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宁夏生产建设兵团“林建三师”成立不久,下属二团有八个北京知青,在两案中被判死刑执行了枪决。同时,还有同案犯多人被判死缓和有期徒刑,其中有女知青。被枪毙的八名北京知青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最小的案发时不满18岁。而这只不过是宁夏知青的点滴血泪史。
当时固原县军分区到地方“支左”,酿成武斗事件。为逃避责任,掩盖真相,时任固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当地革会主任的刘源,1970年利用“一打三反”运动,杀人灭口,枪决了四名北京知青,其中两人是司令员刘源问题的知情人。
军队“支左”介入地方运动,造反派“文攻武卫”升级。当时两派,谁能占据团部,谁是胜者。“在野派”为了攻克团部,一天夜里偷袭了团部。随着一声爆炸,围墙倒塌,里面的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棍棒、钢管等打得头破血流。虽偷袭成功,但有人被打死了。
清算武斗罪行时,涉嫌杀人的四名主犯被判死刑立即枪决,另有多人获刑。偷袭总指挥金伯昆,他本是清朝皇室爱新觉罗的后裔。为避祸,他特意隐名埋姓,摒弃爱新觉罗祖姓,改金姓。但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一劫。其他三个死刑犯分别是北京知青:张松古、孔东山、战智。四人被枪毙在固原城东门外的河滩上。
首犯金伯昆已经有了未婚妻。行刑那天,他被五花大绑,站在示众的卡车上,用眼神巡视着车下涌动的人群。知情人说,他是在寻找恋人小臧,想和她做最后的诀别。但是他始终没看见她。他死后,有关于他的爱情故事,越愈传愈凄美,愈传愈悲壮。
四人中战智年龄最小,作案时还差一个月才满十八岁。他是四人中长得最帅的一个。那天他没穿棉衣,外面套了一件光板儿老羊皮大衣,拦腰系着一根绳子。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行刑后,这个漂亮小伙儿的半张脸都被打飞了,白色羊皮大衣上染满了鲜血。
“斩首示众”那天,金伯昆他们四人站在各自的示众卡车上,都是昂首挺胸,既无惧色也无愧色。为打击他们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法警不得不一次次地往下按他们的头。四人梗着脖子,一副为捍卫毛革命路线誓死如归的样子。
现场很多人连连人叹息:“这些娃娃如果不来大西北,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他们确实不该来这里,而应该在学校读书。但是因为他们出身不好,高中大学不被录取。上山下乡落户到这里,不幸又赶上文革,当了造反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军队“支左”,更无法无天。
他们死得其所,还是死得好无谓?是英雄还是死有馀辜?武斗中,两派都喊着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誓死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文革被否定,毛的极左路线被否定,造反派们趋之若狂的一切还有意义吗?包括他们为之献出的生命。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只有金伯昆生前的未婚妻小臧专程来过固原,痛哭了一场。而现在,当年的刑场已经是商业城了。
这场悲剧,谁之过?如果没有中共的政治运动,人们头脑里没被灌输害人的党文化,这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将会有怎样灿烂的人生!“这些娃娃”无疑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
武斗案之后,当权者为摆平“死掐”的两派,好明哲保身,终于捏造出“马家河湾轮奸案”,又枪毙了对立面的四名北京知青。
这四个倒在刑场上的北京知青,被扣上的是“反革命轮奸犯”罪名。罪名本身就是文革产物,在中共的刑法典里从来没有的罪名。因为那几个知青出身不好,被害人是贫农出身,黑五类出身的男人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人,这是阶级报复,就是反革命。所以罪加一等,是“反革命轮奸犯”。那真是个无法无天的疯狂年代。
谁也没想到,这个杀身之祸是从一个玩笑惹出来的。1967年冬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大卡车去同心县。路上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父女俩拦车搭上了他们的顺风车。走到同心县马家河弯时,汽车因故停了会儿。有个知青对那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说你跟我走,给我当老婆之类的。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
回到连队后他们又拿这个玩笑各自吹牛,还互相取笑。过了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将那姑娘轮奸了。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覆覆调查了多次,然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承认。林建三师知情人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便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结案时将五个“主犯”中的四个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被屈打成招的那名“主犯”判了死缓。
多年后,案件平反了。平反的真实原因,是涉案的北京知青中,有些人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如被中共授予中美合作所二号烈士的黄显声将军,其长孙涉案其中。当时,黄显声遗孀还在,她找到原铁道部长吕正操,哭诉要孙子。这个冤案得以平反,是因为有人“通天”。二团知情人感叹:“这案子要搁到普通人身上你想告状连门也找不到啊!”
宁夏固原县三师二团“准解放军团队”,当初让很多知青羡慕不已。过后他们发现,二团发生的冤案,在全国兵团里并不少见。军官们党性越强,知青越遭殃,越倒霉。他们整起人来,“制造陷阱和阴谋”,更加卑鄙无耻和残忍。
首犯王金洪已经结婚,案发时他的妻子正怀孕在身。平反时王的母亲和妻子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一姓马的女服务员说,有一天,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
知青的种种遭遇,不仅毁了成千上万个知青的一生,也毁了他们身后的整个家庭,父母和亲人。上山下乡运动,给几代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人至今伤痛都难以愈合。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文革武斗杀人案
当时固原县军分区到地方“支左”,酿成武斗事件。为逃避责任,掩盖真相,时任固原军分区司令员兼当地革会主任的刘源,1970年利用“一打三反”运动,杀人灭口,枪决了四名北京知青,其中两人是司令员刘源问题的知情人。
军队“支左”介入地方运动,造反派“文攻武卫”升级。当时两派,谁能占据团部,谁是胜者。“在野派”为了攻克团部,一天夜里偷袭了团部。随着一声爆炸,围墙倒塌,里面的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就被棍棒、钢管等打得头破血流。虽偷袭成功,但有人被打死了。
清算武斗罪行时,涉嫌杀人的四名主犯被判死刑立即枪决,另有多人获刑。偷袭总指挥金伯昆,他本是清朝皇室爱新觉罗的后裔。为避祸,他特意隐名埋姓,摒弃爱新觉罗祖姓,改金姓。但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一劫。其他三个死刑犯分别是北京知青:张松古、孔东山、战智。四人被枪毙在固原城东门外的河滩上。
首犯金伯昆已经有了未婚妻。行刑那天,他被五花大绑,站在示众的卡车上,用眼神巡视着车下涌动的人群。知情人说,他是在寻找恋人小臧,想和她做最后的诀别。但是他始终没看见她。他死后,有关于他的爱情故事,越愈传愈凄美,愈传愈悲壮。
四人中战智年龄最小,作案时还差一个月才满十八岁。他是四人中长得最帅的一个。那天他没穿棉衣,外面套了一件光板儿老羊皮大衣,拦腰系着一根绳子。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叹息。行刑后,这个漂亮小伙儿的半张脸都被打飞了,白色羊皮大衣上染满了鲜血。
“斩首示众”那天,金伯昆他们四人站在各自的示众卡车上,都是昂首挺胸,既无惧色也无愧色。为打击他们的“反革命嚣张气焰”,法警不得不一次次地往下按他们的头。四人梗着脖子,一副为捍卫毛革命路线誓死如归的样子。
现场很多人连连人叹息:“这些娃娃如果不来大西北,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他们确实不该来这里,而应该在学校读书。但是因为他们出身不好,高中大学不被录取。上山下乡落户到这里,不幸又赶上文革,当了造反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军队“支左”,更无法无天。
他们死得其所,还是死得好无谓?是英雄还是死有馀辜?武斗中,两派都喊着毛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在誓死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文革被否定,毛的极左路线被否定,造反派们趋之若狂的一切还有意义吗?包括他们为之献出的生命。时过境迁,几十年后,只有金伯昆生前的未婚妻小臧专程来过固原,痛哭了一场。而现在,当年的刑场已经是商业城了。
这场悲剧,谁之过?如果没有中共的政治运动,人们头脑里没被灌输害人的党文化,这群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将会有怎样灿烂的人生!“这些娃娃”无疑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牺牲品。
马家河湾轮奸案
武斗案之后,当权者为摆平“死掐”的两派,好明哲保身,终于捏造出“马家河湾轮奸案”,又枪毙了对立面的四名北京知青。
这四个倒在刑场上的北京知青,被扣上的是“反革命轮奸犯”罪名。罪名本身就是文革产物,在中共的刑法典里从来没有的罪名。因为那几个知青出身不好,被害人是贫农出身,黑五类出身的男人强奸了红五类出身的女人,这是阶级报复,就是反革命。所以罪加一等,是“反革命轮奸犯”。那真是个无法无天的疯狂年代。
谁也没想到,这个杀身之祸是从一个玩笑惹出来的。1967年冬的一天,十几个北京知青乘坐大卡车去同心县。路上遇见一个乡下老头带着女儿徒步赶路。父女俩拦车搭上了他们的顺风车。走到同心县马家河弯时,汽车因故停了会儿。有个知青对那姑娘开起了玩笑,大意是说你跟我走,给我当老婆之类的。同车的其他知青也跟着瞎起哄。
回到连队后他们又拿这个玩笑各自吹牛,还互相取笑。过了些日子有人揭发说这十几个北京知青将那姑娘轮奸了。于是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反反覆覆调查了多次,然而“加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承认。林建三师知情人说,当时对这几个犯人上了肩背铐,并加了楔子。有一个人熬不过去了,便下了软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结案时将五个“主犯”中的四个判了死刑立即执行,被屈打成招的那名“主犯”判了死缓。
多年后,案件平反了。平反的真实原因,是涉案的北京知青中,有些人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如被中共授予中美合作所二号烈士的黄显声将军,其长孙涉案其中。当时,黄显声遗孀还在,她找到原铁道部长吕正操,哭诉要孙子。这个冤案得以平反,是因为有人“通天”。二团知情人感叹:“这案子要搁到普通人身上你想告状连门也找不到啊!”
宁夏固原县三师二团“准解放军团队”,当初让很多知青羡慕不已。过后他们发现,二团发生的冤案,在全国兵团里并不少见。军官们党性越强,知青越遭殃,越倒霉。他们整起人来,“制造陷阱和阴谋”,更加卑鄙无耻和残忍。
首犯王金洪已经结婚,案发时他的妻子正怀孕在身。平反时王的母亲和妻子都来到了固原,住在当时的固原第一旅社。一姓马的女服务员说,有一天,王金洪的母亲和妻子照样平静地走进房间,关上门后却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痛彻心扉的嚎啕哭声,那哭声让前台上的服务员们听得清清楚楚……
知青的种种遭遇,不仅毁了成千上万个知青的一生,也毁了他们身后的整个家庭,父母和亲人。上山下乡运动,给几代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半个世纪过去了,很多人至今伤痛都难以愈合。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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