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真实故事。
有一天，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一次政治会议，当地的政府要人们都参加了。便衣警察们也像以往那样，混入会议大厅的人群之中，做着他们的神秘工作。
众多政府要员演讲之后，进入会议的高潮阶段一一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后，全体与会者起立，进行热烈的鼓掌。
掌声相当热烈，持续的时间长达三四分钟之多，还没有停下来的征兆。人们都不敢率先停止鼓掌，若被那些秘密警察发现了，就要被扣以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于是六分钟过去了，七分钟过去了，掌声还是那么热烈而又响亮。与会者中，有些年长者的心脏，便有点受不住这雷鸣般的嘈音了。但是九分钟，十分钟，掌声还在热烈地响着。所有人的心里，都起了恐慌的念头。
这时候，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率先停止了鼓掌，并坐了下来。这使会场迅速宁静了下来，人们终于都松了一口长气。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率先停止鼓掌的造纸厂厂长，却因怠忽职守罪而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决监禁十年。审判结束的时候，法官走近他的身边，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这个故事再生动不过地揭示了斯大林用以维系其暴政的两种基本元素：恐怖与恐惧。
试想，鼓掌都鼓了那么久了，除了那个胆子稍微大点的厂长，在场的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敢停下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怕，而且不是一般的怕，是怕的要死。那么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扣上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因此招来厄运。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又是因为他们至始至终都被恐怖包围着——他们知道穿着便装的秘密警察就混在他们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他们的魔爪。那个因为实在憋不住第一个停止鼓掌的厂长的结局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通过不断制造恐怖让人们总是处于恐惧之中，从而不敢反抗习惯于逆来顺受，这是所有独裁者维系其统治的秘诀，也是斯大林的统治秘诀。
斯大林的私人藏书中有两本关于恐怖活动的书。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斯大林都不厌其烦地高兴地注上：“对！”“精辟！”“是！！”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者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考茨基写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动。”这几句话下面划了线，斯大林的旁注为：“哈哈”。这位独裁者在经历了天天杀人和血海之后，觉得这种“资产阶级恐血症”太可笑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
没错，恐怖确实成了斯大林到达他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那么斯大林是靠什么来制造和维系恐怖的呢？秘密警察。
与纳粹德国一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个典型的警察国家。秘密警察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包括党和政府的上层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在毫无觉察之中，人们因为种种自己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就被他们贴上了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大家的头上。结果，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每个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天长日久，恐惧不仅成了国民普遍的心理创伤，而且成了整个国家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相比较而言，大清洗时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
许多回忆大清洗的书都会提到那时的夜晚，每到这个时候，黑色的汽车便会开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许多党员和他们的亲属抓走。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程式，人都是被悄悄抓走的。秘密警察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词，然后把他们枪毙。由于逮捕行动持续不断地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对电梯、电铃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敏感恐惧，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苏联着名作家爱伦堡在其着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这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
“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着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有一次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曾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其实，何止是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人都被同一主题折磨了一辈子。
下面这个故事，更是再生动不过的说明那时的人恐惧有多深。
一天夜里九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是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娄夫打电话。马娄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伦斯基。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马娄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子夜一点。马娄夫这次很小心，车近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几经周折后，马娄夫终于在深夜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他足足用了五个小时，死了两个人。马娄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便的一句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有一天，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一次政治会议，当地的政府要人们都参加了。便衣警察们也像以往那样，混入会议大厅的人群之中，做着他们的神秘工作。
众多政府要员演讲之后，进入会议的高潮阶段一一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后，全体与会者起立，进行热烈的鼓掌。
掌声相当热烈，持续的时间长达三四分钟之多，还没有停下来的征兆。人们都不敢率先停止鼓掌，若被那些秘密警察发现了，就要被扣以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于是六分钟过去了，七分钟过去了，掌声还是那么热烈而又响亮。与会者中，有些年长者的心脏，便有点受不住这雷鸣般的嘈音了。但是九分钟，十分钟，掌声还在热烈地响着。所有人的心里，都起了恐慌的念头。
这时候，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率先停止了鼓掌，并坐了下来。这使会场迅速宁静了下来，人们终于都松了一口长气。
一个星期以后，这位率先停止鼓掌的造纸厂厂长，却因怠忽职守罪而遭到了逮捕，并被判决监禁十年。审判结束的时候，法官走近他的身边，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这个故事再生动不过地揭示了斯大林用以维系其暴政的两种基本元素：恐怖与恐惧。
试想，鼓掌都鼓了那么久了，除了那个胆子稍微大点的厂长，在场的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敢停下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怕，而且不是一般的怕，是怕的要死。那么他们究竟怕什么呢？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扣上对“伟大领袖”不忠的罪名，因此招来厄运。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又是因为他们至始至终都被恐怖包围着——他们知道穿着便装的秘密警察就混在他们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他们的魔爪。那个因为实在憋不住第一个停止鼓掌的厂长的结局不正证明了这一点吗？
通过不断制造恐怖让人们总是处于恐惧之中，从而不敢反抗习惯于逆来顺受，这是所有独裁者维系其统治的秘诀，也是斯大林的统治秘诀。
斯大林的私人藏书中有两本关于恐怖活动的书。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斯大林都不厌其烦地高兴地注上：“对！”“精辟！”“是！！”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者考茨基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考茨基写道：“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开始采用极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动。”这几句话下面划了线，斯大林的旁注为：“哈哈”。这位独裁者在经历了天天杀人和血海之后，觉得这种“资产阶级恐血症”太可笑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种方法能缩短和减轻旧社会死亡的痉挛与新社会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个批注：“恐怖是到达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
没错，恐怖确实成了斯大林到达他所要建立的“新社会”的“最快的途径”。那么斯大林是靠什么来制造和维系恐怖的呢？秘密警察。
与纳粹德国一样，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个典型的警察国家。秘密警察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包括党和政府的上层官员）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在毫无觉察之中，人们因为种种自己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就被他们贴上了危险的政治标签，列入了黑名单，不幸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大家的头上。结果，每个人都无法知道怎样才能不使自己变成敌人，每个人都无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门，晚上是否还能安全地回来，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天长日久，恐惧不仅成了国民普遍的心理创伤，而且成了整个国家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相比较而言，大清洗时期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一个时代，也是最恐惧的一个时代。
许多回忆大清洗的书都会提到那时的夜晚，每到这个时候，黑色的汽车便会开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把许多党员和他们的亲属抓走。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程式，人都是被悄悄抓走的。秘密警察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词，然后把他们枪毙。由于逮捕行动持续不断地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对电梯、电铃声充满了近乎病态的敏感恐惧，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苏联着名作家爱伦堡在其着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这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
“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着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有一次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曾如是说。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那是一张满是孩子气的脸，圆圆的镜片，蓬松的头发，总是尴尬和手足无措的神情，谨慎得几乎称得上畏惧的眼睛，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
其实，何止是肖斯塔科维奇，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人都被同一主题折磨了一辈子。
下面这个故事，更是再生动不过的说明那时的人恐惧有多深。
一天夜里九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是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娄夫打电话。马娄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伦斯基。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马娄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子夜一点。马娄夫这次很小心，车近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几经周折后，马娄夫终于在深夜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他足足用了五个小时，死了两个人。马娄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便的一句话。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