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列宁病逝后，斯大林靠阴谋和背信弃义先后搞掉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四个最大的政敌，成功地使全党臣服于自己，从而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领袖的交椅，那么这之后，他则通过大清洗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自己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地位，把他的独裁推向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极致。
早在斯大林独揽大权后不久，苏共上层官员在聊天时，便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而党内和民间也越来越经常地把斯大林称为“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下达任务。1930年10月22日，他告知莫洛托夫：“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很快，“当家的”——成了他的正式名称。
1932年6月12日，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致信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说：“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这样。”
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领导一切，“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虽说官方文件上白纸黑字地写着：“1917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
斯大林不止一次提到沙皇。老布尔什维克恰金在他写的一封便函中回忆了在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家吃晚饭的情景。当时斯大林说：“你们要看到，多少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一直受沙皇统治，俄罗斯人是拥护沙皇的，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有个人当领袖。”
有一次，斯大林在提到对他的热烈欢呼时说：“人民需要沙皇”。
1936年底，斯大林的母亲问他：“约瑟夫，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斯大林告诉他：“你记得沙皇吗？我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没错，他“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大清洗一结束，斯大林就在1939年3月举行了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如果说在斯大林之前情况是这样，那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金字塔则完全倒了过来——总书记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中央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了执行机构，而代表大会则只具有谘询会议的意义了。从这时起，斯大林不仅不再考虑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而且也不再考虑党的代表大会了。
普通人很难想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是怎么统治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揭露说：“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赫鲁晓夫还在其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披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在斯大林眼里，所有的高层领导，名义上他的战友们，其实都是自己的仆人。他们极为害怕他，就像以前人们害怕沙皇一样。作家加布里洛维奇引用过赫鲁晓夫讲述的这样一件事——
斯大林在加格雷附近的别墅休假时，赫鲁晓夫去那里作客。斯大林坐在花园中的亭子里，与赫鲁晓夫一起喝茶、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天黑下来了，斯大林也变得阴郁起来。赫鲁晓夫这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该回家了，我妻子大概已经等好长时间了。”“您哪儿也去不了，”斯大林突然说道，“您要留在这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妻子会等着⋯⋯”斯大林抬头看了一眼赫鲁晓夫。这是那疯狂的黄眼珠的一瞥。
赫鲁晓夫当然留了下来，但是没有睡好。早晨他穿好衣服，来到花园里。斯大林仍然摆着昨天那种姿势坐在亭子里喝茶。赫鲁晓夫向他问了好，斯大林对此毫无反应，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茶。他突然问赫鲁晓夫：“您是谁？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是赫鲁晓夫。”“还应该搞搞清楚，您到底是谁，”斯大林说完把茶杯一推就走出了亭子。吓得发抖的赫鲁晓夫沿着小径向大门口走去。警卫员赶上了他，于是赫鲁晓夫做了最坏的准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叫您去，他在到处找您。”赫鲁晓夫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向凉亭。斯大林正坐在那里喝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斯大林亲昵地问道，“不能睡这么长时间，我等您已经很久了。”
这是“当家的”搞的游戏。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人，同时又是他强大的官僚机器。他迫使他们彻夜不眠，他迫使他们时刻处于恐惧之中。他把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甯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主席的夫人在劳改营囚犯的内衣送洗之前，负责在上面捉虱子。这是她的工作。可怜的老人加里甯一直请求放回妻子，然而无济于事⋯⋯他还把自己忠实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秘书也是苦苦哀求放回妻子，同样是毫无结果。政府首脑莫洛托夫也曾失去了妻子：“当家的”把她投入了监狱⋯⋯三个主要人物的妻子都遭到监禁。这是让他们别忘了，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他们随妻子而去。
斯大林有个“特殊笔记本”，里面记载着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呈送给他的有关首都各种事件的报告——从讨论小剧院上演的剧码到外国人参观高层建筑等问题，一切都要向他报告，由他阅读，受他监控。这就是“当家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表现出极微小的独立性，就会遭殃。
1951年，赫鲁晓夫大胆地表现了主动性：他提出了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主张，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呵斥。赫鲁晓夫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像个小学生似的写信悔过：“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我所犯的错误⋯⋯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说明我改正严重的错误，并尽可能地缩小我那不正确的言论所带给党的损失。”沃兹涅先斯基企图独立解决问题，结果因此送了命。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的手下当中没有谁敢于不征得他的同意去做任何一件事。而同斯大林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则无异于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被请来同斯大林下棋的人也被通知说——不能赢他。
度过七十岁寿辰之后，老迈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多疑，几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此时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他的某一个别墅里。别墅周围的森林里设置了陷阱，安上了地雷。只服从斯大林个人命令的警卫队的编制越来越膨胀。一切将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都被仔细搜身。前来见他的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谁都不知道接见的结果会怎样：回家还是被捕。
纵观斯大林的一生，没有比独裁者这顶帽子更适合于他了，而且就像曾跟斯大林打过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的独裁者”。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早在斯大林独揽大权后不久，苏共上层官员在聊天时，便开始越来越多地把党和国家称作“家业”，而党内和民间也越来越经常地把斯大林称为“当家的”。
“当家的”在南方休假时，每天给二号人物莫洛托夫下达任务。1930年10月22日，他告知莫洛托夫：“我认为，需要在秋季彻底解决苏维埃上层的问题⋯⋯第一，要解除李可夫的职务⋯⋯解散他们的整个机构。第二，你要取代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及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切都不要外传，到秋季再详谈，暂且光在好朋友的小范围内斟酌此事。”
很快，“当家的”——成了他的正式名称。
1932年6月12日，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致信政治局委员、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说：“我们从当家的那儿依然定期得到经常性的指令⋯⋯他实际上在休假期间不得不继续工作。只能这样。”
对，只能这样，一直到死。“当家的”领导一切，“当家的”将插手一切事务。虽说官方文件上白纸黑字地写着：“1917年，人民推翻了一切主人，自己当了家。”
斯大林不止一次提到沙皇。老布尔什维克恰金在他写的一封便函中回忆了在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基洛夫家吃晚饭的情景。当时斯大林说：“你们要看到，多少世纪以来俄国人民一直受沙皇统治，俄罗斯人是拥护沙皇的，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有个人当领袖。”
有一次，斯大林在提到对他的热烈欢呼时说：“人民需要沙皇”。
1936年底，斯大林的母亲问他：“约瑟夫，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斯大林告诉他：“你记得沙皇吗？我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没错，他“差不多就是个沙皇。”
大清洗一结束，斯大林就在1939年3月举行了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依次是：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总书记。如果说在斯大林之前情况是这样，那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这个金字塔则完全倒了过来——总书记具有立法者的意义，中央机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了执行机构，而代表大会则只具有谘询会议的意义了。从这时起，斯大林不仅不再考虑政治局和中央全会，而且也不再考虑党的代表大会了。
普通人很难想像，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是怎么统治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揭露说：“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行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赫鲁晓夫还在其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里披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在斯大林眼里，所有的高层领导，名义上他的战友们，其实都是自己的仆人。他们极为害怕他，就像以前人们害怕沙皇一样。作家加布里洛维奇引用过赫鲁晓夫讲述的这样一件事——
斯大林在加格雷附近的别墅休假时，赫鲁晓夫去那里作客。斯大林坐在花园中的亭子里，与赫鲁晓夫一起喝茶、聊天。时间过得很快，天黑下来了，斯大林也变得阴郁起来。赫鲁晓夫这时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该回家了，我妻子大概已经等好长时间了。”“您哪儿也去不了，”斯大林突然说道，“您要留在这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妻子会等着⋯⋯”斯大林抬头看了一眼赫鲁晓夫。这是那疯狂的黄眼珠的一瞥。
赫鲁晓夫当然留了下来，但是没有睡好。早晨他穿好衣服，来到花园里。斯大林仍然摆着昨天那种姿势坐在亭子里喝茶。赫鲁晓夫向他问了好，斯大林对此毫无反应，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茶。他突然问赫鲁晓夫：“您是谁？您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是赫鲁晓夫。”“还应该搞搞清楚，您到底是谁，”斯大林说完把茶杯一推就走出了亭子。吓得发抖的赫鲁晓夫沿着小径向大门口走去。警卫员赶上了他，于是赫鲁晓夫做了最坏的准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斯大林同志叫您去，他在到处找您。”赫鲁晓夫拖着沈重的脚步走向凉亭。斯大林正坐在那里喝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斯大林亲昵地问道，“不能睡这么长时间，我等您已经很久了。”
这是“当家的”搞的游戏。他们全是微不足道的人，同时又是他强大的官僚机器。他迫使他们彻夜不眠，他迫使他们时刻处于恐惧之中。他把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加里甯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主席的夫人在劳改营囚犯的内衣送洗之前，负责在上面捉虱子。这是她的工作。可怜的老人加里甯一直请求放回妻子，然而无济于事⋯⋯他还把自己忠实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妻子送进了劳改营。这位秘书也是苦苦哀求放回妻子，同样是毫无结果。政府首脑莫洛托夫也曾失去了妻子：“当家的”把她投入了监狱⋯⋯三个主要人物的妻子都遭到监禁。这是让他们别忘了，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让他们随妻子而去。
斯大林有个“特殊笔记本”，里面记载着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呈送给他的有关首都各种事件的报告——从讨论小剧院上演的剧码到外国人参观高层建筑等问题，一切都要向他报告，由他阅读，受他监控。这就是“当家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表现出极微小的独立性，就会遭殃。
1951年，赫鲁晓夫大胆地表现了主动性：他提出了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主张，立即受到了严厉的呵斥。赫鲁晓夫不得不可怜巴巴地、像个小学生似的写信悔过：“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完全正确地指出了我所犯的错误⋯⋯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说明我改正严重的错误，并尽可能地缩小我那不正确的言论所带给党的损失。”沃兹涅先斯基企图独立解决问题，结果因此送了命。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的手下当中没有谁敢于不征得他的同意去做任何一件事。而同斯大林辩论，反驳他的某一建议，则无异于自杀，人们只能同意他的意见。甚至被请来同斯大林下棋的人也被通知说——不能赢他。
度过七十岁寿辰之后，老迈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多疑，几乎没有人知道，斯大林此时是在克里姆林宫，还是在他的某一个别墅里。别墅周围的森林里设置了陷阱，安上了地雷。只服从斯大林个人命令的警卫队的编制越来越膨胀。一切将受到斯大林接见的人都被仔细搜身。前来见他的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谁都不知道接见的结果会怎样：回家还是被捕。
纵观斯大林的一生，没有比独裁者这顶帽子更适合于他了，而且就像曾跟斯大林打过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的独裁者”。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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