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林的文化政策在封闭、集权方面登峰造极，给那个时代的人留下沈重的记忆。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史达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大转变”。这场从相对宽松的列宁文化政策的转向，从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份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加集权。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转变为由党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体制。1929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
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档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共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也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进行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资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1925年展开的“布林什维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林什维主义”；到30年代，史达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馀”，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对文献资讯和新闻书报实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资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以出版总局为例，它的人员编制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察官就达525个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检察官就有将近5,000人。
1927年之后，苏联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1936年1月10日，当时的出版总局局长发布《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定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的报告中说：“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
史达林对科技专家和知识份子的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史达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
史达林对知识份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份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史达林把旧知识份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份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份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来自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史达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成了史达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史达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史达林的思想模式铸造文化，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史达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史达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像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柯被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
“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
阿赫玛托娃则被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列一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最后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柯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迳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史达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史达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史达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开始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以及计画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等问题，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史达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敲音定调的圣谕。
史达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史达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主张文艺工作的安德列‧日丹诺夫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是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沈重的回忆”。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本文原载《世界博览‧海外卷》2010年第2期，作者“行光”，编写者对内容略有删节）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史达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大转变”。这场从相对宽松的列宁文化政策的转向，从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开始，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份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思想文化变得更加封闭，更加集权。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转变为由党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体制。1929年1月18日下发的《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规定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
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档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巴契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全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是什么呢？苏共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也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进行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资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1925年展开的“布林什维化运动”，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林什维主义”；到30年代，史达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馀”，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对文献资讯和新闻书报实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资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以出版总局为例，它的人员编制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察官就达525个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检察官就有将近5,000人。
1927年之后，苏联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1936年1月10日，当时的出版总局局长发布《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查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定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遇了全面销毁。一个负责人员30年代的报告中说：“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
史达林对科技专家和知识份子的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件”，接着史达林于1929年4月在中央全会上声明，“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业部门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从此，就在工农业所有部门中展开了大抓“暗害者”的运动。稍后，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又展开了对“人民敌人”、“异己分子”的斗争。
史达林对知识份子的镇压政策来自他对各类专家、旧知识份子的不信任，从根本上说，源自他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史达林把旧知识份子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先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因而“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而后来其中“漏网的大多数”，又去做了“暗害分子和间谍”，这就是说，他们知识技能最多，也最反动；“另一部分”，是“旧知识份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他们“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政治上是很动摇的；第三部分是“知识技能更差的一般的知识份子”，他们则“已经向人民靠拢，拥护苏维埃政权”。
“知识越多越反动”，实际上来自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马哈伊斯基主义。史达林从马哈伊斯基主义中推演出来的这一理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最有名望、最有知识的专家、教授和文化人。这部分人受打击最大，被逮捕关押的最多，以至在战争即将来临之时和二战期间，不得不在监狱中把这些专家、教授集中起来，建立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和“监狱设计中心”，勒令他们在关押中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这些可敬的科学技术专家们，以“在押犯”之身，为军事科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监狱研究所”成了史达林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种方式和途径。
用史达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史达林的思想模式铸造文化，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史达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史达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
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像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柯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柯被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
“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
阿赫玛托娃则被主管意识形态的安德列一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最后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柯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迳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史达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史达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史达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开始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以及计画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等问题，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但奇迹并没有出现。史达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敲音定调的圣谕。
史达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史达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主张文艺工作的安德列‧日丹诺夫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
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上世纪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是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沈重的回忆”。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本文原载《世界博览‧海外卷》2010年第2期，作者“行光”，编写者对内容略有删节）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