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所知的，因为反对“文革”而被公开枪杀的第一人。
他刻苦好学，才思敏捷，忧国忧民。他渴望走出去、看世界。他向往自由的彼岸。然而，追寻的航船，倾覆在红色的波涛里，慷慨赴死，他说：“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辉，这个名字，有几人知晓？三十载人生路，他用鲜血，写下了青春理想、无畏勇气。凭吊英烈，献上哀思。
刘文辉出生于1937年，家境良好。父亲刘宗汉是民国早期的金融界知识精英，先后在友华银行、花旗银行、国内的浙江实业和兴业银行担任高级职员。抗战后，刘宗汉曾出任联合国“对华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做过专员。母亲胡定珍岀身名门，她的祖父是清朝书画大家胡公寿。刘文辉有一个叔叔刘大同，在民国时曾是亚洲远东社着名的记者。
刘文辉小时在教会学校学习，加之父亲和叔叔长期在外资机构工作，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使得刘文辉接触到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一些西方现代思想。
国民政府撤离上海后，刘宗汉留下做留守工作。当时，中共央华东局工业部长汪道涵和副部长程望了解到，刘宗汉不当汉奸、不去台湾，还曾押送救济物资去解放区，因此很器重他，让他负责总务，后来又安排他到船舶工业局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在五十年代初，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开始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有人查出，刘宗汉在国民政府上海救济总署当过科长并且一度任专员。这个“历史污点”，让刘宗汉苦不堪言，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最后，他索性主动退职回家，在街道里弄担任扫盲班的义务教员。没想到，又有人揭发他“在国民党里当过专员”，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刘宗汉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由法院正式判决定罪，处以“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成了在街道里弄的被“管”人员。
父亲刘宗汉失业后，母亲变卖家产维持生计。眼看家境困难，年方16岁的刘文辉缀学，进入沪东造船厂当工人，扛起家庭的重担。他勤奋聪颖，深得师傅们以及苏联专家的好评。刘文辉在工作之馀，考进了总工会的中专夜校，曾经在复旦大学的职工夜大、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大进修。
1956年7月，刘文辉加入共青团，不久后担任车间团支部书记。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刘文辉响应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他有话就说，在座谈会上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批评党委书记“生活作风腐败”，还贴出了大字报。此外，有关父亲刘宗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案，刘文辉曾在徐汇区法院刑事庭上为父亲辩护，抗议判决不公，和法官顶撞起来。
反右时期，刘文辉之前的行为构成“罪状”：攻击党的领导，公然藐视社会主义法律。虽然当时规定，工人农民不划右，但是领导为了完成右派指标，愣是把不满二十岁的刘文辉打成右派。
1961年，刘文辉“右派”摘帽后，出人意料的，他主动要求到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的造船基地工作。在岛上，他博览群书，自制了一台收音机，收听境外电台。刘文辉和另外几位青年打算偷渡出境，然后寻求政治避难。他苦练游泳，还学习航海技术。可是，在四清运动中，他们被人出卖，刘文辉独自一人揽下责任。
1965年底，当地法院判决“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劳动。”1966年3月，刘文辉被开除公职，被押回上海老家日晖四村。每天，“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和“现行反革命”儿子一起，打扫街道卫生，清理厕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刘文辉阅读广泛，善于思考。他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都有所了解，对胡适等人的民主思想也有涉猎并甚为推崇。在现实生活中，刘文辉亲历政治运动给父亲、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带来的冲击，他深刻反思，大胆质疑。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让弟弟文忠在夜间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他在大字报中说：“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文革开始后，刘文辉写过两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后来在被捕时被公安人员搜走，下落不明。另外，刘文辉收藏的上千本书，包括父亲和叔叔留给他的，都被抄走和烧掉。“红卫兵”烧书时，把刘文辉捆绑起来殴打。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月28日，刘文辉历经四个昼夜，写成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刘文辉和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辉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士。“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日休假时，利用串联的机会，去到杭州，通过不同的邮筒，把信投递给14所国内着名学府，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院校。
这一桩“反革命大案”很快侦破了。1966年11月26日，刘文辉和刘文忠二人被逮捕。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3月10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第一个被押上台的就是刘文辉。当时全上海有二十四万份公判的宣传广告，贴在所有的里弄和街上。在公判以前的两个小时，刘宗汉被押到“工人新村”批斗现场，从广播里收听自己的儿子即将被枪决的实况。
研究文革的学者裴毅然在文中提及：“刘家后知：公判大会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颈部绑绳，以防发声。内部人员告知：文革时期对死囚都采取‘割破声带’，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码事先敲落下巴，怕临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动口号。”
这一天，刘文辉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30岁。
风华正茂的儿子被冷血枪毙，最小的儿子受困狱中，全家都被株连。一场“文革”，令刘宗汉一家，承受了锥心之痛和延伸无尽的苦难。多年后，刘文忠在回忆录里披露了悲惨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我们村居民，还有邻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被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门窗被砸碎。人群声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四角（应为一角五分）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
“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名字上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人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
“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惊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孙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婴儿。我大姐吓得跺脚大哭。她的十多岁儿子，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了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众都闻声赶来观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心动魄。
“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两张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刘文忠的大姐打开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地念给母亲听。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刘宗汉老人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刘文忠记叙说，她的母亲从不落泪，那一次，嚎啕地痛哭了一夜。
“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村288户人家，加上附村许多居民，都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刘文忠曾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刘宗汉说：“在那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个有胆量去要骨灰。”他又含泪地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纵览中国”，2012年6月20日。
裴毅然：《青史迎英烈──有这样一对同案犯》，《往事微痕》（北京），第117期，2012年7月15日。
杨银波：《站着死，不跪着生──血荐轩辕刘文辉》，“公民力量”，2012年8月4日。
张敏：《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一）》，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0月17日。
张敏：《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二）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2016年10月22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他刻苦好学，才思敏捷，忧国忧民。他渴望走出去、看世界。他向往自由的彼岸。然而，追寻的航船，倾覆在红色的波涛里，慷慨赴死，他说：“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刘文辉，这个名字，有几人知晓？三十载人生路，他用鲜血，写下了青春理想、无畏勇气。凭吊英烈，献上哀思。
两代“反革命”
刘文辉出生于1937年，家境良好。父亲刘宗汉是民国早期的金融界知识精英，先后在友华银行、花旗银行、国内的浙江实业和兴业银行担任高级职员。抗战后，刘宗汉曾出任联合国“对华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做过专员。母亲胡定珍岀身名门，她的祖父是清朝书画大家胡公寿。刘文辉有一个叔叔刘大同，在民国时曾是亚洲远东社着名的记者。
刘文辉小时在教会学校学习，加之父亲和叔叔长期在外资机构工作，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这使得刘文辉接触到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一些西方现代思想。
国民政府撤离上海后，刘宗汉留下做留守工作。当时，中共央华东局工业部长汪道涵和副部长程望了解到，刘宗汉不当汉奸、不去台湾，还曾押送救济物资去解放区，因此很器重他，让他负责总务，后来又安排他到船舶工业局工作。
可是，好景不长。在五十年代初，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开始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有人查出，刘宗汉在国民政府上海救济总署当过科长并且一度任专员。这个“历史污点”，让刘宗汉苦不堪言，他被翻来覆去地审查。最后，他索性主动退职回家，在街道里弄担任扫盲班的义务教员。没想到，又有人揭发他“在国民党里当过专员”，1956年，在肃反运动中，刘宗汉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由法院正式判决定罪，处以“就地监督劳动，管制改造”，成了在街道里弄的被“管”人员。
父亲刘宗汉失业后，母亲变卖家产维持生计。眼看家境困难，年方16岁的刘文辉缀学，进入沪东造船厂当工人，扛起家庭的重担。他勤奋聪颖，深得师傅们以及苏联专家的好评。刘文辉在工作之馀，考进了总工会的中专夜校，曾经在复旦大学的职工夜大、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大进修。
1956年7月，刘文辉加入共青团，不久后担任车间团支部书记。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刘文辉响应中共号召，帮助党整风。他有话就说，在座谈会上向厂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意见，批评党委书记“生活作风腐败”，还贴出了大字报。此外，有关父亲刘宗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一案，刘文辉曾在徐汇区法院刑事庭上为父亲辩护，抗议判决不公，和法官顶撞起来。
反右时期，刘文辉之前的行为构成“罪状”：攻击党的领导，公然藐视社会主义法律。虽然当时规定，工人农民不划右，但是领导为了完成右派指标，愣是把不满二十岁的刘文辉打成右派。
1961年，刘文辉“右派”摘帽后，出人意料的，他主动要求到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的造船基地工作。在岛上，他博览群书，自制了一台收音机，收听境外电台。刘文辉和另外几位青年打算偷渡出境，然后寻求政治避难。他苦练游泳，还学习航海技术。可是，在四清运动中，他们被人出卖，刘文辉独自一人揽下责任。
1965年底，当地法院判决“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组织叛国集团，妄图投靠美帝，背叛祖国。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劳动。”1966年3月，刘文辉被开除公职，被押回上海老家日晖四村。每天，“历史反革命”刘宗汉和“现行反革命”儿子一起，打扫街道卫生，清理厕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反“文革”万言书
刘文辉阅读广泛，善于思考。他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都有所了解，对胡适等人的民主思想也有涉猎并甚为推崇。在现实生活中，刘文辉亲历政治运动给父亲、自己和周围的人所带来的冲击，他深刻反思，大胆质疑。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让弟弟文忠在夜间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他在大字报中说：“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
文革开始后，刘文辉写过两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后来在被捕时被公安人员搜走，下落不明。另外，刘文辉收藏的上千本书，包括父亲和叔叔留给他的，都被抄走和烧掉。“红卫兵”烧书时，把刘文辉捆绑起来殴打。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9月28日，刘文辉历经四个昼夜，写成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刘文辉和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辉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士。“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日休假时，利用串联的机会，去到杭州，通过不同的邮筒，把信投递给14所国内着名学府，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院校。
这一桩“反革命大案”很快侦破了。1966年11月26日，刘文辉和刘文忠二人被逮捕。1967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3月10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第一个被押上台的就是刘文辉。当时全上海有二十四万份公判的宣传广告，贴在所有的里弄和街上。在公判以前的两个小时，刘宗汉被押到“工人新村”批斗现场，从广播里收听自己的儿子即将被枪决的实况。
研究文革的学者裴毅然在文中提及：“刘家后知：公判大会前，政治犯嘴塞橡皮，颈部绑绳，以防发声。内部人员告知：文革时期对死囚都采取‘割破声带’，你家三哥概莫能外，起码事先敲落下巴，怕临死前猖狂一跳—呼喊反动口号。”
这一天，刘文辉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年仅30岁。
一角五分钱子弹费
风华正茂的儿子被冷血枪毙，最小的儿子受困狱中，全家都被株连。一场“文革”，令刘宗汉一家，承受了锥心之痛和延伸无尽的苦难。多年后，刘文忠在回忆录里披露了悲惨的一幕又一幕。
“那是1967年3月23日下午三时许，母亲和大姐抱着未满一周岁的三姐女儿，从外边回家，看到一大群无知的邻居，疯狂地拥向我家门口，越聚越多，不仅有我们村居民，还有邻村的，数百人把我家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我家房后边花园篱笆被推倒，树木花草被践踏履平，我家四室的门窗被砸碎。人群声嘶力竭叫喊：‘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刘文忠、刘宗汉！’派出所民警冲在前面，逼着我母亲，高叫‘快快交出四角（应为一角五分）枪决刘文辉的子弹费’。”
“我父亲刘宗汉早已被里弄专政队押着，跪在家门口，头上戴着高帽子，上写‘反革命分子刘宗汉’，名字上被红笔打了大叉叉。父亲脖子上挂着一块厚重大牌子，上写着‘镇压反革命分子刘文辉’，背上被用墨汁写着‘严惩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家人姓名无一不打着叉叉。父亲已被疯狂的‘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
“面对家门口这场惊天动地的劫难，母亲紧紧抱着惊吓得大哭的幼婴外甥孙女，坚强地挤进人群往家里走。一些造反派与不懂事的小孩子，一起抓起地上的泥巴与垃圾，向我母亲身上扔去。母亲急忙用头、手、肩掩护怀抱的婴儿。我大姐吓得跺脚大哭。她的十多岁儿子，想上前去保护遭打的外公外婆，反被一群红卫兵揪出去打了一顿。另外两个6岁、10岁的外甥都吓得躲到床底下大哭。附近群众都闻声赶来观看，人山人海，‘打倒’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心动魄。
“派出所民警与造反派头头跟进我家中，掷出两张枪杀刘文辉的判决书。……他们拿到子弹费，挤出人群指使红卫兵、造反派说‘对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毫不留情！’这场暴虐一直持续到天黑……晚饭后，又有不少人向我家4室门窗掷石头，把几扇窗子的玻璃都打碎了。”
刘文忠的大姐打开那份《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落着眼泪轻声地念给母亲听。法院宣称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刘宗汉老人连声长叹：“我刘宗汉作了什么孽，要遭到如此报应啊！我害了辉儿，我株连全家，我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刘文忠记叙说，她的母亲从不落泪，那一次，嚎啕地痛哭了一夜。
“第二天，有关枪决罪大恶极、死心塌地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的公判海报，贴满上海大街小巷，自然首先贴到了我家住的日晖四村弄堂口，贴到我家12号大门墙上。从这以后几个月中，整村288户人家，加上附村许多居民，都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天天围着这个出了三个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人家，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刘文忠曾追问父母：“你们没有保存辉哥的骨灰？”刘宗汉说：“在那种残酷疯狂的年头，哪个有胆量去要骨灰。”他又含泪地说：“也好，这个倔强儿子，迟早会被他们杀害，早走，免受了数不清的折磨。”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公司，2005年1月。
刘文忠：《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8年。
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纵览中国”，2012年6月20日。
裴毅然：《青史迎英烈──有这样一对同案犯》，《往事微痕》（北京），第117期，2012年7月15日。
杨银波：《站着死，不跪着生──血荐轩辕刘文辉》，“公民力量”，2012年8月4日。
张敏：《反“文革”、反暴政的英烈刘文辉—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一）》，自由亚洲电台，2016年10月17日。
张敏：《专访刘文辉胞弟刘文忠（二）反“文革”的义士刘文辉及家人》，2016年10月22日。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