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一座在临别时连轻轻的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都显得多馀的城市，几百年来吸引着无数人流连忘返。让人叹惋的是，今日让我们为之倾倒的巴黎却已非昔日的巴黎，而正是一百四十六年前巴黎公社点燃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卢浮宫的黎塞留图书馆、维勒旅馆、荣誉勋位宫、司法宫，烧毁了杜伊勒里宫、警察府、审计法院、圣马丁剧院和很多其它地方。这也难怪法国众多的知识份子痛斥巴黎公社，称其是“一个刺客委员会，一群流氓，一个充满罪恶和疯狂的政府。”
巴黎公社为何要焚毁巴黎？下令焚烧宫殿的国民自卫队司令Jules Bergeret曾给公社领导人发了这样一封信：“皇室的最后残骸刚刚消失了，我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迹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显而易见，推崇暴力，敌视传统的巴黎公社和蛊惑其的马克思主义，是巴黎真正的罪人。
然而，巴黎公社的幽灵并未因其消亡而消逝。一百多年后，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有约的这个幽灵闪现在拥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华大地上。同样，在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路，每一座寺庙，每个人的举手投足，背后都有道不尽的故事，其瑰丽的文化几千年来让无数外国人神往。只是巴黎的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再度上演。
根据中共官方的报导，中共始终对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使我们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热血沸腾”，为此，中共建政后，几次将马克思撰写的总结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作为中共党员必读的经典，而学习高潮则是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
据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文革前，中共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中。
被后人称为“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的人民公社，就是将农民的衣食住行全部掌控在公社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公社统一分配劳动，采取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而且农民不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公社实行后，最终因挫低了人们的积极性，管理不善，归于失败，紧接着的是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然而，彼时的毛却将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1959年官媒在刊发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时，要求“从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角度阐述巴黎公社的意义”，意思是人们要正确对待“大跃进”等运动。而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也再次证明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变种同样缺乏其成长的土壤，而这折射的是其所信奉的马克思理论根本不可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后，中苏关系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也出现裂痕。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中共再次掀起学习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热潮，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对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等等。
不过，上述宣传和学习与文革后的宣传和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是小巫见大巫。
毛为了消灭党内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如刘少奇等人而发动的文革，在爆发后不久，就对巴黎公社的宣传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的经验得到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
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中共学到的是文革“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旧制度打乱”。
1966年6月1日，毛还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就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同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给夺取毛的对手的权力做铺垫，1967年，官媒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内容，并鼓励“采取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旧的东西。《人民日报》当年2月3日的社论称，毛“把建设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权力机构“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等等。
无疑，对巴黎公社的高调宣传，是彼时的毛为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为脱离中共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夺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在这样的宣传下，毛为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正当的外衣，这也是为何当时许多群众造反组织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摆脱党的领导、“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
而正是通过体制外民众对原有体制的冲击，毛在党内的对手一个个被打倒，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抓后凄惨的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毛达到打倒党内对手、巩固权力的目地后，毛开始恢复原有秩序，进而打压群众运动。于是，从1968年至1976年，官媒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开始减少，且侧重点发生变化，如让领导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经验，不要利用职权去谋私利、搞特殊化等。中共翻云覆雨的嘴脸由此可见。
文革后期，中共面对民众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又要求民众用马列支持巴黎公社的态度，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各种“新生事物”，并批判否定文革、不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
文革伊始，正是在毛的有意识的支持、鼓动下，向暴力、血腥的巴黎公社学习的“红卫兵”们杀气腾腾的指向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此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文物的破坏、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远远超过巴黎公社多少倍。
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而这仅仅是北京一地。
让我们不妨列列全国被毁掉的古迹清单：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废墟；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被平毁无遗；太原一百多处古迹一天之内全部毁掉；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被毁；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杭州岳飞坟墓被刨，其被焚骨扬灰；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海南明代名臣海瑞的坟墓被砸；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墓，还有吴承恩、蒲松龄、张之洞、康有为等诸多历史名人的坟墓被挖、被砸、被毁……
除了无数的古迹被毁，文物古董被毁坏更是无计其数。除此而外，还有无数知识份子遭到了凌虐，而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让我们记住这些自杀者的名字：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此外，海外学者研究认为，文革至少造成773万人的死亡。而其对文革道德方面的摧残也是史无前例：宗教场所被大量破坏，出家人被迫还俗，有信仰者被迫放弃信仰，文物被大量焚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儒、释、道三家被批判，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迄今，文革结束亦40年，尽管中共把文革定为“浩劫”，尽管中共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的真正反思却被官方禁止。这是因为中共害怕反思的结果是揭了中共的老底，而巴黎公社与文革的关联也应是中共害怕反思的原因之一。毕竟中共“怀有深深的敬意”的巴黎公社是文革暴力的榜样，暴力的文革被否定了，暴力的巴黎公社还要“怀有深深的敬意”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巴黎公社为何要焚毁巴黎？下令焚烧宫殿的国民自卫队司令Jules Bergeret曾给公社领导人发了这样一封信：“皇室的最后残骸刚刚消失了，我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迹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显而易见，推崇暴力，敌视传统的巴黎公社和蛊惑其的马克思主义，是巴黎真正的罪人。
然而，巴黎公社的幽灵并未因其消亡而消逝。一百多年后，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有约的这个幽灵闪现在拥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华大地上。同样，在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路，每一座寺庙，每个人的举手投足，背后都有道不尽的故事，其瑰丽的文化几千年来让无数外国人神往。只是巴黎的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再度上演。
根据中共官方的报导，中共始终对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使我们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热血沸腾”，为此，中共建政后，几次将马克思撰写的总结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作为中共党员必读的经典，而学习高潮则是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
巴黎公社对文革的指导作用
据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文革前，中共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中。
被后人称为“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的人民公社，就是将农民的衣食住行全部掌控在公社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公社统一分配劳动，采取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而且农民不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公社实行后，最终因挫低了人们的积极性，管理不善，归于失败，紧接着的是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然而，彼时的毛却将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1959年官媒在刊发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时，要求“从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角度阐述巴黎公社的意义”，意思是人们要正确对待“大跃进”等运动。而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也再次证明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变种同样缺乏其成长的土壤，而这折射的是其所信奉的马克思理论根本不可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后，中苏关系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也出现裂痕。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中共再次掀起学习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热潮，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对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等等。
不过，上述宣传和学习与文革后的宣传和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是小巫见大巫。
毛为了消灭党内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如刘少奇等人而发动的文革，在爆发后不久，就对巴黎公社的宣传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的经验得到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
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中共学到的是文革“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旧制度打乱”。
1966年6月1日，毛还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就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同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给夺取毛的对手的权力做铺垫，1967年，官媒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内容，并鼓励“采取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旧的东西。《人民日报》当年2月3日的社论称，毛“把建设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权力机构“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等等。
无疑，对巴黎公社的高调宣传，是彼时的毛为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为脱离中共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夺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在这样的宣传下，毛为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正当的外衣，这也是为何当时许多群众造反组织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摆脱党的领导、“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
而正是通过体制外民众对原有体制的冲击，毛在党内的对手一个个被打倒，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抓后凄惨的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毛达到打倒党内对手、巩固权力的目地后，毛开始恢复原有秩序，进而打压群众运动。于是，从1968年至1976年，官媒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开始减少，且侧重点发生变化，如让领导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经验，不要利用职权去谋私利、搞特殊化等。中共翻云覆雨的嘴脸由此可见。
文革后期，中共面对民众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又要求民众用马列支持巴黎公社的态度，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各种“新生事物”，并批判否定文革、不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
文革罪恶清单
文革伊始，正是在毛的有意识的支持、鼓动下，向暴力、血腥的巴黎公社学习的“红卫兵”们杀气腾腾的指向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此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文物的破坏、对知识份子的迫害远远超过巴黎公社多少倍。
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十八万五千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而这仅仅是北京一地。
让我们不妨列列全国被毁掉的古迹清单：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废墟；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被平毁无遗；太原一百多处古迹一天之内全部毁掉；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被毁；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杭州岳飞坟墓被刨，其被焚骨扬灰；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海南明代名臣海瑞的坟墓被砸；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墓，还有吴承恩、蒲松龄、张之洞、康有为等诸多历史名人的坟墓被挖、被砸、被毁……
除了无数的古迹被毁，文物古董被毁坏更是无计其数。除此而外，还有无数知识份子遭到了凌虐，而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让我们记住这些自杀者的名字：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此外，海外学者研究认为，文革至少造成773万人的死亡。而其对文革道德方面的摧残也是史无前例：宗教场所被大量破坏，出家人被迫还俗，有信仰者被迫放弃信仰，文物被大量焚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儒、释、道三家被批判，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迄今，文革结束亦40年，尽管中共把文革定为“浩劫”，尽管中共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的真正反思却被官方禁止。这是因为中共害怕反思的结果是揭了中共的老底，而巴黎公社与文革的关联也应是中共害怕反思的原因之一。毕竟中共“怀有深深的敬意”的巴黎公社是文革暴力的榜样，暴力的文革被否定了，暴力的巴黎公社还要“怀有深深的敬意”吗？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