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多年前，中共有一支军队曾经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
这还得从1927年国民党采取“清党”政策说起。当时国民党将渗透进该党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为了回应国民党的“清党”，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下，先后发动了几次暴动（见《“刑场上婚礼”背后的真相》）。领导湖南暴动的毛泽东在暴动失败后，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有所上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遂任命毛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换言之，毛成为了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来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过毛才能贯彻。
然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升而确立。一方面，当毛将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在一起时，必然引起了苏区一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与江西本土领导人存在着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土地政策，毛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赣西南派则主张执行中共六大作出的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二是权力分配，毛提出将赣西、湘赣边界两个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后来毛任命亲信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另外毛还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成立红六军，但这些决定遭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赣西南方面认为这些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面对着挑战，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成为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毛采取了极端恐怖的肉体消灭手段，这一开创突破了中共过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为此毛找了一个藉口，他说赣西南的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清洗。
于是，毛泽东藉口红军内部有AB团的人，开始清除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领导人。“AB团”，即Anti-Bolshevik，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是1927年1月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成立三个月后即告解散，后来也没有重建。
而毛则藉口清查红军内部隐藏有AB团分子，于1930年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的清洗，杀害了大量无辜将士。
刘士奇领导的赣西特委率先拿团特委发行科的朱家浩开刀，在刑讯逼供下，朱家浩捏造了一批“AB团分子”。接着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鼓动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而毛在清洗赣西南领导人之前，已对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展开清洗，捕杀了一批对自己不满的指战员和一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如在朱、毛争斗中支持朱的何笃才就遭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万多红军中抓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据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被杀的红军高达一万人，占江西红军的四分之一。
不久，参加完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李文林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李不仅指责毛，还撤销了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被激怒了的毛很快就将李文林等人逮捕，并让亲信曾山代替李文林，领导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
1930年11月，国民党对苏区展开围剿，毛率领军队同国民党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要求“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那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馀人被捕，这其中包括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李韶九对这些人实施了酷刑，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
这些人的妻子也被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遭到“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酷刑。
12月12日，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的率领下发动兵变，并攻占了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这就是“富田事变”，或称“富田事件”。
当晚，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受毛泽东指使的。次日，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大会，被捕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展示了满身的伤痕。愤怒的士兵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关键时刻，手握重兵的彭德怀站在了毛的一边，毛遭到动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而为了替自己狡辩，毛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认为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化身，反对自己就是反革命，就是“AB团”。
尽管后来事变领导人向中共中央承认了错误，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项英也表示采用教育、开会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却于1931年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支持毛泽东，并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同时撤销了项英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毛接任。
结果不难想像。刘敌等二十军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由于当时弹药奇缺，这些人大多或是被刀砍死，或是被棍棒打死，或是被活埋的。随之，二十军的番号被撤销，剩馀的士兵被编入其它军队。
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短短二、三年间中共内部共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将士、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总计10万人被杀。毛也藉此巩固了权力。
当时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后来在其《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道：“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
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但沉冤却始终无法得到昭雪。当年参与者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杀戮的惨烈。
肃清“AB团”分子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不时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地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份子以及阻挡自己夺取权力的障碍者。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以后的中共历史中，这样的血腥的内部清洗一再出现。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这还得从1927年国民党采取“清党”政策说起。当时国民党将渗透进该党的中共党员全部清除。为了回应国民党的“清党”，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下，先后发动了几次暴动（见《“刑场上婚礼”背后的真相》）。领导湖南暴动的毛泽东在暴动失败后，在江西井冈山建立了中共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有所上升。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遂任命毛为苏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换言之，毛成为了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来自上海的命令只有通过毛才能贯彻。
然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提升而确立。一方面，当毛将自己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合在一起时，必然引起了苏区一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的不满；另一方面，来自湖南的毛在一些方面与江西本土领导人存在着矛盾，毛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双方的分歧主要有两点，一是土地政策，毛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而赣西南派则主张执行中共六大作出的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二是权力分配，毛提出将赣西、湘赣边界两个特委合并，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后来毛任命亲信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另外毛还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成立红六军，但这些决定遭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赣西南方面认为这些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
面对着挑战，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成为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毛采取了极端恐怖的肉体消灭手段，这一开创突破了中共过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为此毛找了一个藉口，他说赣西南的党和红军已被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控制，为了挽救革命，必须对其进行彻底清洗。
清除AB团分子
于是，毛泽东藉口红军内部有AB团的人，开始清除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领导人。“AB团”，即Anti-Bolshevik，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是1927年1月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其目地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其成立三个月后即告解散，后来也没有重建。
而毛则藉口清查红军内部隐藏有AB团分子，于1930年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大规模的清洗，杀害了大量无辜将士。
刘士奇领导的赣西特委率先拿团特委发行科的朱家浩开刀，在刑讯逼供下，朱家浩捏造了一批“AB团分子”。接着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鼓动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
而毛在清洗赣西南领导人之前，已对自己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展开清洗，捕杀了一批对自己不满的指战员和一些地富出身的党员，如在朱、毛争斗中支持朱的何笃才就遭杀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四万多红军中抓出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据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透露，被杀的红军高达一万人，占江西红军的四分之一。
不久，参加完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江西的李文林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李不仅指责毛，还撤销了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被激怒了的毛很快就将李文林等人逮捕，并让亲信曾山代替李文林，领导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
富田事变
1930年11月，国民党对苏区展开围剿，毛率领军队同国民党作战，而将对江西苏维埃政府驻地富田的肃反工作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要求“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那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在数天之内，红二十军和富田当地苏区特委、行动委员会即有120馀人被捕，这其中包括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万清、任心达、马铭等人。李韶九对这些人实施了酷刑，有的人被当场折磨致死。
这些人的妻子也被当作“AB团”分子抓起来，遭到“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等酷刑。
12月12日，红二十军第174团1营在团长刘敌的率领下发动兵变，并攻占了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将包括李韶九在内的中共当地政府人员全部逮捕。这就是“富田事变”，或称“富田事件”。
当晚，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受毛泽东指使的。次日，二十军士兵在富田广场召开了大会，被捕人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还展示了满身的伤痕。愤怒的士兵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关键时刻，手握重兵的彭德怀站在了毛的一边，毛遭到动摇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而为了替自己狡辩，毛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认为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化身，反对自己就是反革命，就是“AB团”。
尽管后来事变领导人向中共中央承认了错误，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项英也表示采用教育、开会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却于1931年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明确支持毛泽东，并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同时撤销了项英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毛接任。
结果不难想像。刘敌等二十军约七、八百名军官以及原江西省行委领导先后被害。由于当时弹药奇缺，这些人大多或是被刀砍死，或是被棍棒打死，或是被活埋的。随之，二十军的番号被撤销，剩馀的士兵被编入其它军队。
在富田事变之后，各地反AB团运动被推上了新的高度，短短二、三年间中共内部共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将士、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总计10万人被杀。毛也藉此巩固了权力。
当时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后来在其《自述》中谈到这段历史时说道：“如果细算历史旧账，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的这一颗人头就是不足以抵偿的。”
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过“AB团”这一类的组织，但沉冤却始终无法得到昭雪。当年参与者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杀戮的惨烈。
肃清“AB团”分子是中共内部杀戮的开端。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不时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地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份子以及阻挡自己夺取权力的障碍者。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以后的中共历史中，这样的血腥的内部清洗一再出现。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