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16日讯】“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像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说是“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但是，毛泽东说“与人斗其乐无穷”，1966年又发动了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右派也没有几人活下来的。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吧。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2003年，作家杨显惠用《夹边沟记事》一书，翻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今年2017年，恰逢“夹边沟事件”60年，我们再把10年前《南都周刊》记者重返夹边沟记述的故事拿出来，为的是反思悲剧的根源。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彷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份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馀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彷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份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 《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份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像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份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苞谷面或其它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苞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睪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份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夹边沟，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刘光基说，哪有心情看书—看书还有啥用，“右派”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烟了。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份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在线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未完待续）
──转自《人民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这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像的“右派”苦难史。
夹边沟，这个位于甘肃酒泉戈壁滩里的劳改农场，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冻间，一场罕见的大饥荒很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短短三年间，三千“右派”在吃尽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说是“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
但是，毛泽东说“与人斗其乐无穷”，1966年又发动了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剩下的右派也没有几人活下来的。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吧。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2003年，作家杨显惠用《夹边沟记事》一书，翻开了这段历史的一角；今年2017年，恰逢“夹边沟事件”60年，我们再把10年前《南都周刊》记者重返夹边沟记述的故事拿出来，为的是反思悲剧的根源。
重返夹边沟
“右派”们的遗骨被后来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夹边沟的石头看上去圆滑，却摸着硌手。时光倒流几亿年，这里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力量将此地抹为无垠荒漠。
50年对于这里太过短暂。长风猎猎，巴丹吉林沙漠的黄沙一遍遍抚摸着这片土地。半世纪前三千“右派”在这里战天斗地，如今这一切均被岁月消磨得不见踪迹。只剩几棵倔强的沙枣树挺立风中，彷若古战场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节，总有人来到此地烧纸磕头。有人哭得呼天抢地，扶不起来。临了，掬一把黄土含泪离去。他们的亲人长眠于此，但谁也不知尸骨埋葬的确切位置。当死亡大规模来临，尸体拿床单裹住，麻绳一捆，抬上马车。一车十几个拉到沙包，几锹刨出个坑，草草用沙子盖住。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埋人者的习惯是，最后多挖一个坑，留给下批送来的人—有时，也可能是自己。
《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记载：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份子11,132人。根据天津作家、《夹边沟记事》作者杨显惠的调查和当事人回忆，夹边沟农场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说，甘肃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当1961年初夹边沟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释放回家时，一位医生留下来负责给2,000馀名死者编写病历。他们被贴以各种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均死于饥饿。
“右派”们的遗骨被1969年后接管农场的坦克部队集中掩埋在一个沙包里。50年前的惨剧如今已难觅踪迹，偶有当年包裹尸体的烂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们这是一群亡魂的归宿。
当年的痕迹
从酒泉市区出发，出北门直奔东北方向，行车半小时即到夹边沟林场。1957年10月开始，“右派”们背上行囊，从甘肃兰州等地乘火车到达酒泉城。那时，绿皮火车从兰州搭载着“右派”，一路晃荡20个小时才能到达酒泉，50年过后，这段路程缩短到9个小时。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场雪赶在冬至前早早降临。走在雪水滋润过的沙地上，那种绵软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林场如进入冬眠般静得出奇，耳边只有树叶飒飒落下，无可奈何砸向地面。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边成片的向日葵，它们如僵尸般毫无生气。阳光凛冽，映照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时间彷佛时空凝滞。
夹边沟农场虽属酒泉市管辖，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县。在它的200多公里外，是庞大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庞大的航天城相比，夹边沟是不起眼的小村庄。
夹边沟本是村名。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人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1954年，甘肃省劳改总局在夹边沟村龙王庙的原址上开办国营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农场。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改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在此后的三年中，夹边沟农场成为接纳甘肃省“右派”的劳教农场。
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8年春节刚过，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后来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说：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份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甘肃省何以将大批“右派”送往贫瘠而寒冷的夹边沟？ 《经历——我的1957年》作者和凤鸣认为：“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份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右派”在夹边沟的劳动究竟是何种强度？一位林场干部王柱华说，夹边沟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须挖出纵横交错的排碱沟。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极大。大冬天“右派”们站在碱水里，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当于现在大型五六十吨的车。“依现在看，劳动强度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来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画家、诗人高尔泰一路上想像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开始了夹边沟的生活。
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过的周惠南也在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夹边沟。“不就是看我反不反党么？”他说自己心里有底，“我过来之后要立功受奖，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
1954年9月建档的夹边沟农场《计划任务书》上，记录了农场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况：场区地形为一带形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场内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昼夜温差悬殊。多风，最大达到八级。
很多人都觉得，最多半年就会回家。34岁的刘光基在自家单位甘肃省建设局里一句话没说，却被定为“对‘右派’言论喜形于色”送到夹边沟。但他看“来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学毕业多得很，连长征干部都来了，还有各单位的专业干部，兰州大学的校长等等。“我觉得没那么简单，起码三年。最后算得还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为防止自杀，所有人进来时都要接受搜身检查。兰州陈宗海当年只有21岁，当农场管教干部扒开他的衣服让他交出刀具和财物时，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对于从各地奔赴而来的“右派”们而言，夹边沟的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干部眼里，他们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份子。
管教干部告诫他们：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后还要继续工作。怎么教育呢？对方答：你们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陈宗海想，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来这里干啥？
果然有人自杀。完不成任务要扣饭扣馍，“右派”多是知识分子，不愿受辱，也不愿落在别人后面。有人夜里出去上厕所，吊死在树上。
不值得。刘光基对自己说，你自杀，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呢，反倒给家里带麻烦。要活着，咱们走着看；陈宗海也想，何必呢，同志，大不了两三年就过去了，不过“后来一看，死了那么多人还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这么多苦。”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起床后路过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饭，大锅里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萝卜叶子泡在里面，拿出来一洗，剁碎，掺和进苞谷面或其它杂粮面搅拌。“右派”们管它叫“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苞谷面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馍头，早饭时给每人发一个，让带到工地上吃。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后来又降为20斤，最少的时候，降到15斤。
陈宗海觉得难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里人写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有个人在信里跟家里抱怨面饼大小就跟睪丸一样，黑的就跟狗屎一样，后来就给判刑了。吓得陈宗海从此在家信就两句话：父母大人你们好，我在这里很好。
一下子绝望了
在农场的大力鼓动和一种莫名的戴罪立功集体心理暗示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们表现出空前的劳动热情。陈宗海一天半夜一个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干了一整天，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得了个全场第一。
赵旭《夹边沟惨案访谈录》记载：农场组织劳动竞赛，将长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一组将满土筐抬来，另一组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组，然后，返回再将空筐拿到始点，再抬上满筐跑步送到终点。任何一组都会影响全队发挥，各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摘帽的诱惑让人们斗志昂扬，哪怕有人在这样疯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后，当口粮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农场开始饿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劳动节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时的“右派”们仍然希望在“五一”节那天摘掉“右派”份子的帽子。
“五一”节那天，“右派”们兴冲冲地参加大会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张鸿书记宣布摘掉3个“右派”份子的帽子，且不让回家，留在农场就业。这个晴天霹雳，让所有人一下绝望了。
这年春节，连续三天场里干部来跟向大家拜年，“右派”们怨声载道：不就是不让人睡觉嘛，听听说的都是什么话——增加知识，鼓足干劲，在新的一年再大干一场。第一天这么说，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是想让我们在这里扎根么？
刚过来时，陈宗海还带了本《水浒传》，后来就不知扔哪里去了。高尔泰在回忆录中写道：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在夹边沟，吃饱肚子已是奢求，遑论精神生活。刘光基说，哪有心情看书—看书还有啥用，“右派”的书都擦屁股或者卷烟了。
不聊天
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份子最为严厉的方式。
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
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逢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劳改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得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陈宗海记得夹边沟还组织过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谊舞会。某年“五一”节，劳教干部把“右派”们都叫起来，不管会与不会，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滩上乱扭一气。
每晚还要开小队会学习，十人围坐煤油灯下，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在线的小木牌。说到熄灯哨响，各自睡去。
同为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周惠南说，每天劳动之后回来就休息，互相之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问别人问题，只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烦。“遇到一个人都会在想：他会不会出卖我，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往上爬？因为确实有这样的人。”
夹边沟易守难逃。尽管这里并没有重兵把守，但多数人仍没有能力从茫茫荒漠中逃脱。劳教之初的伙食尚能基本保持体力，但此时“右派”们多幻想认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灭时，他们又已经吃不饱，没有足够的体力支撑几十公里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未完待续）
──转自《人民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剑）
