰则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份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表示，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成功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
1958年以后，毛泽东等人强力推行的“大跃进”运动，令整个中国社会从盲目的政治亢奋走向国疲民穷，乃至让全体国民陷入大饥馑的困境，在死亡边缘挣扎。有资料指，在1959年至1962年期间，全中国饿死的人数达六千万。然而，就在全国的老百姓哀痛悲苦的时候，郭沫若却写作了一系列为当权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谄媚“诗歌”。
据学者孙乃修梳理的文史资料，1959年2月4日，郭沫若作《春暖花开》诗，如痴人说梦般歌唱社会主义的春天：
“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1959年一定要胜过1958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1959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
郭沫若还为独裁者的“总路线”三呼万岁：“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
1960年，大饥馑第2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由于中共各级地方官员在大跃进中竞相虚报粮食产量，到秋收时又交不出如此数量的粮食，就纷纷把压力转嫁到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拷打折磨交不够粮食的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更多的人则因饥饿而死，全国各地饿殍遍野。
到这年7月，全中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第一年就高达一百万人，此后的两年，这个地区饿死人的也最多。
就在全国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郭沫若在1960年1月26日作《迎春》诗，唱起“千秋庆岁丰”：“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
这年秋天，郭沫若又写了一篇《金田新貌》，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功绩”：“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
针对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表现，孙乃修在《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一文中写道：“这些诗表现出，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像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自己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颇不以为然。郭世英曾经在郭宅门前指着父亲的背影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文化屏风。”
郭世英生前同学兼好友张鹤慈曾告诉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当年郭世英在文革中惨死，究其起因，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于立群在文革爆发前曾经举报了自己的儿子。
据现定居澳洲的张鹤慈回忆，当年他与郭世英等一众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份子子弟都是北京一O一中学的同学，两人和一批有独立思考不满专制主义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评论时政。当时郭世英曾说过“对毛泽东的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等在当时被视为“大不敬”的话。
1963年张鹤慈、郭世英和中共军队卫生部长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等人成立了一个地下文学团体X社。有一次，郭世英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就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告发郭世英他们在搞“反动活动”。
最初，郭沫若和妻子于立群还是想把儿子保下来，打算以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藉口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避风头”。不料，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时，把X社的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这件案子被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案，当时毛XX、刘少奇、周恩来对此案都有批示。公安部档案中列举张鹤慈和郭世英的罪名包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香港等地”等等。
之后，张鹤慈和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则是送农场劳动。然而，让郭沫若一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桩旧案在5年后却成了郭世英的催命符。
1967年文革爆发。1968年4月，正在北京农学院读书的郭世英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学院红卫兵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他当年的X社案子也被人翻出来，成为摧残折磨他的理由。
郭世英在红卫兵私设的牢房中，四肢被捆绑在椅子上，受尽人身凌辱，被打得遍体鳞伤。
4月22日清晨，被双手反绑着的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窗口飞出来，肝脑涂地当场气绝，当时他只有26岁。
张鹤慈说，郭世英在文革中遇难“主要又是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
当年的红卫兵说郭世英是跳楼自杀，但张鹤慈和郭世英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认为郭世英是死于他杀。他们认为，因为郭世英是被捆绑着的，当然无法爬楼，更无法从三楼破窗跳出。
而就在郭世英死前三天（4月19日），郭沫若要去参加周恩来的一个宴会时，他的夫人于立群曾恳求他向周恩来求助，但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却始终却没开口。三天后儿子惨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郭沫若沉默良久后竟然抛出一句：“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张鹤慈披露，实际上，郭世英的死对郭沫若打击很大。郭沫若后来曾默默用宣纸抄写郭世英生前的日记，整整抄了八本，看起来非常后侮和痛苦。
郭沫若另一个儿子郭明英，原是个很有音乐天赋的青年，他很喜欢西方音乐，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自己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不料竟有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举信，说音乐学院有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去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看后批示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为此，郭明英很受打击，不得已离开了音乐学院，并选择去海军当兵。
文革开始后，对运动的诸多不理解使郭民英的精神世界再度陷入困境。1967年4月里的一天，郭明英因为精神上太痛苦而自杀身亡，时年仅24岁。
更为可悲的是，在郭明英死后两个月（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竟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即席向操纵文革的首脑人物江青献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在接连痛失两个儿子后，仍然继续写“诗词”肉麻吹捧文化大革命，甚至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他在1971年还撰写了一本所谓的“学术着作”《李白与杜甫》，把毛泽东喜欢的李白捧上了天，同时为了衬托李白，不惜诋毁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在这本书的《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沫若“分析”称，杜甫写的《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防强盗进来”。郭沫若甚至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卷我屋上三重茅”为证据，分析称穷人的房屋只有“一重茅”，而杜甫的房屋上有“三重茅”，并由此得出杜甫其实很富裕的结论。
1976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郭沫若却在这一年的5月21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其词内容是：
“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78年6月12日，文革结束两年后，郁郁寡欢的郭沫若在北京病逝，死前立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梯田中。八个月后，其妻于立群自缢身亡。
学者张东园在《郭沫若轶事与悲剧人生》一文中曾分析说，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摧毁了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而郭沫若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在1949年后被中共政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张东园在文章中写道：“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中共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唐迪综编/责任编辑：明轩）
相关链接： 郭沫若的悲剧人生（上）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风向标”
在中共夺取政权以前，中共依靠欺骗性宣传蒙蔽了很多中国的知识份子为其所用。在中共建立政权以后，知识份子与中共的关系迅速发生改变。为了强化对知识份子的掌控，中共很快就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中国文化人进行大规模的洗脑。而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与随后进行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在时间上是重叠的，所以显得非常恐怖。
中共思想改造的方式通常是：先集中向知识份子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然后要求通过发言或写汇报的方式，坦白交待自己的思想认识上与马列毛的思想不一致的“反动的一面”；接着要求人们自我批判或互相批斗，通过作检讨把每个人的个体尊严彻底摧毁；再通过逼迫知识份子参加所谓“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把他们思想中残存的传统文化的观念摧毁。凡是被认定改造不合格的人就面临失去工作或被送农场劳动改造甚至被逮捕的厄运。
一时间，教师们成了阶下囚，学生成了审判员。学生们指着自己的教师痛骂“你肮脏”，“你的知识有毒素”，“你全身都是细菌还恬不知耻的自高自大”；而全中国的知识份子们则被迫不断地自我咒骂或互相揭发。
在这次洗脑运动中，身为“革命文化旗手”的郭沫若自然冲锋在前。他不但带头在喉舌媒体上发表署名评论，阐述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积极。让他自我检讨他就痛哭流涕地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他就立刻写文章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在某种程度上，郭沫若成为了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风向标”。
学者周鲸文在《风暴十年》一书中说，中共大搞思想改造运动的用意之一，是打垮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而刘青峰则在《试论文革前中国知识份子道德勇气的沦丧》一文中表示，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成功摧毁了中国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
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
1958年以后，毛泽东等人强力推行的“大跃进”运动，令整个中国社会从盲目的政治亢奋走向国疲民穷，乃至让全体国民陷入大饥馑的困境，在死亡边缘挣扎。有资料指，在1959年至1962年期间，全中国饿死的人数达六千万。然而，就在全国的老百姓哀痛悲苦的时候，郭沫若却写作了一系列为当权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谄媚“诗歌”。
据学者孙乃修梳理的文史资料，1959年2月4日，郭沫若作《春暖花开》诗，如痴人说梦般歌唱社会主义的春天：
“在社会主义的东风中，又看到春暖花开，敌人一天天的在烂下去，我们在好起来。1959年一定要胜过1958年呵，胜利的东风一定要逐步地吹遍全世界！1959年的春天应该是十倍的春天，今年我们要迎接到祖国建设的十周年。请看呵，每一个人都在十倍地鼓足干劲，每行每业都希望能够有献礼火箭上天。”
郭沫若还为独裁者的“总路线”三呼万岁：“万岁高呼三举手，两番跃进再加鞭。崖崖狂犬吠红日，…鸾凤颂碧天。灿烂百花齐放蕊，十年建设胜千年”。
1960年，大饥馑第2年，哀鸿遍野，死亡剧增，百姓持续逃荒乞讨。在这大灾之年，各地官员不救灾救民，却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搞各种“斗争大会”，逼农民上交粮食。由于中共各级地方官员在大跃进中竞相虚报粮食产量，到秋收时又交不出如此数量的粮食，就纷纷把压力转嫁到农民身上，到农民家里搜刮粮食财物，用各种灭绝人性的刑罚拷打折磨交不够粮食的农民，甚至将妇女剥光衣服游街，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更多的人则因饥饿而死，全国各地饿殍遍野。
到这年7月，全中国已经饿死二千万人。其中，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数第一年就高达一百万人，此后的两年，这个地区饿死人的也最多。
就在全国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郭沫若在1960年1月26日作《迎春》诗，唱起“千秋庆岁丰”：“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东风集》）
这年秋天，郭沫若又写了一篇《金田新貌》，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功绩”：“工农联盟基础固，领导正确政权专。殖民锁链已摧毁，封建死灰不复燃。红旗三面舞东风，东风骀宕红旗鲜。神州齐唱《东方红》，人民亿代乐无边。”（《东风集》）
针对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表现，孙乃修在《郭沫若：大饥馑时期的颂歌者》一文中写道：“这些诗表现出，郭沫若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不仅极力逃避，而且积极美化。倘若说，鉴于毛强权专横之威，一个元帅都被牺牲掉，一个文人不敢怒亦不敢言，只好有所不为，保持沉默态度，那还可以理解。但是，像郭沫若这样丧失良知，极力美化苦难现实，不能不说品德有亏。”
文革中举报亲子致其死亡 郭沫若内心扭曲倍受煎熬
郭世英，郭沫若之子，聪明过人，博闻强识，对自己老爹1949年后的文字和行为颇不以为然。郭世英曾经在郭宅门前指着父亲的背影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的最大的文化屏风。”
郭世英生前同学兼好友张鹤慈曾告诉文革研究学者宋永毅，当年郭世英在文革中惨死，究其起因，是郭沫若和他的妻子于立群在文革爆发前曾经举报了自己的儿子。
据现定居澳洲的张鹤慈回忆，当年他与郭世英等一众高干子弟和高级知识份子子弟都是北京一O一中学的同学，两人和一批有独立思考不满专制主义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思想和读书心得，评论时政。当时郭世英曾说过“对毛泽东的思想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等在当时被视为“大不敬”的话。
1963年张鹤慈、郭世英和中共军队卫生部长孙仪之的儿子孙经武等人成立了一个地下文学团体X社。有一次，郭世英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就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告发郭世英他们在搞“反动活动”。
最初，郭沫若和妻子于立群还是想把儿子保下来，打算以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藉口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避风头”。不料，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沫若家告密时，把X社的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的“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X社这件案子被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案，当时毛XX、刘少奇、周恩来对此案都有批示。公安部档案中列举张鹤慈和郭世英的罪名包括：“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和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香港等地”等等。
之后，张鹤慈和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则是送农场劳动。然而，让郭沫若一家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桩旧案在5年后却成了郭世英的催命符。
1967年文革爆发。1968年4月，正在北京农学院读书的郭世英因为与女友讲电话时用了英语，被农学院红卫兵大造反派诬为通敌卖国，强行扣押。他当年的X社案子也被人翻出来，成为摧残折磨他的理由。
郭世英在红卫兵私设的牢房中，四肢被捆绑在椅子上，受尽人身凌辱，被打得遍体鳞伤。
4月22日清晨，被双手反绑着的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窗口飞出来，肝脑涂地当场气绝，当时他只有26岁。
张鹤慈说，郭世英在文革中遇难“主要又是为了五年前的x社案，要把他重新搞成反革命并追查包庇者。”
当年的红卫兵说郭世英是跳楼自杀，但张鹤慈和郭世英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认为郭世英是死于他杀。他们认为，因为郭世英是被捆绑着的，当然无法爬楼，更无法从三楼破窗跳出。
而就在郭世英死前三天（4月19日），郭沫若要去参加周恩来的一个宴会时，他的夫人于立群曾恳求他向周恩来求助，但郭沫若坐在周恩来身旁却始终却没开口。三天后儿子惨死，面对妻子痛不欲生的指责，郭沫若沉默良久后竟然抛出一句：“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张鹤慈披露，实际上，郭世英的死对郭沫若打击很大。郭沫若后来曾默默用宣纸抄写郭世英生前的日记，整整抄了八本，看起来非常后侮和痛苦。
郭沫若另一个儿子郭明英，原是个很有音乐天赋的青年，他很喜欢西方音乐，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自己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不料竟有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检举信，说音乐学院有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去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看后批示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为此，郭明英很受打击，不得已离开了音乐学院，并选择去海军当兵。
文革开始后，对运动的诸多不理解使郭民英的精神世界再度陷入困境。1967年4月里的一天，郭明英因为精神上太痛苦而自杀身亡，时年仅24岁。
狂热迷信专制权力的文化吹鼓手
更为可悲的是，在郭明英死后两个月（1967年6月5日），郭沫若竟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即席向操纵文革的首脑人物江青献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在接连痛失两个儿子后，仍然继续写“诗词”肉麻吹捧文化大革命，甚至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他在1971年还撰写了一本所谓的“学术着作”《李白与杜甫》，把毛泽东喜欢的李白捧上了天，同时为了衬托李白，不惜诋毁杜甫是“不折不扣的大地主”。
在这本书的《杜甫的地主生活》一章中，郭沫若“分析”称，杜甫写的《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的后四句“赤裸裸的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常数’；柴门闩好，提防强盗进来”。郭沫若甚至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卷我屋上三重茅”为证据，分析称穷人的房屋只有“一重茅”，而杜甫的房屋上有“三重茅”，并由此得出杜甫其实很富裕的结论。
1976年，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十年，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郭沫若却在这一年的5月21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其词内容是：
“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78年6月12日，文革结束两年后，郁郁寡欢的郭沫若在北京病逝，死前立下遗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洒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的梯田中。八个月后，其妻于立群自缢身亡。
后人评说郭沫若的悲剧人生
学者张东园在《郭沫若轶事与悲剧人生》一文中曾分析说，中共在历次运动中对知识份子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以及羞辱，摧毁了源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即中国历史上久诵不衰的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人格尊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品格。而郭沫若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在1949年后被中共政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
张东园在文章中写道：“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中共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唐迪综编/责任编辑：明轩）
相关链接： 郭沫若的悲剧人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