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极权制度兴起、为祸并衰亡的时代。
按照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极权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极权制度，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列宁仅仅只是奠定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基础，而斯大林则在列宁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这个制度并将其推向了极致。如果说斯大林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那么最大的遗产便是这种被其发展到极致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是一党专政。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苏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个人独裁，也就是斯大林独裁。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各大反对派别，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据1971年出版的《赫鲁雪夫回忆录》透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雪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正如曾访问过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样，当年的苏联完全就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
相比较而言，一党专政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党，个人独裁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权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会控制。
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全都是统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总结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
第四是警察国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斯大林，权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们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如果说在列宁生前，秘密警察还仅仅只是被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那么到了斯大林时代，它的作用则被无限度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阴影笼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斯大林死后，赫鲁雪夫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但没过多久，伴随着他的下台，这场运动也就戛然而止了。换句话说，斯大林虽然不在了，但斯大林主义在他身后依旧统治着苏联，只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较斯大林生前有所松弛而已罢了。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地位，斯大林主义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苏联，而且被照搬到包括中国、东欧等其它共产党国家，为祸剧烈，流毒深远。不说朝鲜，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后的中国，今天也不难发现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不过，随着上世纪末苏共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历史已经明确宣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死刑。
号称苏联“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描述在斯大林主义蹂躏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苏联人当时的心态：“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其实不是被它的敌人埋葬的，而是被它自己埋葬的，被它不可避免地种下的种种恶果所埋葬的。（全文完）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按照国际政治学界的共识，极权制度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极权制度，一个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列宁仅仅只是奠定了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基础，而斯大林则在列宁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这个制度并将其推向了极致。如果说斯大林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政治遗产，那么最大的遗产便是这种被其发展到极致的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首先是一党专政。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苏维埃、职工会、共青团、合作社以及其它社会组织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体系，共产党是这个体系的“领导核心”，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按他的说法，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它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不仅把党的领导原则写进了党章，而且还写进了苏联宪法。苏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声称：“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更是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有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其次是个人独裁，也就是斯大林独裁。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通过阴谋手段逐步清除了党内各大反对派别，将原本分归3大巨头掌管的党、政、军大权独揽到自己一个人的手中。特别是通过1936—1938年的大清洗，斯大林更是完全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独裁。
1941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与此同时，斯大林把政治局逐步变成了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决定一切的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局。而高居于政治局之上的“太上皇”则是斯大林本人。他握有的权力是俄国任何沙皇都不具有的，不仅包括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斯大林还把全部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
据1971年出版的《赫鲁雪夫回忆录》透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一般情况下，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斯大林就要召见他在政治局的亲信赫鲁雪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正如曾访问过苏联的法国左翼作家吉德所形容的那样，当年的苏联完全就是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
相比较而言，一党专政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个党，个人独裁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一切权力都集中于党的领袖个人，权力集中度更高。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
第三是全方位的社会控制。
在斯大林的极权体制下，党不仅控制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还牢牢的控制了人民的思想、价值和信仰，甚至包括他们的私生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政治、经济到精神文化以至于人们的私生活全都是统一化和模式化的。就像苏共史权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所总结的那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的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
第四是警察国家恐怖政治。
在斯大林时代，除了掌握最高权力的斯大林，权力最大的就是秘密警察。他们被赋予了凌驾于党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公民进行监听、监视、恐吓、逮捕、暗杀、非法劳教和判刑。如果说在列宁生前，秘密警察还仅仅只是被用来针对普通民众的，那么到了斯大林时代，它的作用则被无限度地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党和政府的最高层。在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阴影笼罩下，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斯大林死后，赫鲁雪夫虽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但没过多久，伴随着他的下台，这场运动也就戛然而止了。换句话说，斯大林虽然不在了，但斯大林主义在他身后依旧统治着苏联，只是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较斯大林生前有所松弛而已罢了。
由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老大哥”地位，斯大林主义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苏联，而且被照搬到包括中国、东欧等其它共产党国家，为祸剧烈，流毒深远。不说朝鲜，即使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后的中国，今天也不难发现斯大林主义的阴影。
不过，随着上世纪末苏共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历史已经明确宣判了斯大林主义的死刑。
号称苏联“开放教父”的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这样描述在斯大林主义蹂躏下生活了几十年的苏联人当时的心态：“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每件事情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始。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思路，我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看法……此时人们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
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其实不是被它的敌人埋葬的，而是被它自己埋葬的，被它不可避免地种下的种种恶果所埋葬的。（全文完）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